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U食品和饲料风险分析中风险评估者与风险管理者互动映射：基于3C框架与感知质量比较的实证研究

《Risk Analysis》：Mapping Interactions Within EU Food and Feed Risk Analysi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Risk Assessors and Risk Managers

　　

鉴于风险分析过程中对合作（cooperation）、协调（coordination）和协作（collaboration）等多种形式互动的显著呼吁，这项实证研究旨在刻画风险评估者（risk assessors）与风险管理者（risk managers）之间当前的互动形式。研究人员采用在线调查，分析了至少23个欧盟（European Union, EU）国家中95名从事食品和饲料风险分析（risk analysis）的专业人员的回答，并基于合作、协调与协作的程度确定互动得分。得分显示，当前互动在多个维度上主要与合作一致。然而，多变量方差分析（multivariate analysis of variance, MANOVA）揭示了风险评估者与风险管理者在彼此互动感知上存在显著差异。特别是，风险评估者认为其与风险管理（risk management, RM）的互动更具合作性，而风险管理者认为其与风险评估（risk assessment, RA）的互动更具协作性。在常规风险分析与快速风险分析的互动得分中也观察到显著差异。此外，研究人员进行了聚类分析（clustering analysis）和回归分析（regression analysis），以考察不同互动维度与风险分析感知质量之间的关系及影响。虽然结果不支持统一要求更多协作，但其显示开放且频繁的沟通对风险分析感知质量具有正向影响。这些结果提示，应致力于更个性化且适合目的的互动，并扩展以从业者为导向的关于期望互动模式的对话，以增强其在集体风险分析中的相互理解。

论文解读：该研究关注EU食品和饲料风险分析中风险评估者与风险管理者之间的互动。研究背景是，通用食品法Regulation (EC) No 178/2002将风险分析界定为风险评估、风险管理和风险沟通三个相互关联的组成部分，并要求RA与RM保持功能分离，以保障科学评估的独立性、客观性和透明性。与此同时，Codex Alimentarius及EU相关法规又强调风险沟通中的互动信息交换，并呼吁在RA与RM之间建立协调与合作机制。文献中关于RA–RM界面存在两种结构性观点：一种主张更互动的方式，尤其针对复杂、模糊和系统性风险；另一种强调科学评估与政治判断的严格分离。EU食品和饲料领域在BSE危机后强化了科学RA与政治RM的组织分离，但复杂风险、快速风险和新兴风险又对更迭代、灵活的互动提出需求。现有实证研究很少刻画RA与RM当前如何感知其相互互动，也很少检验合作、协调、协作三种模式与风险分析感知质量之间的关系。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此项研究，试图回答当前互动状态如何、RA与RM的感知是否存在差异、常规风险分析与快速风险分析是否影响互动感知，以及何种互动形式与感知质量相关并影响感知质量。

方法上，研究属于EFSA资助的ENCOMRAN项目。调查对象为EU成员国或候选国从事食品和饲料风险评估和管理的人员，样本通过EFSA focal point network和Heads of Food Safety Agencies网络招募。初始120人完成问卷，排除数据不足问卷后最终样本95人；平均年龄50岁，平均风险分析经验14年。参与者来自23个已识别的EU国家，另有10人未披露国家；RA 55人，RM 31人，兼具RA和RM职能者9人。兼具双重角色者被排除于RA与RM比较分析，但纳入合并样本的K-means聚类和多项逻辑回归。问卷基于McNamara的3C框架，操作化10个互动维度，共15个条目；质量由“有效性”和“效率”两项五点Likert自评聚合，Cronbach's α为0.90。数据分析使用R 4.4.1，包括描述统计、MANOVA、卡方独立性检验、Pearson相关、K-means聚类、Kruskal?Wallis检验和多项逻辑回归；缺失值采用均值插补，860个数据点中仅5个被插补。

结果部分：4.1 最近一次风险分析的情境。风险分析覆盖生物、化学、物理危害及新兴风险等。RA更多处理常规风险分析（56%），RM则较均匀分布于专家意见和快速风险评估，且多数文件在不足一个月内完成。MANOVA显示常规与快速风险分析在3C得分上存在显著效应，Pillai's trace = 0.15，F(3, 59) = 3.38，p = 0.024；后续单变量ANOVA显示协作得分在常规与快速风险分析间显著不同（p < 0.01），即快速风险分析中协作更多，合作与协调无显著差异。

4.2 风险评估者与风险管理者当前互动状态（RQ1）。全体3C得分合计为合作57%、协调17%、协作26%。RA的合作得分高于RM（RA：65%；RM：42%），RM的协作得分（RA：20%；RM：36%）和协调得分（RA：15%；RM：22%）更高。多数维度总体最强为合作，尤其决策、资源分配、系统思维和职责冲突；组织设计维度最常表现为协调；信任维度多数认为所有伙伴相互信任至关重要，接近协作。合作与协调（r = ?0.54）及协作（r = ?0.49）呈中度负相关，协调与协作几乎不相关（r = 0.05）。

