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the International Association of Providers of AIDS Care (JIAPAC)》：Depression in People With HIV During the COVID-19 Pandemic in Four African Countri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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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HIV感染者（PWH）在疾病暴发期间可能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恶化。非洲队列研究（African Cohort Study, AFRICOS）纳入了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的PWH。
方法：每六个月，参与者完成身体评估、病历摘录以及包括流行病学研究
背景：HIV感染者（PWH）在疾病暴发期间可能更容易出现心理健康恶化。非洲队列研究（African Cohort Study, AFRICOS）纳入了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尼日利亚的PWH。
方法：每六个月，参与者完成身体评估、病历摘录以及包括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nter for Epidemiologic Studies Depression Scale, CES-D）在内的问卷调查。采用广义估计方程的多变量逻辑回归模型估算与抑郁筛查阳性相关因素的校正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s）。
结果：在2,067名参与者中，COVID-19前访视的抑郁筛查阳性率为3.0%，在Delta变异株激增期间达到峰值5.1%。筛查出抑郁的参与者更可能年龄≥50岁且为女性。校正后，与COVID-19前时期相比，仅Delta激增期与抑郁筛查阳性风险增加近两倍相关。结论：PWH中的抑郁症状在大流行早期有所增加。在疾病暴发期间应优先为PWH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通俗语言摘要：肯尼亚、乌干达、坦桑尼亚和乌干达的HIV感染者在COVID-19大流行期间经历了更严重的抑郁症状，尤其是在2021年6月至8月Delta变异株传播期间。研究结果表明，Delta激增期间筛查出抑郁的可能性比COVID-19大流行前高出近两倍。年龄较大和女性的HIV感染者抑郁症状更高。抑郁症状在COVID-19大流行的早期阶段最高。建议在疾病暴发和其他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期间为HIV感染者提供心理健康支持。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COVID-19大流行对全球心理健康造成了深远影响。尽管非洲大陆的COVID-19确诊病例数相对较低，约占全球累计总数的3%，但数据显示非洲地区的心理健康问题发生率却高于其他疫情更为严重的地区，尤其在HIV感染者（PWH）中，其抑郁患病率范围可达6%至66%。PWH面临更高的心理健康恶化风险，原因包括对HIV治疗中断的恐惧、对SARS-CoV-2感染的更高感知风险，以及社会限制和长期社会经济后果带来的间接心理伤害。已有研究表明，心理健康状况与不良HIV结局之间存在关联，包括抗逆转录病毒治疗（ART）不依从和HIV护理脱失。然而，关于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PWH在连续COVID-19疫情波次中的纵向心理健康影响研究有限。研究人员假设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可能与COVID-19疫情波的强度平行，尤其在由Delta变异株驱动的第三波中观察到更明显的症状。因此，本研究旨在评估COVID-19疫情波次与四个非洲国家PWH抑郁筛查阳性之间的关联。
研究方法与关键技术
