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Sustainable Food Systems》：Post-relocation livelihood adaptation among resettled households in karst mountainous areas: outcomes, associated factors, and configurations in Guizhou Province, China
编辑推荐：
引言：改善生计适应结果（livelihood adaptation outcomes）对于搬迁户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巩固脱贫成果至关重要。方法：研究人员利用喀斯特山区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CRITIC（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
引言：改善生计适应结果（livelihood adaptation outcomes）对于搬迁户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巩固脱贫成果至关重要。方法：研究人员利用喀斯特山区搬迁户调查数据，通过CRITIC（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criteria Correlation，CRITIC法）构建多维生计适应结果指数，并结合OPGD（optimal parameters-based geographical detector，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和fsQCA（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考察关联因素与组态模式。结果：（1）搬迁后生计适应结果存在显著差异：尽管总体适应结果为中等，但心理适应和生活适应结果的进展远快于经济和职业方面的恢复。（2）农户在所有维度上呈现显著差异，就业适应差距最大。（3）收入水平、保险覆盖和健康状况是最强关联因素；因素交互通常增强解释力。（4）生计适应结果的改善并不依赖单一主导因素。相反，六个等效组态路径通过多个条件的非线性交互形成，共同促进高水平的适应结果。讨论：喀斯特山区搬迁户后续支持政策应基于多个关联因素的协同格局，采取针对性措施，根据农户资源特征制定差异化方案，并协调选择与高生计适应结果相关的适应组态，从而夯实搬迁户可持续生计基础。
论文解读：喀斯特山区搬迁户生计适应结果、关联因素与组态路径
研究背景方面，贫困消除、缩小不平等和促进可持续发展是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SDGs）的核心议题。喀斯特地貌约占全球陆地的15%至20%，支撑约10亿人口，其中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国家和生态脆弱区。与其他生态脆弱区相比，喀斯特地区受石漠化导致的耕地稀缺、地表水严重渗漏等刚性约束，人地系统矛盾尤为突出。中国实施易地扶贫搬迁工程，到2020年如期完成全面脱贫任务。相关研究表明，易地扶贫搬迁在改善农户生计和促进区域发展方面成效显著，但部分搬迁人口仍面临生计基础不稳、社会融入较差、自我发展能力弱等问题，总体生计适应结果处于较低水平，可持续生计存在隐患。喀斯特地区石漠化显著、耕地破碎、水土资源短缺，使搬迁后生计重建更复杂。因此，系统评价喀斯特山区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结果，识别关键关联因素和组态路径，并提出针对性支持措施，对巩固脱贫成果、推进乡村振兴和区域可持续发展具有理论和实践意义。既有研究多基于英国国际发展部（DFID）开发的可持续生计框架（SLF，Sustainable Livelihoods Framework），从资本视角研究生计策略、生计韧性、生计脆弱性与风险以及生计适应结果，主要关注概念界定和测量，较少关注心理资本；测量方法包括等权法、层次分析法和熵值法。既有研究仍存在三方面不足：第一，适应能力维度的系统测量不足，偏重物质和经济因素，对搬迁户心理认同和归属感关注不够，且多将经济、社会和心理适应视为平行过程或顺序阶段，未充分检验其在特定生态移民情境下是否同步推进；第二，影响机制分析多局限于回归模型的线性对称净效应，难以捕捉多因素非线性交互和协同效应，且较少将微观调查数据的定量测度直接作为fsQCA结果变量，并缺乏与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的耦合；第三，生计适应结果研究多由定性方法主导，在农户层面整合定量与定性方法的研究较少，针对喀斯特地区搬迁后新环境适应能力的研究更少。