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湿地保护考量的全球湿地城市休闲优先发展区识别

《Habitat International》：Identifying recreation priority development zones in global wetland cities under wetland conservation considerations

　　

- 双变量LISA通过将象限中心锚定在绝对零点进行改进。
- 提出了一个考虑湿地恢复的优先发展指数。
- 湿地城市间的休闲潜力呈现区域分异，形成四种模式。
- 休闲-保护协同效应集聚于郊区；城市核心区面临双重衰退。
- 潮间带、滨海沼泽、池塘和运河是休闲开发优先的湿地类型。

**引言**

湿地生态系统覆盖地球陆地面积约6%，每年提供的生态系统服务估值达39.01万亿美元，约占全球年GDP的7.5%，使其成为地球上单位面积服务产出强度最高的生态系统类型(GWO, 2025)。在高密度城市建设环境中，湿地是自然解决方案(NbS)的核心载体(Quezada等, 2026)。随着全球城市化率突破45%(WUP, 2025)，其文化生态系统服务(CES)，特别是休闲游憩、美学感知和精神恢复，正受到日益增长的国际关注。千年生态系统评估(MEA)将休闲潜力定义为一区域在自然和社会环境约束下支持休闲需求的综合能力(Hansmann等, 2007; MEA, 2005)，并将其定位为CES转化为人类福祉的关键渠道(Díaz-Pinzón等, 2025; Wood等, 2024)。实证证据表明，接触城市湿地环境可显著降低皮质醇水平并缓解精神疲劳(Opdahl等, 2021; Xia等, 2025)；此类健康效益已被纳入世界卫生组织的公共健康政策框架。在后疫情时代人类行为模式重塑和基于自然的休闲需求激增的背景下，城市湿地不再仅仅是生态安全的保障，而成为承载高质量休闲体验、回应居民从物质满足向精神福祉追求的稀缺空间资源(Liang等, 2026)。

然而，释放休闲需求与保护湿地生态功能之间存在协同与对立的双重关系。经过适当规划的休闲开发可以激活公众的生态意识并将经济收益回流至保护工作，从而促进湿地保护的良性循环(Dar & Dar, 2025; Makwinja等, 2026)。相比之下，过度的旅游基础设施、道路硬化和大量游客踩踏往往以微妙而持久的方式导致栖息地破碎化，加速植被退化和水文功能受损(Das & Basu, 2020; Zhang等, 2025)。此类矛盾在全球范围内普遍存在。一些城市优先保护湿地而实施全面封闭；虽然短期内遏制了退化，但居民与自然环境产生了物理隔离，这与《拉姆萨尔公约》倡导的"明智利用"原则相悖，也不符合联合国人居署《新城市议程》为所有市民提供安全、包容、可达的绿色公共空间的呼吁(UN-Habitat, 2024)。《生物多样性公约》下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同样将自然休闲空间的可达性作为生物多样性主流化的核心途径(CBD, 2022)。因此，如何在确保湿地不退化、理想情况下继续恢复的前提下，识别适宜优先释放休闲价值的湿地空间，从而以最小的生态干预获取最大的社会福利增益，已成为城市生态空间治理的核心科学挑战。

在休闲潜力量化和湿地退化/恢复识别领域，已积累了丰富但很大程度上相互平行和碎片化的研究(Heidari & Gravelle, 2025; Suresh等, 2025)。休闲潜力评估已从早期的基于休闲机会谱(ROS)的资源管理和问卷驱动的行为量化(Clarik & Stankey, 1979; Joyce & Sutton, 2009; Paracchini等, 2014; GWO, 2025)，发展到GIS支持的空间叠加框架，该框架在统一空间参考系下耦合景观吸引力和外部机会供给，实现网格尺度定量表达(Ghasemi等, 2023)。然而，现有指标体系大多面向城市绿地、泛蓝绿空间或宽泛定义的自然景观(Li, Chen等, 2026)，未能充分考虑湿地特有属性，如开放水体的水文动态和沼泽植被/土壤湿度条件，导致应用于湿地时产生显著的指标适配偏差。在湿地退化/恢复识别方面，现有研究主要依赖土地利用叠加和转移矩阵分析，引入生态系统服务价值(ESV)框架表征不同湿地类型的功能强度，从而从土地覆盖转移中推断退化或恢复方向(Peng等, 2024)。然而，ESV本质上是单一综合价值的货币化表达，难以捕捉湿地同时提供的多功能复合属性。因此，亟需从多功能耦合视角重新定义湿地功能类型，并在此基础上进行转移分析。