本研究数据来自非洲队列研究（AFRICOS），这是一项正在进行的、前瞻性队列研究，在乌干达Kayunga、肯尼亚South Rift Valley、肯尼亚Kisumu West、尼日利亚Abuja和Lagos以及坦桑尼亚Mbeya的12个诊所内招募15岁及以上人群。研究人员纳入2019年1月至2022年12月期间既有COVID-19前又有COVID-19期间访视数据的HIV感染者。每六个月进行一次访视，收集社会人口学问卷、病史回顾（包括ART方案和依从性），并使用流行病学研究中心抑郁量表（CES-D，评分≥16为阳性界值）筛查抑郁。研究将COVID-19前时期定义为2019年1月1日至2020年3月19日，COVID-19时期进一步划分为多个激增期（基于全球COVID-19数据库的七日滚动平均确诊病例数）：L株激增期（2020年4月1日至8月1日）、Alpha激增期（2020年10月1日至2021年1月31日）、Delta激增期（2021年6月1日至8月31日）和Omicron激增期（2021年12月1日至2022年2月1日），以及合并的非激增期。统计方法上，采用Pearson卡方检验和Fisher精确检验进行分类变量的双变量关联分析，采用Wilcoxon秩和检验进行连续变量分析。使用广义估计方程（GEE）的逻辑回归模型估算与抑郁筛查阳性相关的比值比（OR）和95%置信区间（CI）。最终多变量模型基于10%变化估计法选择协变量，调整了性别、年龄和研究地点。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共有2,069名HIV感染者纳入分析，其中57.8%为女性，中位年龄43.1岁。最常见的ART方案是替诺福韦/拉米夫定/依非韦伦（TLE，占42.7%），89.1%的参与者报告过去30天内无ART漏服。COVID-19前访视中，62人（3.0%）筛查出抑郁阳性，女性高于男性（3.7% vs. 2.1%，p=0.033），过去30天至少漏服一次ART的参与者高于无漏服者（6.8% vs. 2.5%，p=0.002）。
抑郁筛查阳性率随时间变化：COVID-19前访视的抑郁筛查阳性率为3.0%，非激增期为3.4%，Alpha激增期为4.1%，Delta激增期达到峰值5.1%，Omicron激增期降至3.5%。
多变量分析结果：最终多变量模型调整了性别、年龄和研究地点。与COVID-19前时期相比，仅在Delta激增期访视的参与者抑郁筛查阳性的可能性显著增加71%（aOR 1.71 [95% CI 1.23-2.36]）。年龄方面，30-39岁（aOR 0.62 [95% CI 0.42-0.91]）、40-49岁（aOR 0.58 [95% CI 0.40-0.84]）和50-76岁（aOR 0.64 [95% CI 0.44-0.93]）的参与者比<30岁的参与者更不可能筛查出抑郁阳性。女性参与者比男性更可能筛查出抑郁阳性（aOR 1.87 [95% CI 1.42-2.47]）。与乌干达Kayunga地点相比，肯尼亚South Rift Valley（aOR 2.12 [95% CI 1.25-3.58]）、肯尼亚Kisumu West（aOR 6.24 [95% CI 3.81-10.21]）、坦桑尼亚Mbeya（aOR 6.24 [95% CI 3.83-10.17]）和尼日利亚Abuja和Lagos（aOR 3.66 [95% CI 1.90-7.05]）地点均与更高的抑郁筛查阳性可能性相关。
敏感性分析：在敏感性分析中，将非激增期分开处理。第一个非激增期（2020年8月2日至9月30日）无抑郁筛查阳性者。第二个非激增期（2021年2月1日至5月31日；aOR 1.44 [95% CI 1.04-2.00]）和Delta激增期（aOR 1.70 [95% CI 1.23-2.35]）与COVID-19前时期相比，均与抑郁筛查阳性显著相关。其他激增期或非激增期未见显著关联。年龄、性别和研究地点的其他显著关联保持不变。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研究结果表明，非洲HIV感染者的抑郁筛查阳性与COVID-19大流行早期最为相关，随后逐渐下降。这一趋势可能由最初的社会封锁焦虑和非洲缺乏COVID-19疫苗可及性所解释，随着非药物干预措施的放松和疫苗引入，日常活动逐渐恢复正常。然而，一项在肯尼亚的130名参与者队列研究显示，2020年夏季报告抑郁症状的比例低于2021年夏季（15.1% vs. 43.1%），这种相反发现可能归因于抑郁测量工具的不同（该研究使用患者健康问卷PHQ-2，而本研究使用CES-D）。本研究中抑郁筛查阳性率相对较低（COVID-19前仅为3.0%，从未超过5.1%），而其他非洲队列报告的抑郁患病率范围为6%-66%。这种差异可能反映了AFRICOS的独特特征，即工作人员与参与者之间的长期关系为入组者创造了某种形式的心理稳定性，这同样体现在高水平的ART依从性上。COVID-19大流行可能导致了一些ART中断，但大流行期间多个月份配药（MMD）的推广可能反映并维持了高水平的ART依从性。此外，大流行期间迅速转向电话访视以及在疫情开始后八周内快速恢复面对面访视，可能有助于维持高水平的研究参与度。
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的分析补充了日益增长的证据体系，表明抑郁症状和其他心理健康问题在COVID-19大流行开始后立即达到最高水平，然后在两年内接近大流行前水平。这一认识可为未来大流行和公共卫生紧急事件期间的资源分配、治疗和预防性干预措施提供信息并促进其实施。干预措施可能包括为那些易受此类紧急事件不良心理健康影响的人群保留或扩大心理健康服务。最后，本队列中位于地理和文化多样化的非洲各地的抑郁筛查阳性率较低，这表明长期随访护理、高水平的护理参与度和ART依从性对于积极影响HIV感染者的心理健康结局具有重要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