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candinavian Journal of Caring Sciences》：Collaboration for Healthy Ageing Through Preventive Home Visits: Identifying Home Visitors' Collaboration Partners
编辑推荐：
背景与目的
跨部门协作（intersectoral collaboration）对于促进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eing）至关重要。预防性家访（preventive home visits）为家访者（home visitors）支持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提
背景与目的
跨部门协作（intersectoral collaboration）对于促进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eing）至关重要。预防性家访（preventive home visits）为家访者（home visitors）支持老年人的健康老龄化提供了机会。然而，关于家访者与哪些协作伙伴（collaboration partners）接触，尚知之甚少。本研究旨在识别家访者为从预防性家访中取得积极结果而接触的协作伙伴。
方法
本研究基于对来自瑞典五个市镇（Swedish municipalities）并参与预防性家访的共16名专业人员的五次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数据的再分析。数据采用常规内容分析（conventional content analysis）进行分析。已获得瑞典伦理审查机构（Swedish ethical review authority）的伦理批准（参考号：2022-06054-01）。
结果
分析显示，与政治家和媒体等有影响力实体（influential entities）的协作被视为推进健康老龄化倡议的关键。其他重要伙伴包括参与有意义休闲活动（meaningful leisure activities）者、促进参与（participation）者、促进终身学习（lifelong learning）者以及健康与社会照护部门（health- and social care sectors）者。
结论
家访者与广泛部门协作以促进健康老龄化。关键岗位领导者的支持可能增强这些协作的有效性。在采用全社会路径（whole-of-society approach）应对老龄化时，预防性家访的规划应考虑已识别的伙伴。
论文解读
在健康老龄化（healthy ageing）议题中，跨部门协作（intersectoral collaboration）被认为是改善老年人健康与福祉的重要路径。世界卫生组织将健康老龄化界定为发展和维持使老年期幸福成为可能的功能能力的过程。跨部门协作指包括政府、非政府组织、学术机构和老年人组织等不同社会主体之间的协调行动；协作也可被理解为两个或更多个体或实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共同工作的过程。尽管从事老年人健康工作的人员几乎主要聚焦于微观层面的个体老年人，但他们也具有与管理者、政策制定者和政治家等跨部门接触的潜力，这种横向参与对于在更广泛社会情境中促进健康老龄化至关重要。公共卫生干预若要成功，应面向不同部门之间的跨部门协作。然而，关于公共卫生干预中工作人员究竟与谁协作以促进健康老龄化，仍知之甚少。
预防性家访（preventive home visits）是面向老年人的知名公共卫生干预。其目标是通过围绕社会参与、身体健康和心理健康等因素开展健康促进对话，维持或改善老年人的健康与福祉。复杂公共卫生干预如预防性家访已被证明可促进独立性并支持老年人在普通住宅中生活更久；综述还显示其可帮助老年人维持功能能力、减少入住养老院需求并增加初级卫生保健就诊次数。系统综述和荟萃分析显示，预防性家访可改善健康结局，包括降低死亡率、改善身体和心理健康以及提高生活质量；瑞典研究也确认类似效果。经济收益如减少养老院入住和降低医疗使用亦有报告。近期研究进一步强调生活质量、心理健康和社会支持的改善。然而，预防性家访的积极效果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访问期间发生的内容以及访问后采取的行动。这凸显了具备向老年人建议或转介广泛服务与活动的能力的重要性，这些服务与活动需符合老年人的个体需求和偏好。通常，未接受市政健康与福利系统帮助的老年人会获得访问，年龄范围约为75至85岁；实施访问的家访者职业可不同，但通常由护士进行，有时由不同健康人员多次访问。访问期间，家访者可向老年人建议或转介多种其他服务与活动。因此，广泛的协作伙伴对于提供适当建议至关重要。但关于预防性家访的科学文献很少描述家访者除最密切团队之外拥有哪些协作者；在丹麦，预防性家访有较长历史并受法律规制，近期评估显示健康人员具有多种协作者，他们参与内部和外部沟通与协作，与公民社会、健康照护中心和体育团体等举行会议。为明确预防性家访促进健康老龄化时涉及哪些协作者，需要更多研究。因此，本研究旨在识别家访者为获得预防性家访积极结果而接触的协作伙伴。
