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应链透明度（SCT）的驱动因素与可持续性结果：环境动态性（ED）在发展中国家的调节作用

《Logistics》：Drivers and Sustainability Outcomes of 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The Moderating Role of Environmental Dynamism in a Developing Country

　　

背景：供应链透明度（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SCT）对可持续性日益重要，但塑造SCT及其可持续性结果的组织与情境因素仍未被充分理解，尤其是在发展中经济体。本研究考察SCT的五个前因以及环境动态性（Environmental Dynamism, ED）在SCT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关系中的调节作用。方法：研究人员通过对约旦工业企业327名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开展横断面调查收集数据，并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artial Least Squares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ling, PLS-SEM）进行分析。模型考察去中介化、国家复杂性、形式化、第三方整合和供应链沟通作为SCT前因。结果：国家复杂性与供应链沟通同SCT正相关，而去中介化、形式化和第三方整合无统计学显著性。SCT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正相关，其中与社会可持续性关系最强。ED显著负向调节所有三个SCT–可持续性关系。结论：研究结果表明，SCT与多维可持续性结果相关，但在更高环境动态性下这些关系变弱。该研究强调供应链沟通与适应性信息管理能力对于在发展中经济体工业情境中实现透明度的可持续性收益的重要性。

论文解读：

供应链透明度（Supply Chain Transparency, SCT；指企业获取、披露、验证并沟通供应链参与者、流程、实践与影响可靠信息的程度）已成为企业提升问责、韧性、利益相关者信任和可持续性的重要能力。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若干问题：文献多聚焦区块链、数字追溯等技术机制，较少在同一模型中整合结构、组织、关系和外部协调类前因；多关注单一可持续性结果，较少同时考察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对SCT在何种条件下更能转化为可持续性结果理解不足；且研究多集中于制度较成熟经济体，发展中国家情境不足。基于此，研究人员在约旦工业部门构建并检验整合框架，考察去中介化、国家复杂性、形式化、第三方整合和供应链沟通五个SCT前因，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三个结果，以及ED的调节作用。

研究人员开展横断面问卷调查，样本来自约旦安曼工业企业管理人员与专业人员，行业包括化学品、食品与供应、塑料制品、印刷与造纸、治疗产品；在线问卷于2025年8月至12月发放，回收346份，排除19份，最终327份。分析采用PLS-SEM，并使用SmartPLS version 4，执行5000次Bootstrapping；评估测量模型信度、聚合效度与区分效度，结构模型共线性、路径系数、R²、f²、Q²_predict、SRMR、NFI，并进行Harman单因子检验与Gaussian Copula内生性诊断。量表来源包括Bastian and Zentes、Iranmanesh et al.和Jum’a et al.。

研究结果表明，模型仅部分支持所提框架。国家复杂性和供应链沟通与SCT显著正相关，其中供应链沟通是最强显著驱动因素；去中介化、形式化和第三方整合不显著。SCT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均显著正相关，社会可持续性关系最强，环境可持续性关系最弱。ED显著负向调节三个SCT–可持续性关系，表明环境越动态，透明度的正向可持续性边际效应越弱。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将五个前因、三重底线结果和ED整合到发展中国家工业情境中，强调SCT是情境依赖的信息管理能力，而非单纯披露实践。

4.1 描述性分析：各构念均值均高于五点量表中点，去中介化均值最高，第三方整合次之，ED最低但仍高于中点；各构念呈负偏态，PLS-SEM不要求严格多元正态，因此适用。

4.2 多重共线性检验：五个SCT前因的VIF为1.284至3.215，各可持续性方程的VIF均低于5，表明多重共线性不构成关键问题。

4.3 结构方程模型：

4.3.1 测量模型分析：所有因子载荷高于0.70，Cronbach’s alpha和组合信度高于0.70，AVE高于0.50，支持指标信度、内部一致性信度和聚合效度；但国家复杂性和去中介化载荷接近0.99，AVE分别达0.979和0.977，可能提示条目冗余。Fornell–Larcker准则和HTMT支持区分效度。

4.3.2 结构模型分析：模型解释SCT方差31.9%，环境可持续性73.4%，经济可持续性50.3%，社会可持续性52.7%。Q²_predict均为正，环境可持续性最高。SRMR为0.028，NFI为0.818，低于0.90，因此模型 adequacy 需结合多类证据解释。效应量方面，供应链沟通对SCT为中到大效应，SCT对社会可持续性为大效应，ED对环境可持续性为很大效应，SCT × ED对经济与环境可持续性为大效应。

