园区靶向绿色化对企业生产率和排放的影响：来自中国国家级生态工业园区项目的实证证据

《Structural Change and Economic Dynamics》：Park-Targeted Greening on Firm Productivity and Emissions: Evidence from China’s National Eco-Industrial Park Program

　　

摘要

本文研究了现有工业园区的绿色升级能否在降低污染的同时提高生产率。我们将中国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官方边界数字化，并将其与1998年至2014年的地理编码制造业企业相匹配。利用69个生态工业园区分阶段获批的时序，我们估计了双重差分模型，将入选园区内的企业与其他开发区内的企业进行对比。固定效应、匹配、重新加权以及异质性稳健的事件研究估计显示，生态工业园区（EIP）认定与全要素生产率提高6–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降低33–40%、烟尘排放强度降低34–37%相关。效应对于大型企业、污染密集行业以及东部地区更为显著。额外证据表明，企业内部的调整、产业互补性、清洁燃料使用以及环保控制投资发挥了作用。研究结果表明，协调推进的绿色升级可以同时改善成熟产业集群的经济和环保绩效。

引言

经济特区（SEZs）已被各国广泛采用作为工业发展的工具（Neumark & Simpson, 2015）。截至2018年，全球147个经济体共有近5400个经济特区在运营，另有500多个新区划在规划中（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 2019）。这些地理指定的区域通过财政和监管激励以及基础设施支持来促进工业活动（Lu等, 2023）。然而，这种空间集中的工业化模式也导致了不断加剧的资源压力和严重的环境退化（Liu等, 2017; UNIDO等, 2017; Lu等, 2021）。为此，许多政府出台了旨在推动经济特区绿色转型的政策，以平衡经济增长与环境保护。然而，此类转型政策的有效性一直未得到足够的关注，尤其是在微观层面。我们理解中仍然存在一个关键空白：现有工业园区能否在不牺牲当初创建时所追求的经济收益的前提下改善其环保绩效？

越来越多的研究开始着手回答这一问题，但仍存在重要的局限性。早期工作记录了中国特定园区中产业共生的出现，提供了资源效率改善的定性证据（Shi等, 2010; Shi等, 2012）。近期定量研究将生态工业园区政策与城市或县级层面的环境结果联系起来。Zhang等（2023）发现，国家级生态工业示范园区提升了城市全要素能源效率。Ma等（2025）记录了城市雾霾污染的减少，Cheng和Yang（2024）报告了地级市层面的污染缓解效应。Cao等（2022）和Xu与Ding（2026）使用总量数据考察了碳排放和能源消费的影响。这些研究存在一个共同局限：它们依赖城市或县级层面的识别。由于经济特区的平均获批面积仅46平方公里，而一个典型县大约为3400平方公里，县级层面的分析不可避免地会将园区边界内的企业与边界外的企业混合在一起，使得难以将园区特有的政策渠道与更广泛的城镇趋势区分开来。此外，很少有研究同时考察生产率效应和环境结果，使得环境效益是否以牺牲经济绩效为代价这一问题仍未得到解答。

在本文中，我们利用中国的生态工业园区（EIP）计划，研究绿色转型政策应用于现有工业园区的企业层面效应。该计划于2001年启动，将已有的开发区转变为推动产业共生的园区——即推动同一园区内企业在废物、能源和物料方面进行协调交换。我们利用覆盖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官方名录和边界公告构建了地理空间数据库，包括562个国家级园区，并将数字化边界与1998年至2014年的地理编码制造业企业相匹配。利用82个园区分阶段获得EIP建设正式启动批准的时间差异，我们的基准双重差分设计将EIP内的企业与其他开发区内的企业（两个行政级别）进行对比。我们使用预设园区特征与灵活时间趋势的交互项、倾向得分匹配、粗化精确匹配、逆概率加权以及Sun和Abraham（2021）交互加权事件研究估计量来解决选择偏倚和交错时序问题。