4.3 RA与RM感知互动如何变化（RQ1a）。MANOVA显示RA与RM在感知互动形式上存在显著差异，Pillai's trace = 0.26，F(3, 82) = 9.95，p < 0.001。后续ANOVA显示合作（p < 0.001）和协作（p < 0.001）存在显著差异，协调无显著差异。自主性维度尤为明显：72.2%的RA认为上次风险分析完全自主完成，而RM中仅24%如此；卡方检验显示RA与RM在自主性上差异显著，χ²(1, N = 81) = 14.7，p = 0.001。总体看，RA更倾向认为互动是合作且自主的，RM更倾向认为互动是协作且自主性较低的。

4.4 互动形式是否与风险分析感知质量相关（RQ1b）。质量与合作呈弱正相关（r = 0.24，p < 0.05），与协调呈弱负相关（r = ?0.25，p < 0.05），与协作无相关（r = 0.08）。

4.5 何种互动形式正向影响风险分析感知质量（RQ2a）。K-means聚类解释54.8%总方差，识别出三类互动类型：Cluster 1“协调型”（n = 22），高协调、低合作；Cluster 2“合作型”（n = 35），高合作、低协作和低协调；Cluster 3“协作型”（n = 29），高协作。Kruskal?Wallis检验显示三类聚类在感知质量上无统计学显著差异。该结果说明没有单一互动类型普遍优于其他类型，不支持统一要求更深协作；协调型、合作型和协作型均可达到高质量结果。由于匿名化，无法报告特定国家或机构聚类分布，但可确认没有单一国家或组织主导任一聚类。

4.6 哪些底层互动因素影响风险分析感知质量（RQ2b）。多项逻辑回归模型拟合为χ²(40) = 65.1，p = 0.007；Pearson卡方为χ²(104) = 98.0，p = 0.648；Nagelkerke pseudo R² = 0.652。仅“信息共享”变量达到p < 0.05显著水平：信息共享—协调条件相较信息共享—协作条件，进入高质量组的概率更低。换言之，开放且频繁沟通者更可能对风险分析效率和有效性有积极感知。该模型n = 86，20个预测变量，研究人员未进行事后逐步选择。

讨论部分认为，当前互动是3C份额的高度个体化组合，但总体上最接近合作，尤其在决策、资源分配、系统思维和职责冲突方面；组织设计最接近协调；信任维度接近协作。快速风险分析比常规风险分析更协作。3C得分间相关显示合作、协调和协作是不同甚至部分相反的模式。感知质量与合作弱正相关、与协调弱负相关、与协作无关。只有信息共享维度支持协作式沟通。聚类显示协作型并不比协调型或合作型产生显著更高质量，因此应发展差异化、情境依赖、适合目的的互动，而非统一呼吁更多协作。RA与RM对同一风险分析过程的感知差异显著，尤其自主性；这可能反映社会期望。Menning et al. 的后续研究显示，不频繁与RM沟通的RA中有35%将“确保风险评估独立性”作为原因。制度上，严格分离旨在隔离科学过程与政治、企业影响，但也会成为更紧密互动的障碍。研究局限包括：质量完全自评；仅限公共行政界面，未纳入产业、制造商和零售商；3C为形成性测量，无法计算传统信度；n = 86对多项逻辑回归检测小到中等效应功效有限；均值插补可能降低方差并影响显著性；机构匿名导致无法评估国家层面聚类效应。

结论部分翻译：考虑到改善专业风险分析主体之间互动、尤其是食品和饲料领域的显著呼吁，研究人员着手映射食品和饲料风险评估者与管理者之间的当前互动。借助公共行政文献，尤其是McNamara关于合作、协调和协作的框架，研究表明当前互动最接近合作，特别是在资源、决策过程、信息系统和冲突解决方面相互分离。然而在组织设计方面，受访者最常描述的是协调性设置。多数受访者表示所有伙伴相互信任至关重要，这可能与协作一致。考察不同互动形式如何影响感知风险分析质量时，研究人员发现开放且频繁沟通具有正向效应。虽然这支持更紧密沟通的呼吁，但未发现协作形式整体上带来更高绩效的证据。这支持更细致且考虑情境的观点。分析潜在情境依赖性显示，尤其是新兴风险和快速风险可能需要更多协作。然而，组织应考虑更广泛社会情境，包括科学系统与政治系统之间的不同感知以及更广泛权力动态。在此方面，研究表明基于风险分析模型规范化解释的期望，尤其关于科学过程分离的规定，可能成为更紧密互动的障碍。尽管仍需更多研究，本文为风险分析主体提供了探索不同互动形式、其维度、其对风险分析绩效的细致影响以及将适当互动形式与情境和期望目标匹配的潜在需要的最初机会。基于结果，研究人员建议走向更个体化且适合目的的互动。聚类分析表明，不同互动类型——无论是结构性协调、合作还是高度协作——都可产生高质量结果，因此组织不应追求普遍协作标准。相应地，研究人员建议公共机构将必要的相互信息交换或轻度合作设为基线制度默认，以在结构上保障RA与RM所需的功能分离。RA与RM群体不应默认采用资源密集型整合，而仅应在特定卷宗明确要求时，例如高度波动的危机情境或前所未有的系统性风险，升级为协调或密集协作，并在早期范围界定阶段以清晰、有据可查的情境论据支持这种偏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