4.3.3 假设检验：国家复杂性正向影响SCT，支持H₂；供应链沟通正向影响SCT，支持H₅；去中介化、形式化和第三方整合不显著，H₁、H₃、H₄未获支持。SCT正向影响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支持H₆、H₇、H₈；其中社会可持续性关系最强。ED对三个可持续性结果也有显著正向直接关系，但同时作为调节变量发挥作用。

4.3.4 环境动态性的调节作用：SCT × ED对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均为显著负向，支持非定向假设H_9a、H_9b、H_9c；经济可持续性受ED负向调节最强，其次为环境可持续性，社会可持续性相对较弱。结果表明，高动态环境下透明度的可持续性边际收益下降。

4.3.5 内生性与稳健性评估：Gaussian Copula八个项均不显著，p值范围为0.072至0.618，未识别出显著内生性问题；最接近显著的是SCT→环境可持续性项，但仍高于阈值。该分析仅作为稳健性诊断，不能建立因果性。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说明，SCT更受信息需求与沟通过程驱动，而非仅由结构简化、正式程序或第三方参与驱动；去中介化、形式化和第三方整合不显著，不应解释为其普遍无效，而可能取决于实施质量、情境、技术准备和操作化方式。SCT与三重底线可持续性相关，但强度不同，社会最强、环境最弱，说明透明度是信息使能器，不能替代环境技术投资和运营改进。ED既对可持续性有正向直接关系，又负向调节SCT–可持续性关系，表明高动态环境下企业虽可能有更强可持续响应，但将透明度转化为持续结果的边际能力下降。理论上，研究整合信息处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和动态能力理论，并强调发展中国家情境化。实践上，企业应优先提高供应链沟通质量，管理来源国社会伦理复杂性，并将透明度与适应能力、灵活采购、供应商风险监测和快速决策结合。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便利抽样、样本以男性及一线管理者为主、SCT解释方差有限、两指标构念及高载荷可能反映条目冗余。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考察了供应链透明度（SCT）的前因、其与环境、经济和社会可持续性的关系，以及环境动态性（ED）在约旦工业部门中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部分支持所提出框架。国家复杂性和供应链沟通与SCT显著正相关，而去中介化、形式化和第三方整合无统计学显著性。SCT与所有三个可持续性维度正相关，其中社会可持续性关系最强，环境可持续性关系最弱。ED显著负向调节所有三个SCT–可持续性关系，表明随着环境条件更加动态，透明度与可持续性之间的正相关变弱。这些发现强化了SCT是重要但情境依赖的供应链能力这一观点。在约旦工业情境中，透明度似乎更依赖有效信息交换以及管理产品来源国社会伦理挑战的需要，而非结构简化、正式程序或第三方参与本身。同时，透明度与更广泛可持续性收益相关，尤其社会可持续性，但其贡献在不同结果间并不一致。相对温和的SCT–环境可持续性关系表明，透明度应被视为信息使能器，而非清洁技术、废物减少、能效和环境流程改进等运营投资的替代品。调节结果凸显重要边界条件：尽管透明度可改善对相关供应链信息的获取，高度动态环境可能削弱企业将这些信息转化为持续环境、经济和社会结果的能力。因此，在高ED下运营的企业应将透明度与适应能力、灵活采购、快速决策、供应商风险监测和响应性信息系统相结合。从理论视角，该研究将五个前因、三个可持续性结果和ED整合到发展中国家工业情境的单一框架中，结果支持信息处理理论、利益相关者理论，并以负向调节效应扩展动态能力理论。从管理视角，工业企业应优先提高与供应商、客户、物流提供商和内部职能沟通的质量、及时性和可靠性；在复杂国家环境中应加强供应商数据库、合规监测、文档系统和国别风险评估；不应将去中介化、形式化和第三方整合视为独立解决方案。研究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便利抽样、样本代表性限制、SCT解释方差为31.9%、部分构念指标较少以及高信度可能反映条目冗余；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或面板数据、概率抽样、更大样本、更多高级管理者参与，并纳入监管压力、数字转型、区块链、人工智能、供应商信任、高层管理支持和供应链韧性等变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