我们的分析得出三组发现。第一，EIP政策与企业生产率和环保绩效的改善相关。在表2报告的估计量中，全要素生产率提高了约6–10%，二氧化硫排放强度下降了约33–40%，烟尘排放强度下降了约34–37%。这些模式在替代对照组、安慰剂分配、控制并发政策、设计用于减少溢出污染的排除方法以及替代水污染结果下仍然稳健。第二，效应因企业和地点而异。大型企业的生产率提升更大，国有企业和东部省份企业的提升也更大，污染密集行业企业的提升同样更大；大型企业、东部省份企业和污染密集行业企业的污染减少幅度更大，而国有企业的额外二氧化硫效应在统计上不显著。第三，机制分析表明，估计的变化主要来自现有企业内部。产业互补性更强的园区和企业的效应更强、燃料煤使用下降、清洁燃气使用及其能源占比上升、环保设施增加，这些现象与协调生产调整和环境投资相一致。

本文对文献做出三点贡献。第一，我们将地方性政策的研究从经济特区的初始设立扩展到其长期演进和绿色转型。大量研究考察了经济特区如何吸引外国直接投资（Devereux等, 2007; Criscuolo等, 2019）、创造就业（Neumark & Kolko, 2010; Zeng, 2015）、提高收入水平（Tafese等, 2025）、促进城市扩张（Zheng等, 2017）以及提升人力资本（Lu等, 2023）。较少有研究关注已建立的园区如何应对环境约束并实现可持续升级。Lu等（2019）研究了中国经济区的初始设立，利用城市层面的变异记录了企业进入和集聚的显著效应。Li等（2026）利用数字化园区边界和匹配的企业层面生产与污染记录，进一步表明暴露于中国国家级开发区会提高产出同时降低二氧化硫排放。我们的研究在两个方面有所不同：我们考察的是集约边际——现有园区的绿色转型，而非初始设立的粗放边际。此外，我们的识别在园区边界层面运作，而非城市层面，提供了更精细的空间分辨率。这一区别至关重要：一个城市可能包含多个具有不同政策暴露的经济特区，而城市层面的分析无法将园区内效应与更广泛的城镇环境分离开来。

第二，我们在地方性政策评估的文献中做出两点方法学贡献。一方面，我们通过构建详细的经济特区层面边界来提高政策识别的精确度，而非依赖粗略的行政单位。由于经济特区层面的地理数据长期不可获得，大多数现有研究依赖县或地级市进行识别（Liu等, 2022; Nie等, 2022）。县级层面的分析不可避免地将非经济特区企业与经济特区内部企业混合在一起，使得难以将特区特有的政策效应与更广泛的城镇政策分离开来。另一方面，我们通过将比较限制在经济特区内部的企业来完善对照组的构建。根据官方文件，生态工业园区必须是有合法设立边界的经济特区，具有统一管理和省级或国家级批准。因此，适当的基准是将被选中进入EIP计划的经济特区与未被选中的其他经济特区进行比较。相比之下，大多数现有研究的对照组来自没有EIP的县或城市（Jun Liu等, 2022; Zhang等, 2023; Cheng和Yang, 2024），这引入了任何经济特区之外企业，偏离了政策的实际定义。我们经济特区内部的比较避免了这种污染，并抵消了经济特区设立本身的持续效应，从而孤立出绿色转型的增量影响。

第三，本研究对发展中经济体环境监管的文献做出贡献。先前研究表明，传统的命令控制型监管往往降低生产率、抑制产出并产生就业冲击（Greenstone等, 2012; He等, 2020; Liu等, 2021），而市场化工具如碳排放交易体系在不发达的制度环境中往往面临实施挑战（Wen等, 2020; Quan和Duan, 2023）。我们的发现与Chen等（2025）的近期工作相呼应，他们考察了污染监管的地理范围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Chen等（2025）研究地级市层面实施的常规监管，发现此类监管倾向于降低受监管地区的生产率，而我们研究的是一种性质不同的政策工具，一种基于产业生态、促进同一园区内企业间协调而非统一排放标准的工具。这一对比具有启发性：它表明环境政策与生产率之间的关系可能不仅取决于监管力度，还取决于政策的设计和运行渠道。我们结果的模式总体上与波特假说一致——即设计良好的环境监管可以刺激创新和改进以抵消合规成本（Porter和Linde, 1995），尽管我们的分析无法明确确立因果路径。