基于此，研究人员整合心理适应结果，构建涵盖经济、就业、生活、社会、心理五个维度的综合评价指标体系，采用CRITIC综合指数评估农户生计适应结果及各维度状况，利用OPGD识别单因素及其交互的关联效应，并引入fsQCA从组态视角识别导致高适应结果的多个等效条件路径。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半结构化访谈和实地调查获取一手数据。研究区为贵州省毕节、六盘水和安顺，属于喀斯特石漠化连片区域。正式调查于2024年7月开展，从12个代表性安置社区选取受访户；抽样按城市（毕节、六盘水、安顺）和安置地点（县级与非县级社区）分层，共6层，每社区约抽取20—30户，共发放问卷352份，经数据清理后获得有效问卷306份，有效回收率86.93%。问卷总体Cronbach’s alpha系数为0.714，KMO统计量为0.773，Bartlett检验p=0.00。方法上，运用CRITIC法（Criteria Importance Through Intercriteria Correlation）构建生计适应结果综合指数；运用OPGD（optimal parameters-based geographical detector，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识别单因子和交互关联；运用fsQCA（fuzzy-set qualitative comparative analysis，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识别高生计适应结果的组态路径。
研究结果如下。3.1 农户生计适应结果水平的总体描述：研究人员通过CRITIC综合指数测度发现，农户生计适应结果总体差异较大，最大值为0.876，最小值为0.374，均值为0.646；原始值相对集中且分布较均匀，均值低于中位数，呈左偏分布，55.89%的样本处于较高适应结果区间。维度上，经济和职业适应结果相对较低。重复测量方差分析显示，Mauchly球形检验违反球形假设，经Greenhouse–Geisser校正后，适应结果维度主效应显著，F(4, 1,220)=319.906，p<0.001，partial η
2=0.512；Bonferroni事后比较表明，五个维度两两差异均显著，心理适应结果显著高于其他维度，生活和社会适应结果显著高于经济和职业适应结果，经济和职业适应结果最低。职业适应结果的个体差异最大，四分位距最高。心理、生活和社会适应结果均值均为0.26，而经济和职业适应结果均值均为0.17，其中家庭人均年收入和非农就业率得分尤其低。调查发现，部分中老年居民缺乏非农就业劳动能力，农忙时只能返回原籍种植玉米、水稻等，收入低且生产周期长，导致家庭收入薄弱。心理层面，搬迁后农户形成较强社区归属感，表明搬迁改善了居住条件，并通过鼓楼、文化广场等具有民族文化符号的互动空间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熟悉的社会联系。结论是，总体适应结果为中等偏上，但心理和生活适应进展较快，经济和职业适应恢复滞后，呈异步适应特征。
3.2 不同生计适应结果水平下农户差异分析：研究人员采用K-means聚类将农户分为相对先进型、稳定发展型和需要提升型三类，并通过单因素方差分析（ANOVA）检验分类有效性，F统计量为820.565，p=0.000，三类差异显著。相对先进型占34.97%，均值0.743；稳定发展型占44.44%，均值0.639；需要提升型占20.59%，均值0.497。低适应农户职业适应结果仅为0.281，是所有维度中最低，表明就业仍是提升低适应农户生计适应结果的主要约束。样本中低适应水平农户在乡镇中心或中心村安置的比例较高，占该组70%；虽然未进行正式统计检验，但得到实地观察支持。多数低适应农户主要依赖作物种植，投入与产出不匹配，收入弱且不稳定；与在县城安置的中高适应农户相比，其资源供给、就业信息和职业技能培训机会较少，进一步限制其向非农产业转移。结论是，不同适应水平农户在多个指标上存在差异，职业适应差距最大。
