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资本核算能否为自然带来问责？——基于四种核算实践方法的问责机制与治理效能分析

《Ecological Economics》：Can 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 bring accountability for nature?

　　

论文摘要专业翻译 人类对自然负有集体道德责任，然而全球生态系统退化速度惊人，表明主流社会范式未能为社会集体履行对自然的责任提供有效途径。作为自然治理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核算实践正日益被应用于环境问题。自然资本核算（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NCA）方法为自然资本存量与生态系统服务流量提供核算规定，其本质上基于财务会计原则。尽管NCA概念受到诸多批评，包括将自然视为可聚合与可替代的“自然资本”从而侵蚀自然内在价值、推动自然的商品化以及固化结构性不平等，NCA仍日益被私营和公共部门采纳为重要的环境治理制度。核算实践与环境治理中的问责概念相关联，然而问责在环境治理背景下的研究尚不充分。本研究首先从理论上阐明问责概念与NCA实践中的问责机制之间的联系；随后通过定性与定量方法，考察四种NCA实践方法中的问责机制；最后讨论NCA能否为自然带来公共问责。研究发现，NCA方法中问责话语与问责机制之间存在脱节，不同方法对“向谁问责”这一根本问题的回应存在差异，利益冲突削弱问责机制的有效性，且问责局限性对民主合法性构成挑战。研究结论表明，NCA方法既受更广泛治理环境的建构，也受其约束；仅靠核算体系不足以实现为自然的问责，NCA应仅作为多元治理制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被纳入政策考量。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生态系统退化速度令人忧虑，行星边界研究（Richardson et al., 2023）所记录的证据表明，当前主导性社会范式未能提供有效的集体行动途径，以帮助社会履行对自然所承担的责任。在此背景下，学者们数十年来持续探索改善环境治理的制度安排。奥斯特罗姆（Ostrom, 2009）证明群体能够且确实通过集体行动发展出治理公共池资源的制度安排，治理制度在尺度上从全球多边条约延伸到国家、次国家及地方层面的各类安排。

作为自然治理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核算实践正日益被应用于环境问题。Alden Hull等人（2022）概述了核算工具被应用于自然治理的多种方式，包括追踪生态系统状况随时间的变化、增强企业自然相关依赖、影响、风险与机遇的透明度、支持组织内部管理决策，以及增强企业可持续性影响的责任。许多面向自然的核算方法基于自然资本概念，Costanza和Daly（1992）将生态系统描述为产生生态系统服务流的自然资本存量。自然资本核算（Natural Capital Accounting，NCA）方法由此为自然资本存量与生态系统服务流量提供核算规定，其根本上基于财务会计原则。

然而，自然资本与生态系统服务概念受到重大批评。Nadal（2016）和Sullivan（2017）指出，将自然框定为“自然资本”引入了聚合与替代的可能性，侵蚀了自然具有内在价值的观念，并促进了自然在不同地点之间的交易。Washington和Maloney（2020）进一步强调NCA在自然商品化中的作用，利润而非自然保护成为驱动力。Ojeda等人（2022）认为，通过生态系统服务视角框定自然，未能认识到人与自然的互动关系可以是互惠的。Sullivan及其同事的研究揭示了NCA中的私人捕获、通过量化优先化自然资本所有者，以及NCA进一步固化结构性不平等的问题。

尽管存在这些合理关切，NCA仍日益被公私部门采纳为重要的环境治理制度。澳大利亚政府（2023）已采用生态系统核算作为自然修复市场信用购买者保障的技术方法，欧盟委员会（2025）正在考虑为其自然信用计划建立类似机制。NCA进入公共环境治理标志着这一制度发展的关键节点，也引发了关于这些实践方法对环境治理有效性的疑问。

核算实践与环境治理中的问责概念相关联，但Biermann和Gupta（2011）强调，环境治理背景下的问责研究尚不充分。Deegan（2020）发现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IR）这一NCA方法因股东优先、重要性评估方式和报告边界等问题，在交付问责方面存在局限。然而，对NCA方法中问责机制更全面的理解，有助于揭示将核算实践应用于公共环境治理的更广泛系统性问题。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基于此前对NCA实践方法作为治理制度的认识论权威调查，观察到不同NCA方法对账户预期受众的表述存在显著差异，由此提出研究命题：要么并非所有NCA实践方法都旨在交付问责，要么各方法采用了不同的问责理论路径。为探究这一问题，研究人员首先采用词频分析，通过NVIVO软件的文本报告向导和文本搜索查询功能，以问责相关理论概念为基础开发检索词，对四种NCA方法培训材料中问责相关术语的占比进行定量比较。随后，研究人员采用定性内容分析，以问责理论为基础的分析性问题为指导，通过NVIVO软件进行演绎与归纳相结合的迭代编码，深入考察各方法中嵌入的问责理论路径与问责机制。研究选取的四个案例为：Capitals Coalition（CC）、综合报告（Integrated Reporting，IR）、环境经济核算体系——生态系统核算（System of Environmental Economic Accounting – Ecosystem Accounting，SEEA）和Accounting for Nature?（AfN），培训材料均直接从培训提供方下载。

