基于生态系统核算的沿海湿地修复投资决策评估：以澳大利亚东南部两大海湾为例

《Environmental and Sustainability Indicators》：Ecosystem accounting to support coastal restoration decision-making

　　

生态系统核算是一种结构化编制环境与经济信息的方法，但现有核算多用于报告过去趋势与当前状态，而非评估未来管理方案。本研究采用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System of Environmental-Economic Accounting - Ecosystem Accounting, SEEA EA），对澳大利亚东南部菲利普港（Port Phillip）和西港（Western Port）两个大型都市海湾的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海草床的当前生态系统范围、状况和服务流进行核算，并比较不同修复情景的前景。研究人员聚焦于具备区域相关数据的子集生态系统服务：渔业、休闲垂钓、碳固存、氮固存和海岸防护。研究并未估算生态系统总价值，而是展示如何将选定的生态系统服务指标与修复成本数据整合以支撑决策。所评估的服务每年贡献8970万澳元。随后，研究人员对历史上消失的潮汐沼泽和红树林生态系统在114个可行位点（共1689公顷）上的修复进行了评估，采用三种管理方案：围栏、堤坝拆除以及围栏结合堤坝拆除。恢复所有可行位点预计需投入850万澳元，并在50年内产生1.46亿澳元的收益，相当于净收益1.37亿澳元，投资效益比为16.2。该结果表明，生态系统核算可超越回顾性报告，为比较修复选项和为投资决策提供信息提供一个透明且可重复的框架。

研究背景与问题

河口与海岸带一直是人类定居、工业和资源开采的重点区域，其生态系统提供了包括海产品、木材和运输在内的广泛服务。然而，尽管认识到海岸与海洋生态系统的重要性，许多生态系统的范围和状况及其提供的服务均经历了显著下降。全球红树林范围在2010年左右从净损失转为净增长，但整体态势仍不均衡。阻碍修复投资的一个持续障碍在于：生态系统产生的效益很少以能够与修复成本或替代土地利用回报直接比较的方式进行衡量、估值或报告。这造成了一个实际决策难题：修复可能带来巨大的公共效益，但这些效益在用于指导投资的财务和会计体系中往往是隐形的。

生态系统核算提供了一种共同语言来描述和衡量生态系统对人类与经济的贡献，使其能够像衡量人造资本一样纳入决策。联合国环境经济核算体系（SEEA）是一个国际公认的框架，旨在整合自然资本信息。其生态系统核算标准（SEEA EA）侧重于生态系统及其所提供效益的状态和趋势。尽管已有研究应用SEEA编制过去趋势和当前状态的数据，但将其与前瞻性政策情景分析，特别是与区域海岸带生态系统修复可行性、本地估算成本和预期生态系统服务流相结合的应用仍然相对有限。为此，研究人员针对澳大利亚东南部的菲利普港和西港这两个大型海湾，将SEEA EA框架应用于海洋和海岸生态系统，重点关注红树林、潮汐沼泽和海草床，因为它们具有国际认可度、有记录的损失历史、与当前修复政策相关，并且拥有足够的区域数据来支持范围、状况和选定生态系统服务流的核算。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研究人员采用了包含五个相互关联步骤的研究方法：首先，界定了地理范围和被评估的生态系统类型；其次，估算了这些生态系统的当前和历史地理分布范围；第三，依据参考基线确定了生态系统状况；第四，以实物量和货币量量化了选定的生态系统服务子集；第五，模拟了在三种假设管理情景下修复不同位点的效益和成本，以展示核算信息如何为投资决策提供信息。在生态系统状况评估中，研究人员利用了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生态系统（IUCN Red List of Ecosystems, RLE）的原则，并结合威胁数据（如沿海堤坝的存在和农业放牧情况）以及历史分布范围信息来确定潮汐沼泽和红树林的状况类别。对于海草床，则利用历史分布范围地图，根据海草斑块的年龄、稳定性和最近一次出现的时间来定义当前状况。在生态系统服务估值方面，研究聚焦于五项服务：鱼类供给（基于稳定同位素法估算生态系统对渔获量的贡献）、休闲垂钓（结合旅行成本选择模型估算福利价值）、气候调节（土壤碳固存，使用澳大利亚碳信用单位价格作为市场代理）、水质净化（氮固存，采用影子价格）和海岸防护（基于避免损害模型）。未来的修复情景分析则针对历史上已消失但具备修复潜力的潮汐沼泽和红树林位点，考虑了围栏、堤坝拆除以及两者组合这三种管理行动，并基于位点几何特征和所需行动估算了修复成本，再通过投影生态系统服务价值的变动来计算投资效益。

