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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场家庭了解作业场所的危险性，但为何仍难以采纳安全实践？这是学者们致力于解决的关键矛盾，旨在应对农业领域持续高发的伤害率。本研究运用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 SEM），结合来自美国三个州分别68名和33名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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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农场家庭了解作业场所的危险性，但为何仍难以采纳安全实践？这是学者们致力于解决的关键矛盾，旨在应对农业领域持续高发的伤害率。本研究运用社会生态模型（Socio-Ecological Model, SEM），结合来自美国三个州分别68名和33名农场女性的焦点小组与光声法（photovoice）活动数据，以儿童照护为例，描绘了影响推荐性儿童安全实践采纳的多重因素。参与者反复提及她们所考量的多重因素。虽然最终决策由主要照护者做出，但与中观和宏观层面因素相关的实际考量似乎最具影响力。尽管存在一定局限性，但各研究州在儿童照护格局方面的差异凸显了制度安排在塑造农场安全决策中此前未被充分认识的作用。与常见描述中农场家庭不愿接受帮助相反，许多参与者表达了希望获得更多儿童照护选择和经济支持的愿望。虽然需要基于更大样本的后续研究，但研究结论具有双重启示：就农场安全规划而言，它表明聚焦于实际解决方案的重要性；从政策视角看，相较于监管与惩罚性措施，解决儿童照护供给不足问题可能更有效地减少农场儿童伤害。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尽管农场家庭普遍知晓作业环境中的危险，但长期以来农业领域的伤亡率始终居高不下，这一现象被学者Murphy（2003）概括为“农场安全-风险悖论”。后续研究进一步指出，这种矛盾根植于农场文化中对风险的常态化认知——冒险行为不仅是农耕生活的一部分，甚至被视为农民“真实性”的体现。然而，现有解释大多聚焦于微观层面的文化、社会和行为因素，忽视了经济与政策等结构性因素对个体安全决策的深远影响。针对农场儿童安全问题，专家长期建议将低龄儿童安置在远离农场作业区的成人照护之下，但这一策略的实际采纳率极低。既有研究过度关注农场父母让儿童参与农耕活动的意愿，却未能正视其现实困境：工作与育儿之间的复杂权衡、高昂的照护成本以及乡村地区儿童照护资源的严重匮乏。为此，本研究引入社会生态模型（SEM），以儿童照护作为切入点，系统揭示影响农场家庭采纳安全策略的多层级因素及其交互作用。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定性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于2022年2月至6月在美国俄亥俄州、佛蒙特州和威斯康星州开展的焦点小组与光声法（photovoice）活动。研究对象为68名在农场养育子女的女性（其中33人参与首轮、19人参与第二轮光声法活动）。研究团队通过64家农场服务提供者和农场组织进行便利抽样招募参与者，入选标准包括：自我认同为女性、至少有一名18岁以下子女的父母或主要照护者、居住在上述三州的农场或牧场。数据收集工具包括：一份涵盖儿童照护安排、家庭及农场经营特征的21题背景调查问卷；一份包含9个核心问题的焦点小组访谈指南；以及两套各含3个主题的光声法拍摄提示。数据分析采用迭代式编码策略，融合演绎与归纳推理，并将编码结果映射至SEM的各层级框架中。
三、研究结果
1. 微观层面：儿童因素
儿童年龄和数量直接影响其在工作日的去向。0-5岁儿童最常随父母留在农场（85%-92%的参与者报告此类安排），而5岁后因入学，在农场时间显著减少。儿童对照护服务的态度也发挥作用：喜欢托育机构的孩子更容易被送离农场，反之则增加在农场的暴露时间。此外，年长子女偶尔会临时照看弟妹，但这并非稳定方案。
2. 微观层面：成人因素
配偶分工模式至关重要——95%的参与者已婚或有伴侣，“接力式育儿”（如一人务农一人照看孩子）是常见但常属无奈之选。家庭目标影响决策：视农场为商业者更倾向使用正式托育，而强调传承者则优先让孩子参与农耕。家庭生计策略同样关键：84%的家庭有人从事非农工作，这既增加了托育需求（因不能带孩子上班），也提供了支付托育费用的收入来源。
3. 中观层面：人际因素
亲友网络构成核心“育儿村”：至少60%的参与者依靠祖辈或其他亲属照看0-5岁儿童。亲友的优势在于免费且理解农场安全需求。然而，并非所有人都拥有这样的支持——搬迁至新社区、亲友健康不佳或关系紧张均导致支持缺失。部分参与者甚至因安全理念分歧而拒绝亲友帮助。
4. 中观层面：社区因素
正规与非正规托育资源（保姆、家庭式托育、日托中心）的使用率随儿童年龄增长递减（0-2岁约60%，6-18岁降至13%-30%）。超过半数参与者（59%）面临可用性短缺（如等候名单过长、营业时间不匹配），近三分之一（32%）受困于距离过远。学校被视为最理想的解决方案（6-18岁儿童入学率达83%），但课后和暑假期间的照护缺口仍需拼凑多种方案。费用（48%）、理念冲突（34%）和质量问题（28%）进一步加剧困境。
5. 宏观层面：制度与政策因素
儿童照护成本是所有SEM层级中被提及频率最高的因素。参与者平均每月支付732美元（学年）或575美元（暑期），高额费用迫使许多家庭即使不情愿也只能将孩子带至农场。经济援助申请流程复杂，尤其对自雇身份的农场主而言。此外，政府制定的质量标准与实际育儿理念存在错位（如户外活动时间不足、屏幕时间过多），交通基础设施的缺乏也限制了托育服务的可及性。
6. 跨州比较
三州对比显示，在大力提升儿童照护可及性与可负担性的佛蒙特州，参与者较少使用极端负面词汇描述费用，且是唯一提及州补贴项目的群体，暗示制度安排确实影响家庭决策。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尽管微观层面的个人偏好和目标影响决策，但真正主导农场家庭儿童照护选择的，是中观和宏观层面的实际制约因素——尤其是儿童照护资源的可得性与成本。这与农场安全领域长期侧重个体行为干预的传统形成鲜明对比。研究揭示了两个关键矛盾：一是“理想与现实”的脱节——多数参与者渴望更多托育选项以减轻压力，而非公众印象中的“不愿接受帮助”；二是“村庄神话”的破灭——并非所有家庭都能依赖亲友网络。结论明确指出：相对于加强监管与惩罚措施，通过政策手段扩大儿童照护供给、降低费用，可能是减少农场儿童伤害的更有效路径。研究同时呼吁后续采用量化设计验证州级政策与家庭决策之间的因果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