三、研究结果

3.1 初步探索：问责相关术语的词频分析

定量词频分析显示，所有四种NCA实践方法均在培训材料中使用了一些问责相关术语，表明各方法都在一定程度上涉及问责概念。IR的问责相关术语占比最高，为0.80%；SEEA最低，仅为0.06%；CC和AfN分别为0.39%和0.34%。IR是唯一使用“accountab”术语的方法。“stakeholder”是除AfN外所有方法中使用最频繁的问责相关术语。这些差异表明问责概念在NCA中并未被统一应用。

3.2 深入探索：问责理论路径与机制分析

定性内容分析首先考察了“向谁提供账户”的问题。CC和IR明确阐述了账户所有者向谁提供账户：CC的主要受众是组织内部行为者，但也推广用于外部利益相关者报告；IR的主要受众是股东，利益相关者被次要提及。SEEA和AfN的受众则较不明确，这些方法侧重于规定账户所有者必须遵循的核算规则，而不论受众是谁。

在技术性问责机制方面，四种方法呈现出不同的问责潜力层级。CC的数据流程虽被声明为重要，但未提供技术性指导，验证/核实和透明度的提及有限，行为者参与的权力由账户所有者掌握，综合评估为问责潜力最低。SEEA的数据流程侧重于确保统计质量并提供一定技术指导，但数据验证的指导有限，公共机构同时负责账户编制和数据验证，利益冲突可能性未被处理，参与讨论有限且无透明度讨论，评估为问责潜力中档。IR的数据流程是重点，提供了报告系统、流程、职责、文化、审批、内部控制、信息技术系统和管理信息系统等方面的广泛技术指导；内部审计存在咨询与保证双重角色的利益冲突；外部审计讨论深入但未被方法强制规定；行为者参与讨论广泛但权力由账户所有者掌控；综合评估为问责潜力中档。AfN的数据流程通过科学认证委员会、认证专家培训、认证方法、认证审计师、认证标准以及账户注册表和信任标志等机制严格控制，外部审计/验证讨论详细且对特定认证层级强制要求独立审计，但行为者参与和透明度讨论有限，AfN自我定位为可信守门人，综合评估为问责潜力最高。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提出NCA在交付自然问责方面面临五大挑战。第一，谈论问责的NCA方法不一定具有有效的问责机制——IR的问责相关词使用率最高但问责潜力仅为中档，而AfN的问责潜力最高但问责相关词使用率较低，表明问责话语与问责机制之间并不对齐，方法开发者吸引用户的利益驱动是重要原因。第二，并非所有NCA方法都考虑“向谁”交付问责——CC和IR明确界定了受众，SEEA和AfN则较为模糊，这反映了关系性问责与强制性问责的不同理论路径。第三，不同受众具有不同的核心问责对象——面向外部报告的IR和AfN问责潜力相对较高，但CC和SEEA虽主要面向内部决策也被推广用于外部报告，内部与外部受众的信息需求根本不同。第四，利益冲突削弱问责有效性——IR的内部审计师同时承担咨询与数据验证角色，SEEA的账户编制者同时承担数据验证职能，外部审计仅在AfN中为强制性且非所有情形，实体自我核算缺乏独立监督机制。第五，问责局限性对民主合法性构成挑战——实体掌控行为者参与和透明度的权力，使合法过程成为可选项和自由裁量事项，AfN的透明度机制有限，SEEA缺乏透明度和公众参与讨论，均引发对NCA民主合法性的质疑。

研究结论指出，NCA方法既受更广泛治理环境的建构，也受其约束。随着政府通过NCA建立立法机制以交付自然问责，制度设计对于确保这些问题不被从NCA实践移植到公共政策至关重要。政策制定者应将NCA视为更广泛问责基础设施的一个组成部分，纳入稳健的技术标准和独立验证，配合公共透明度和参与性过程，共同创造民主合法性的条件。本研究并非反对在公共政策中使用NCA，而是证明仅靠核算体系不足以实现为自然的问责。NCA应仅作为交付自然问责的多元治理制度体系中的组成部分被发展，作为更广泛制度体系的一部分，NCA有望为自然带来问责，帮助履行人类集体的道德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