研究结果

生态系统范围：截至2014年，海草床、潮汐沼泽和红树林分别占菲利普港和西港海洋与海岸生态系统面积的6%、2%和1%。自1750年欧洲殖民以来，红树林净损失（或崩溃）约194公顷（10%），潮汐沼泽净损失2753公顷（34%）。海草床自1970年代以来在两个海湾均出现显著下降，但在不同时期有所波动。

生态系统状况：除了10%的红树林和34%的潮汐沼泽已崩溃外，还有少量红树林（2公顷，0.10%）和大量潮汐沼泽（559公顷，7%）处于高度退化状态（同时受堤坝和农业用地影响）。相比之下，81%的红树林处于自然状态，而潮汐沼泽仅有35%处于自然状态。对于海草床，仅有15%（7031公顷）自1960年代以来保持稳定，被归类为低干扰-自然状态；而高达58%（27080公顷）的海草床在同一时期内已经崩溃。

生态系统服务的实物量与货币价值：所评估的来自潮汐沼泽、红树林和海草床的生态系统服务子集的总价值为每年8970万澳元。其中，水质净化（氮固存）价值最高（合计4680万澳元/年），其次是休闲垂钓（3310万澳元/年）和海岸防护（约670万澳元/年）。商业渔业和休闲渔业的渔获物价值合计为235万澳元/年，碳固存价值为72万澳元/年。

未来管理选项与服务影响：情景分析确定了114个可行的修复位点，总面积1689公顷。如果所有可行位点都得到修复，估计成本为850万澳元，在50年内产生1.46亿澳元的效益，净效益为1.37亿澳元，投资效益比为16.2。不同位点和修复方法的净效益差异很大。单独进行堤坝拆除提供了最高的净效益，每位点在2.5万至3350万澳元之间，最高价值位点位于菲利普港湾西岸（主要用于污水处理池或废弃盐田）。仅进行围栏的净效益范围为每位点1.1万至330万澳元。需要同时进行围栏和堤坝拆除的位点成本更高，但一些大型位点仍能产生可观的净效益。

讨论与结论

该研究表明，基于所评估的服务子集，海草床、红树林和潮汐沼泽每年至少为菲利普港和西港贡献8970万澳元。通过评估修复已崩溃红树林和潮汐沼泽的机会，研究人员估算，850万澳元的投资可以在该地区修复近1700公顷的土地，并在50年内产生1.46亿澳元的效益，净效益为1.37亿澳元，所有可行位点的投资效益比为16.2。这些数值应被视为保守的决策支持估算，而非生态系统的总经济价值，因为许多使用价值和非使用价值未被量化。分析排除了机会成本，假设修复响应基于现有生态知识，且未模拟人口、气候、海平面或碳氮价格的未来变化，这些都会影响长期效益和成本的估算。由于机会成本被省略，报告的净效益和效益成本比可能在修复取代了生产性农业、基础设施或其他有价值的土地利用时被高估；这种偏差在使用价值低或已废弃的现有用途的位点上应较小。这些局限性限制了对绝对货币值的解读，但并不削弱本研究的主要贡献，即展示了一个透明的核算结构如何将生态系统范围、状况、服务流和修复成本结合起来，以比较基于位点的管理选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