性别视角下的环境领导与生物多样性金融的兴起

《Ecological Economics》：Gendered environmental leadership and the rise of biodiversity finance

　　

# 摘要

本文考察了2012至2023年间27个欧盟国家环境治理中的性别多样性是否与生物多样性-融资结果相关联。我们区分了行政、部长级和立法层面女性代表的不同维度，并使用固定效应泊松模型和分数响应模型评估其与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和强度的关系。研究结果表明，性别代表本身并不能系统性地预测生物多样性-融资结果。环境行政部门中的女性代表与生物多样性-融资强度呈负相关，而女性环境部长与强度呈正相关。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方面未观察到稳健的无条件关系。然而，出现了若干条件性模式。在样本后期，环境行政部门、部长级职位和议会环境委员会中较高的女性代表比例与生物多样性支出之间显示出更强烈的关联。同样，女性部长与生物多样性-融资结果之间的正向关联在女性政治赋权水平较高的国家更为明显。相比之下，阈值分析提供的"临界质量效应"证据有限。总体而言，研究结果暗示，性别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融资之间的关系取决于制度和政策背景，而非仅代表人数。这些结果通过揭示治理结构如何影响生物多样性相关的公共支出，为生物多样性融资文献作出了贡献。

## 引言

全球生物多样性衰退已成为21世纪最具标志性的环境和经济挑战之一。尽管国际承诺不断涌现——从《爱知目标》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资金仍然长期不足且分布不均（例如，Maney等，2024；联合国环境规划署（UNEP），2025；Zabel等，2025）。从生态经济学视角来看，生物多样性融资旨在通过将生态价值嵌入财政和金融系统来内化生物多样性丧失的社会成本。它代表了在宏观经济自然资本核算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议程框架下，协调环境可持续性与宏观财政稳定的关键机制（Barbier，2022；Costanza等，2014；Dasgupta，2021）。生物多样性融资的出现——涵盖专项公共支出、保护信托基金、生物多样性债券和生态系统服务付费——旨在通过将生态目标融入金融和财政机制来弥合这一资金缺口。然而，尽管环境支出的宏观经济和制度决定因素已得到广泛研究，关于塑造各国参与生物多样性融资程度的治理属性，目前所知甚少。

在这些治理因素中，环境领导层中的性别多样性获得了越来越多的关注。Ergas和York（2012）提供了早期的跨国证据，表明女性政治地位与较低的排放相关联，而较新的研究如Al Mamun等（2024）和Gozgor等（2025）记录了女性政治赋权与更强劲的环境结果之间的联系。Mavisakalyan和Tarverdi（2019）表明，议会中较高的女性代表比例与更严格的气候政策相关联，而Jia等（2025）则记录了在不同制度背景下国家间出现的类似模式。在企业层面，性别多元的董事会通常与更高的ESG披露和较低的环境风险敞口相关联（例如，Barroso等，2024；Fan等，2024；Ginglinger和Raskopf，2023）。国际组织强调，女性参与环境决策——特别是在行业管理部门和环境非政府组织内部——与公共和私营部门更雄心勃勃的气候目标和ESG优先事项相关联（OECD，2022；Alsaleh等，2025）。然而，在政府的官僚和部长级层面，尤其是关于生物多样性融资方面的证据仍然稀缺。

本文通过考察——在什么条件下——环境治理中的性别多样性是否会转化为欧盟国家对生物多样性融资更积极的参与，来弥补这一空白。具体而言，我们研究环境部长及相关机构中女性代表比例较高的国家是否在生物多样性支出的财政规模和强度方面表现出更强的承诺。通过分别关注领导层的官僚、政治和立法层面，我们超越了象征性代表，走向对性别化治理可能塑造环境金融结果的制度渠道更精细的理解。

我们的分析建立在性别化环境领导的理念之上（Acker，1990；Marshall，2011；Nelson，1997），强调女性参与决策如何塑造政策优先事项、协调和可信度。理论上，性别多样性可能通过三个相互关联的机制影响环境融资。第一，议程设置与显著性。基于描述性代表理论，Mansbridge（1999）认为性别构成影响政策优先事项，而McMahon（1997）强调了生态关注与社会包容更广泛动态之间的联系。在此背景下，性别平衡的管理部门可能会赋予生物多样性和其他代际公共产品更高的优先地位。第二，协调与一致性。基于决策多样性模型，Hong和Page（2004）以及Page（2007）表明，异质群体能够改善信息交流和解决问题的能力。在环境治理的背景下，更具包容性的领导团队因此可能促进跨部门协调，并支持混合财政工具（如生物多样性债券）的开发。第三，可信度与信号传递。借鉴制度和合法性理论，Suchman（1995）认为被视为具有合法性的组织将获得利益相关者的支持，而Bansal和Clelland（2004）表明环境可信度可以降低感知风险。在此背景下，女性代表的增加可能因此增强环境治理的感知合法性和问责性，从而可能增加对生物多样性相关公共支出的支持。