研究人员开展了定性设计研究，以数字焦点小组讨论（focus group discussions）为主要数据收集方法，并遵循定性研究报告统一标准（Consolidated Criteria for Reporting Qualitative Research, COREQ）。样本来源方面，家访者通过市政网站识别，并经电子邮件和电话招募；纳入来自瑞典、定期进行预防性家访或类似访问的人员。共16名家访者来自15个市镇，分为五个讨论组；其中2名男性和14名女性，中位年龄45.5岁（范围31–67岁），职业包括社会工作者、助理护士、注册护士、公共卫生工作者、行为科学/人力资源以及健康与职业康复等。讨论于2023年10月通过在线通信平台进行，持续70至100分钟。分析采用Hsieh和Shannon的常规内容分析（conventional content analysis），由研究人员阅读材料、独立编码、比较编码并形成类别，第二和第三作者审核编码和类别；为增强可信度，研究结果摘要通过电子邮件发送给来自不同焦点小组的四名参与者，四人均确认解释准确反映其观点和经验，最后所有作者讨论并同意结果。伦理批准来自瑞典伦理审查机构（Swedish ethical review authority，参考号2022-06054-01）。
研究结果形成五类协作伙伴描述。总体而言，家访者强调许多协作者似乎对促进健康老龄化重要，而寻找协作者的前提条件因家访者而异。拥有协作时间并寻找新协作者似乎重要；参与预防性家访之外其他活动（如为老年人组织会面场所）的家访者似能有效创建新联系人，这些联系人可用于预防性家访。有时家访者工作描述中明确要求与政治家沟通，家访者有时也将其视为工作的自然部分。
3.1 有影响力实体中的协作伙伴
通过焦点小组讨论的常规内容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有影响力实体中的协作伙伴在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决策中发挥中心作用。家访者表示，与市镇内政治家等有影响力实体对话对于决定最适合老年人需求的行动很重要。分析显示，有些家访者与政治行为者有频繁接触，而另一些互动较少。家访者提到社会照护委员会、市议会等场合，并利用机会分享在家访中听到的内容；还提到“Senior handyman service”等由照护管理部门与技术管理部门之间的协作。若不走游说路径，则需通过正式渠道，即经直接管理者进入管理组再到市镇层面。媒体是另一有影响力实体，家访者通常联系传统媒体如报纸，以沟通其家访相关工作，并告知或倡导与老年人相关问题。由此得出结论，与有影响力实体的协作对推进健康老龄化倡议关键。
3.2 促进有意义休闲时间的协作伙伴
通过分析，研究人员识别出可促进老年人有意义休闲时间的协作伙伴，主要与身体和社会活动相关。家访者提到的例子包括球俱乐部、网球俱乐部、健身房、体育俱乐部、体操俱乐部、Swedish Outdoor Association、会面点编织小组、教会、会面场所、日常活动、老年聚会和National Pensioners' Organisation。通常，家访者告知并在某些情况下邀请老年人参加特定活动，然后由老年人自行联系这些活动的组织者。例如，有球俱乐部刚开始步行足球，老年人也会被邀请。结论是这些协作者可为老年人贡献有意义的休闲时间。
3.3 促进参与的协作伙伴
通过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家访者描述了可影响老年人社会参与机会的各种行动者，例如参与休闲活动。为促进参与，家访者尝试在交通部门寻找协作。有时老年人在访问中表示前往活动存在交通困难，家访者举例帮助老年人申请paratransit服务。家访者还提到，paratransit、停车许可和医疗交通等是反复出现的主题，他们既提供信息也协助申请。两名家访者讨论如何尝试与交通部门协作安排巴士接送老年人参加特定活动。安全感对促进参与至关重要，警察被家访者视为促进安全的另一重要协作者；他们邀请老年人与当地警察会面和讨论，以帮助培养安全感。其他重要协作者包括Swedish Enforcement Authority和银行，以促进财务稳定。家访者强调财务资源是老年人参与的关键因素，因此此类协作必要；他们与Swedish Enforcement Authority人员以及可到老年人家中讨论财务问题的债务咨询师有联系。由此得出结论，这些协作可促进老年人参与社会。
3.4 促进终身学习的协作伙伴
