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加权日常活动空间食品环境与膳食质量的关联——基于日常环境与经历（E3）研究的证据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Associations of Home and Time-Weighted Routine Activity Space Food Environments with Dietary Quality: Results from the Everyday Environments and Experiences (E3) Study

　　

尽管关于居住区食品环境与膳食行为的研究相当丰富，但将社区食品可及性与膳食摄入联系起来的证据仍无定论。活动空间方法考虑了人们日常访问的全部地点范围，可能更真实地捕捉到现实世界中的食品环境暴露。利用来自日常环境与经历（E3）研究的数据——一项针对伊利诺伊州库克县328名种族和民族多样化的中年成年人的横断面研究——研究人员比较了时间加权的全球定位系统（GPS）衍生的活动空间与家庭食品环境测量指标与膳食质量的关联。食品环境测量指标包括到最近便利店、快餐连锁餐厅和超市的距离。膳食质量通过多次24小时膳食回顾进行评估，并使用健康饮食指数-2020（HEI-2020）进行量化。在调整社会人口学特征（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收入、教育程度和季节）后，参与者在日常活动空间中距食品销售点距离较短（而非销售点密度）与更好的膳食质量相关。对于任何基于家庭的食品环境测量指标，均未观察到统计学显著的关联，且这些关系不因社会人口学特征而变化。这些发现凸显了活动空间方法在捕捉居住区测量指标所无法反映的食品环境暴露方面的价值。

研究背景与目的

不良饮食是美国慢性病的主要驱动因素之一，然而膳食行为的环决定性因素仍未被充分理解。过去几十年，公共卫生研究一直聚焦于理解食品环境如何塑造膳食行为与健康结局，但证据始终不一致。传统研究主要依赖居住区边界，如人口普查区或家庭地址周围的固定半径缓冲区来描述个体对食品销售点的暴露。然而，由于人们会前往工作、上学、社交和办事场所，其对食品销售点的实际暴露远超出居住区范围。因此，研究者们日益转向活动空间方法，试图捕捉人们日常访问的全部地点范围。已有研究表明，活动空间的规模通常更大，包含的食品销售点密度也显著高于仅考虑居住区的水平。此外，由于传统的土地使用分区将零售业集中在非居住区，人们的常规目的地往往比其住所更靠近食品零售商。尽管活动空间方法在理论上具有区分度和吸引力，但直接比较基于活动空间和基于居住区的食品环境测量指标与膳食关联的研究仍然有限且结论不一。本研究旨在利用日常环境与经历（E₃）研究数据，检验并比较家庭环境与时间加权活动空间食品环境与膳食质量之间的关联，同时考察这种关联是否因社会人口学特征而异。

研究方法与技术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设计，数据来源于E₃研究，研究对象为伊利诺伊州库克县328名种族和民族多样的中年成年人（40至64岁）。关键技术方法包括：参与者连续21天佩戴全球定位系统（GPS）监测设备，记录每分钟的时空轨迹；通过ArcGIS地理信息系统工具对每一条GPS记录赋予地理上下文，定义800米街道网络缓冲区作为家庭区域，剔除家庭缓冲区内的记录，并对每个家庭外记录计算到最近便利店、快餐连锁餐厅和超市的欧氏距离以及核密度值；利用Data Axle商业数据库提取芝加哥都会区食品销售点位置数据；采用自动化自我管理24小时膳食评估工具（ASA24）收集膳食回顾数据，并依据健康饮食指数-2020（HEI-2020）评分算法计算每位参与者的膳食质量得分；通过偏相关线性回归模型，在调整年龄、性别、种族/民族、收入、教育程度和季节等协变量后，检验食品环境指标与HEI-2020得分的关联。

研究结果

样本特征：样本中女性略多于一半，平均年龄约50岁，约60%拥有至少大学学历。非西班牙裔白人、非西班牙裔黑人和西班牙裔参与者大致均匀分布。

健康饮食指数-2020：整体样本的平均HEI-2020得分为56.4。男性得分最低（54.0），跨性别者或非二元性别者最高（67.7）。低收入和低教育程度组得分最低（分别为53.2和53.3），高收入和高教育程度组最高（分别为58.6和60.6）。非西班牙裔黑人参与者得分最低（54.3），其次为西班牙裔（56.4），非西班牙裔白人最高（58.5）。

食品销售点的可用性与可达性：时间加权活动空间中，到最近便利店、快餐连锁餐厅和超市的平均距离均远于家庭对应值。活动空间与家庭测量指标之间的相关性较低（r = 0.18–0.25），而活动空间内部各销售点类型之间的距离测量指标间相关性较强（r = 0.70–0.78）。

食品环境与HEI的关联：在单变量模型中，活动空间内距食品销售点较近与更高的HEI得分显著相关，即距离越短，膳食质量越好。这一关联在调整家庭对应距离后依然显著。相比之下，所有基于家庭的食品环境测量指标均未显示与HEI有统计学显著关联。当将三种活动空间销售点类型同时纳入模型时，所有关联失去统计显著性，但超市的点估计值基本不变。便利店的方差膨胀因子（VIF）为2.3，快餐连锁店为3.2，超市为3.0。进一步调整家庭距离后，结果相似。未发现任何社会人口学特征对上述关联存在调节作用。此外，无论活动空间还是家庭环境，食品销售点密度与HEI之间均无显著关联。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发现，在日常活动空间中距便利店、快餐连锁店和超市更近，分别独立地与更好的膳食质量相关，而家庭食品环境测量指标则无此关联。这一方向在所有销售点类型中一致，表明活动空间内更密集的食品零售环境可能反映了更高的整体商业活动和步行友好性，从而促进了对更广泛食物选择（包括健康选项）的可及性。也可能存在选择性效应，即前往商业活跃区域的个体本身在膳食习惯上与其他人群不同。当将所有三种销售点类型同时纳入模型时，便利店和快餐店的关联衰减至零，而超市的点估计值保持不变，提示超市可能是独立关联的关键因素，而其他两类可能并非独立预测因子。活动空间中的接近性指标优于密度指标，可能是因为接近性更直接地捕捉了个体日常移动中必须跨越的最小距离障碍，而密度指标在活动空间边界界定问题上更易引入暴露错分。本研究的优势包括直接比较家庭与活动空间测量指标、21天连续GPS追踪提供客观的活动空间数据、多次24小时膳食回顾以及种族经济多样性样本。局限性在于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21天窗口可能未覆盖全年活动模式、商业数据库可能存在时间错配、样本量相对较小限制交互检验效能、以及结果可能不适用于农村地区。研究结论指出，时间加权活动空间食品环境测量指标与中年成年人膳食质量存在关联，仅关注居住区的食品环境研究和干预可能遗漏重要的食品可及性维度。未来研究应继续完善活动空间测量指标，并在其他地理环境和人群中验证这些关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