本文其余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介绍中国EIP计划的制度背景。第3节描述数据和实证策略。第4节报告基准结果和稳健性检验。第5节探讨潜在机制。第6节呈现已异质性分析，第7节总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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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共生与生态工业园区**

地理邻近的企业可以交换废物、能源和水，将一个企业的副产品转化为另一个企业的投入品——这一理念可以追溯到丹麦的Kalundborg工业园区，该园区在20世纪60年代自发形成了此类网络（Ehrenfeld和Gertler, 1997）。到1997年，Kalundborg发电厂通过使用炼油厂燃气每年节约约30,000吨煤，而其脱硫过程中产生的石膏则作为相邻墙板制造商的原料（Dat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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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利用一个覆盖1998年至2014年的综合企业层面面板数据，将两个行政数据库与新建成的工业园区边界地理空间数据相结合。1998年至2014年的样本期由ASIF和企业层面环境数据库可以一致合并的共同年份决定，用于本研究的经济、污染、所有权和地址变量。主要经济数据来源为中国工业企业年度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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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准结果**

我们首先考察EIP计划对企业层面生产率和污染强度的影响。表2 Panel A报告了基准估计结果。所有模型规格均包含企业和年份固定效应、八个随时间变化的企业控制变量，以及七个预设园区特征与线性、二次和三次时间趋势的交互项；标准误按企业聚类。EIP认定使TFP-LP提高0.0797对数点，使TFP-OP提高0.0605对数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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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制**

基准结果表明EIP计划提高了企业生产率同时降低了污染强度。我们现在探究其原因。EIP计划的独特之处在于，它并不是简单地对企业施加更严格的污染标准，而是重新组织整个园区的物理和制度环境以促进企业间资源交换。如果这种协调功能是该政策运作方式的核心，我们应该观察到三点：收益应反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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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异质性效应**

平均处理效应可能掩盖了跨企业和情境的重要差异。我们通过在方程（1）中增加交互项来考察五个维度的异质性：

$$Y_{ijct} = \alpha + \beta_1 EIP_{jt} + \beta_2 (EIP_{jt} \times Z_{ijt}) + \beta_3 Z_{ijt} + \gamma X_{it} + \delta_i + \lambda_t + \theta_{ct} + \varepsilon_{ijct}$$

其中 $Z_{ijt}$ 表示调节变量，$\beta_2$ 衡量估计的EIP效应在不同组别间的差异。表11考察了企业规模、国有所有权、东部区位和污染密集行业状态，表12考察了园区密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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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论**

本文研究了现有工业园区的绿色升级能否在不降低企业生产率的前提下改善环保绩效。我们构建了一个地理空间数据集，映射了中国国家级和省级开发区的官方边界，包括562个国家级园区，并将其与1998年至2014年的制造业企业相关联。

利用82个园区错时引入EIP认证的政策，我们发现生产力提升约为6-10%。

作者贡献声明

李文清：构思、方法论、数据整理、软件、形式分析、验证、可视化、撰写——初稿、撰写——审阅与编辑。

王雨蒙：构思、方法论、资源、验证、撰写——审阅与编辑、指导。

张旭东：项目管理、撰写——审阅与编辑。

未引用参考文献

Dehejia与Wahba（2002），Lyon与Maxwell（2011），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部（2016），Sant'Anna与Zhao（2020），Yu等人（2014），Zeng等人（2021），Chertow与Park（2016）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李文清：撰写——初稿、软件、数据整理。

王雨蒙：撰写——审阅与编辑、方法论、构思。

张旭东：撰写——审阅与编辑、可视化、方法论。

李文清 | 王雨蒙 | 张旭东

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学院，北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