通过分析，研究人员确定另一关键协作者类别涉及可促进终身学习的个体或行动者。该类别包括年轻人、劳动力市场、教育和老年人志愿组织。家访者常提到志愿部门协作者如Red Cross，以及服务儿童和年轻人的学校。劳动力市场中的veteran organisations也被列为家访者可转介老年人的资源。家访者表示，他们有时会或可以联系年轻人，以各种方式支持老年人。因此，家访者建议可与学校接触，使老年人支持儿童，而年轻人又可支持老年人。例如，学校为退休人员提供午餐，且得到补贴；儿童、青年和老年人在实际参加时都享受其中，但需要一些推动。家访者表示，当老年人实际参加时，几乎只得到积极反馈。这些发现表明，与教育、劳动力市场和志愿部门行动者协作可支持老年人的终身学习和社会包容；此类伙伴关系还可能有助于形成有意义角色和持续社会参与，这是健康老龄化的关键组成部分。
3.5 促进良好健康与社会照护的协作伙伴
通过分析，研究人员发现家访者认为健康与社会照护中的协作者对促进健康老龄化重要。家访者强调，若在初级保健中心有联系人，可促进协作；例如，拥有初级保健中心的直拨电话号码会有益。家访者可鼓励老年人自行寻求帮助，或在必要时协助其联系适当联系人。此外，家访者建议与医院协作可能有益，例如在患者出院后开展健康促进对话。尽管称为预防性家访，仍有一些与不良健康相关的一般问题；有家访者表示与健康中心协作，从而可识别脆弱个体并转介。家访者还提到在市政健康与社会照护系统内有许多协作者，如物理治疗师、职业治疗师、痴呆协调员和家庭支持提供者。若老年人需要辅助设备，家访者会联系职业治疗师；若老年人希望获得认知问题指导，则联系痴呆协调员。多数家访已与市镇内这些专业建立联系路径。
讨论部分总结认为，跨部门协作对于促进健康老龄化至关重要，本研究识别了有影响力实体如政治家和媒体，以及有意义休闲活动、促进参与、终身学习促进者和健康与社会照护部门人员等协作者。为在预防性家访中促进健康老龄化，需要不同组织中的广泛协作伙伴。结果同时显示，正式沟通方法可能并不总是存在，有时与协作者的沟通可能依赖家访者自身网络、动机、兴趣和参与。因此，建立商定且正式的沟通渠道可促进健康老龄化。例如，家访者可定期联系初级保健中心和养老金组织；让这些组织讨论健康老龄化共同问题的论坛也可能促进具体个案中的个体接触，如老年人需要健康照护帮助或寻找符合偏好的社会活动时。终身学习方面，家访者与学校和大学协作；加强这些联系可带来更多终身学习和代际学习活动。终身学习是科学文献中健康老龄化的重要方面，代际会面可创造相互学习机会。通过老年人的经验，年轻人可学习和反思老龄化、衰老含义以及生命历程；同时，老一代也有机会向年轻一代学习。因此，若家访者持续与教育部门行动者协作，预防性家访可创造终身学习和代际联系机会。研究结果还表明，协作伙伴存在于社会许多层面以及自身组织之外。常用理论视角是全社会路径（whole-of-society approach），这体现了超越健康与社会照护服务的实际应用。既往研究强调全社会路径是健康老龄化的关键方面。不过，可能还可接触比当前结果更多协作者。重要的是考虑家访者多样性：有些家访者可能有许多协作者，另一些较少，取决于其职业和通常联系人。因此，此类研究可突出关键协作者，并鼓励物理治疗师和职业治疗师等人员超越其团队，为健康老龄化建立联系。既往研究强调住房在创建促进健康老龄化的年龄友好环境中的重要性，以及关系因素对成功协作的关键作用。为扩展家访者接触的协作者范围，可检查年龄友好环境八个领域并识别可贡献健康老龄化的额外伙伴。讨论还提出责任分配问题：当前结果显示许多协作依赖家访者个人主动性、网络和参与。然而，为充分实现预防性家访作为健康促进干预的潜力，责任不应仅落在个体专业人员身上。战略文件如WHO年龄友好环境框架和健康促进模型强调，促进老年人健康是所有社会部门的共同责任。此外，根据Social Services Act，瑞典市镇有法律责任开展预防性工作并促进公共卫生。因此，市政当局和医疗领导者必须积极支持并协调协作结构，确保家访者不是孤立运作，而是在支持跨部门协作以促进健康老龄化的系统中运作。方法学考虑方面，研究参与者数量有限，可能存在未强调的其他协作者；但样本中来自瑞典各地的家访者代表增强了结果并提供多样视角，参与者职业多样也承认不同健康老龄化观点，避免了局限于单一职业的不足。一个关键局限是本研究基于最初为不同目的收集的焦点小组数据再分析，因此访谈指南并非专门针对探索协作伙伴的广度和深度，可能影响数据丰富性和完整性，某些协作类型可能未被捕获；复用现有数据也限制提出追加问题或更深入探索参与者反思。尽管如此，数据被认为足够丰富，可进行与当前目的相关的有意义分析，再分析通过利用现有定性材料促进该领域知识发展；通过反复阅读和聆听材料，研究人员发现焦点小组讨论内容丰富，能够回应本研究目的。复用现有数据限制提出新问题，从而限制获取与当前研究目标相关的更精确和深入见解，例如阐明不同协作机制和理由的额外信息会有价值。
研究结论翻译：
为促进健康老龄化，对老年人进行预防性家访的家访者需要与来自不同部门的决策者协作。本研究强调了在健康与福利部门内工作的不同协作者，以及参与终身学习、促进参与和为老年人创造有意义休闲活动的协作者。在设计旨在促进健康老龄化的预防性家访时，这些发现重要，从而应采用全社会路径。结果可能具有实践意义，并可启发人们认识促进健康老龄化所需的多样协作者。关键是要了解在本地情境中家访者应与哪些伙伴协作，以及如何促进这种协作。未来研究需要探索组织结构、政策框架和领导策略如何支持并维持跨部门协作，以及此类协作如何被系统整合到不同市镇的预防性家访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