然而，这些机制并非在真空中运作，而是关键性地取决于财政决策的制度组织。它们在多大程度上转化为可观察的生物多样性融资结果仍是一个经验性问题。在欧盟国家，生物多样性相关支出通常通过多阶段预算程序决定，涉及财政部、内阁谈判以及在某些情况下的议会批准。因此，环境治理中性别多样化的影响不太可能通过直接的预算控制来运作，而是依赖于职位特定的渠道。在行政层面，高级官员参与政策建议的设计、技术评估和预算编制，从而塑造生物多样性相关支出的优先排序。在政治层面，环境部长和副部长参与内阁谈判和跨部门协调，资源分配决策在此做出。相比之下，议会环境和气候委员会通常发挥更有限的作用，侧重于监督和建议功能而非直接预算分配，尽管这可能因国家而异。更广泛地说，制度设计的跨国差异——如财政集中程度、环境部门的相对实力和预算程序结构——很可能会影响女性代表转化为可观察财政结果的程度。这些制度特征意味着性别多样性的影响是间接的且具有情境依赖性。

与这一观点一致，现有的经验证据表明，性别代表与环境结果之间的关系并非自动的，而是取决于更广泛的促进条件。先前的研究强调了政治赋权、行政自主性和政策协同的作用（例如，Agarwal，2009；Garcia-Sanchez等，2024；Jia等，2025；Perelli等，2024）。在决策高度集中的情况下，性别代表可能仍然主要是象征性的。相比之下，在更赋权和协调的治理框架下——如近期欧盟环境倡议所强化的框架——性别多元的领导层可能通过议程设置、协调和外部资源动员间接塑造预算优先事项。

在此背景下，政治赋权和政策协同作为关键促进因素出现，将描述性代表转化为有效的财政影响力。《欧洲绿色协议》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提供了此类协同的例子，增强了环境行为体的制度杠杆，使性别包容性领导能够更有意义地促进生物多样性融资。

为检验这些命题，我们汇编了涵盖2012-2023年27个欧盟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我们区分了：(i) 官僚多样性——环境部长中高级和中级以上管理人员中女性的比例；(ii) 政治领导多样性——女性环境和副部长的比例；(iii) 立法多样性——议会环境和气候委员会中女性的比例。

在方法论上，我们采用多模型框架来捕捉生物多样性融资的不同维度。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回归模型用于拟合生物多样性相关支出的规模，而分数响应logit模型用于捕捉相对于GDP的支出强度。我们进一步检验性别代表与生物多样性融资之间的关系是否取决于制度和政策背景，通过估计与2020年后时期——对应《欧洲绿色协议》和《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的实施——以及与女性政治赋权指数的交互项。附加分析通过阈值设定探索潜在的非线性关系，并使用生物多样性融资强度的替代度量检验结果的稳健性。

结果表明，就27个欧盟国家而言，性别多样性本身对生物多样性融资的规模影响有限。在控制了经济能力、排放强度和制度背景之后，无论是官僚还是政治包容性均未表现出稳健的无条件效应。然而，这些效应变得具有条件性和情境特异性。2020年之后，环境高级行政部门和副部长中的性别多样性与生物多样性支出之间表现出更积极的关联，暗示与欧盟可持续性议程的新兴协同。同样，女性政治赋权与女性部长存在之间的交互效应表明，赋权背景使女性领导人能够动员显著更大的生物多样性预算。相比之下，议会环境委员会中的女性代表与生物多样性融资强度呈现出微弱的负相关，这可能反映了其监督功能强于支出功能。

综合来看，这些发现表明，性别多样性对生物多样性融资的贡献并非仅通过人数代表实现，而是通过制度赋权和政策协同。当嵌入在凝聚力强且赋权的治理框架中时，性别化领导似乎能放大政策的响应能力。这一洞见推进了关于性别与环境政策的讨论，从描述性代表走向条件有效性理论。具体而言，我们的发现表明，当权力、协调和制度激励允许时，代表才具有意义。

本文对三个研究领域作出了贡献。首先，它扩展了环境财政政策文献，识别了生物多样性相关融资的性别化制度决定因素，这一领域通常被气候融资所掩盖。其次，它通过表明女性代表的效力取决于政治赋权和政策背景而非代表本身，为更广泛的性别与治理文献作出了贡献。第三，它为正在兴起的生物多样性融资领域提供了经验证据，以治理视角补充了绿色债券和生态系统服务估值的研究。通过记录性别包容如何与赋权和政策协同互动，本研究提供了对制度多样性如何塑造欧洲生物多样性保护金融架构的细致理解。

本文余下部分组织如下。第2节描述所使用的计量方法和数据。第3节讨论经验结果，第4节得出结论。

## 数据与样本

本研究调查了环境治理结构中的性别多样性如何影响欧洲国家生物多样性融资的规模。实证分析依赖于27个欧盟国家的平衡面板数据。

### 性别与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

表3报告了具有国家和年份固定效应以及按国家聚类的标准差的泊松伪极大似然（PPML）估计结果，其中因变量biovolume为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在各设定中，与性别代表相关的估计系数在统计上不显著。Womenadmin1and2的系数（0.0107，ρ = 0.19）和Womenadmin1的系数（0.0083，ρ = 0.18）为正但数值较小且估计不精确，而Womenminister……

## 结论

本研究考察了2012至2023年间27个欧盟国家环境治理中的性别多样性是否与生物多样性融资结果相关联。我们区分了行政、部长级和立法层面女性代表的不同维度，并分析了两个结果变量：生物多样性融资规模和生物多样性融资强度。

研究结果对广泛的性别多样性效应提供了有限的支持。在基准规模回归中，在控制了经济能力、排放强度和制度背景之后，没有任何性别治理……

##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Sinda Hadhri：论文撰写——审阅与编辑，论文撰写——初稿，可视化，验证，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

##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她不存在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Sinda Hadhri