在优先开发区识别方面，相关研究已广泛应用于保护区规划、城市绿地布局和生态修复选址(Fu等, 2026)，但仍存在两个共同局限性。第一，现有方法围绕单一目标设计优先指数，很少将主要要素与次要要素之间的协同/权衡嵌入量化本身，在多元要素动态平衡维度上留下盲区(Dvornikov等, 2025; Wu等, 2023)。方法上，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已逐渐成为空间化协同与权衡的主流工具，因为它能在精细尺度上解决要素耦合的局部集聚，并产生具有明确物理意义的四象限类型学，从而为将要素间关系嵌入优先设计提供易于对接的分析基础(Xu & Wang, 2026)。第二，优先识别通常锚定单一城市或区域的本底条件，产生绝对评价标准，忽视了处于不同发展阶段城市间治理能力和基础设施成熟度的结构性差异；输出结果因情境依赖性不匹配而在跨城市迁移时往往失去可行性(Wu等, 2025)。因此，跨多城市区域的优先识别仍需在定量嵌入要素间协同/权衡关系和自适应校准跨城市情境两方面寻求更系统的方法论回应。

基于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以《拉姆萨尔公约》下全球43个认证湿地城市的城市湿地为研究对象。遵循"跨城市-城市内-湿地斑块"递进的分析逻辑，回答三个关键科学问题：(1) 各城市在湿地城市认证前后的休闲潜力(RP)如何变化，哪些发展模式支撑着城市休闲建设？(2) 在各发展模式下，湿地恢复(RPC)与休闲潜力变化(RPC)之间存在何种空间协同/权衡关系，是否出现城乡差异化模式？(3) 在保障湿地恢复的前提下，哪些湿地斑块适宜优先释放休闲价值，如何对其进行定量且差异化的优先识别？研究结果旨在为城市湿地中保护/恢复与休闲开发之间动态平衡的空间决策提供支持，并为全球湿地城市管理中落实《拉姆萨尔公约》"明智利用"原则提供方法论参考。

**各章节片段**

**研究区域**

本研究聚焦于《拉姆萨尔公约》第一批和第二批认证43个湿地城市(图1)，这些城市广泛分布于亚洲、欧洲、非洲和北美洲的17个国家，包括20个沿海城市和23个内陆城市(Jiang等, 2026; Yin等, 2026)。就景观代表性而言，全部43个城市的近郊带均保留了丰富的湿地资源和休闲空间，共同涵盖18种湿地类型。

**研究框架**

本研究以"数据-信息-知识-智慧"(DIKW)范式(图2)为指导，整合2016年和2024年多源遥感与地理空间数据集，提取43个湿地城市的湿地RP和WDC空间信息。在此基础上构建信息层，首先通过聚类分析识别城市级休闲发展模式；然后运用改进的双变量局部空间自相关方法解析RPC与WDC之间的协同与权衡模式。

**湿地城市间的RPC格局与发展模式**

认证前后，突尼斯、西班牙和加拿大的RP增幅位列前三：19个城市净增，12个保持稳定，12个净减(图3a)。RP上升的城市集聚于欧洲、非洲和北美洲，增长率均落在(5%, 10%]区间；法国圣奥梅尔是唯一下降例外，降幅为10%。下降城市集中在亚洲，但大洲内各国表现……

**RPC与WDC之间协同/权衡的解读**

各发展模式下，全球湿地城市的潜在服务区(LH)和协同增强区(HH)普遍偏向郊区。双重衰退区(LL)在SCD、CM和NLE城市的核心城区更为常见。这些共同模式出现在不同的发展和治理语境中。在ISD城市，过度开发压力(HL)在核心城区最为显著，城乡差距达约5%(图6a)。亚眠展示了竞争……

**结论**

本研究通过CRPDI将43个《拉姆萨尔公约》认证湿地城市的休闲潜力、湿地变化和斑块级优先性联系起来。从2016年到2024年，19个城市的休闲潜力增加，12个下降；12个城市湿地净恢复，11个净退化。四种发展模式在城乡RPC-WDC模式上有所不同。SCD城市四类别间差异最小，而CM城市……

**作者贡献声明**

Zhe Yang：写作 – 审阅与编辑，写作 – 初稿，可视化，验证，监督，方法论，形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Weiguo Jiang：监督，资源，项目管理，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概念化。Yumei Qi：验证，监督，形式分析。Peiyu Yang：验证，数据整理。Xiaogan Yin：验证，监督。Ze Zhang：监督，形式分析。Yu Kang：监督，形式……

**数据可用性**

数据将根据要求提供。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可能影响本文工作的已知经济利益竞争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由中国国家重点研发计划(项目编号2023YFF0807204和2024YFF1306105)资助。

Zhe Yang | Weiguo Jiang | Yumei Qi | Peiyu Yang | Xiaogan Yin | Ze Zhang | Yu Kan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