3.3 农户生计适应结果关联因素探究：研究人员整合OPGD和fsQCA模型，以独立评估各因素相对重要性并揭示多因素交互形成的高适应结果组态。3.3.1 最优参数地理探测器结果。3.3.1.1 单因子探测：X4家庭收入水平是首要核心因素，其后为X8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全面性、X2家庭健康状况，q值分别为0.390、0.379、0.307，是当前与农户生计适应结果相关的主要因素。X7社区公共安全执法力度和X9融入社区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程度q值均超过0.20，解释力较强。X6坡度、X1户主受教育程度、X3家庭成员在社区或政府机构职位q值较低，解释力较弱。X5安置点海拔与农户生计适应结果无显著关联，q=0.093，p>0.5；这可能与样本安置点海拔变化有限以及政府主导搬迁标准化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有关。结论是，经济资本、社会资本和人力资本构成核心支持。3.3.1.2 因子交互作用：多数交互对解释力有增强作用，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X4与其他因素的交互q值均超过0.4，说明X4作为基础核心因素与其他变量耦合时显著增强对生计适应结果的解释力。X4∩X6交互增强，表明收入较高且坡度较缓的农户更可能获得较好适应结果。X7、X8、X9与其他变量交互值均超过0.2，交互类型多样，包括双因子增强、非线性增强和单变量减弱。海拔与其他因素交互q值总体高于其单独q值，说明海拔单独影响有限，但与其他资源和条件交叉时影响被放大。结论是，生计适应结果由多因素共同关联，交互通常增强解释力，但不均匀。
3.3.2 模糊集定性比较分析结果。3.3.2.1 单个条件必要性分析：九个核心变量及其否定的一致性值均低于0.9，表明没有任何单一变量独立构成实现农户生计适应结果的必要条件。该结果与OPGD探测结果一致，说明研究区生计适应结果重塑并非由单一因素决定，所有变量需纳入fsQCA模型以揭示多重条件组态。3.3.2.2 多变量组态路径分析：与高生计适应结果相关的组态有六条，各有效路径一致性超过0.9；满足六条有效组态的案例中，超过90.6%的结果由九个条件变量共同作用产生，总体覆盖度为0.537，可解释53.7%的高生计适应结果案例，总体一致性为0.906。路径H1包括H1a、H1b、H1c三个三阶等效组态，属政策社会资本关联型，核心条件包括X3家庭成员在社区或政府机构职位和X4家庭收入水平，外围条件包括X7社区公共安全执法力度、X8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全面性、X9融入社区生活习惯与文化习俗程度。路径H2为均衡综合资本型，核心条件包括X1户主受教育程度、X3家庭成员在社区或政府机构职位、X4家庭收入水平、X5海拔、X6坡度，外围条件为X7、X8、X9。路径H3为制度嵌入型，核心条件为X1、X4、X7，核心缺失条件为X2家庭健康状况和X6坡度，外围条件为X8、X9。路径H4为脆弱突破型，核心存在条件为X2家庭健康状况和X3家庭成员在社区或政府机构职位，核心缺失条件为X1、X5、X6，外围条件为X7、X8、X9；该路径缺失条件最多，具有深度贫困地区农户典型特征。原文以R3社区老年人一元午餐，以及R4、R5、R6社区免费理发、医疗、课后辅导等志愿服务作为代表性案例。结论是，高生计适应结果不依赖单一主导因素，而是由多条件非线性交互形成六条等效组态路径。3.3.3 稳健性检验：研究人员将一致性水平从0.8提高至0.85，结果与原组态高度一致；将校准锚点从95%、50%、5%调整为90%、50%、10%后，路径2—4与原文一致，H1中H1a的户主受教育程度从未分类变为边缘条件，H1b的海拔从未分类变为边缘条件，总体覆盖度0.526，总体一致性0.882，表明结果具有稳健性。
讨论部分。4.1 主要发现与解释：CRITIC测度结果显示，喀斯特生态脆弱区搬迁后生计适应结果存在显著异步性。总体适应结果为中等偏高水平，但分维度看，心理和生活适应达到较高水平，经济和职业适应仍明显滞后。该模式与传统搬迁适应序列中经济恢复通常先于心理整合不同，也与多维资本和能力共同演化观点不同。政府主导搬迁模式优先改善实体基础设施、住房质量和公共服务，可快速缓解物质焦虑、增强安全感并提升心理社会福祉；而经济就业恢复依赖区域劳动力市场成熟度、农户人力资本可转移性和市场可达性等慢变结构因素，是市场驱动和路径依赖过程，需要长期能力建设。OPGD结果表明，家庭收入水平、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全面性、家庭健康状况对适应结果差异解释力最强，符合SLF强调金融、社会、人力资本基础作用的观点。搬迁后生计适应结果来自结构和个体层面因素的复杂交互，而非单一决定因素。保险覆盖和健康状况的显著解释力说明社会保障和家庭人力资本可在短期部分补偿经济限制。交互探测进一步表明，因素两两组合通常增强解释力；当经济资源受限时，全面社会保障和良好健康可缓冲低收入的部分负面关联。fsQCA组态中，一些路径在家庭收入不作为核心条件时仍实现高适应结果，社会保障和社区治理作为核心或贡献条件出现。但社会保护和社区支持的补偿作用不应被解释为可保证长期生计独立；缺乏强经济条件的组态原始覆盖度较低，说明此类组态在高适应农户中较少。社会保护和社区支持是外部缓冲，提供安全网，但不直接建立生产能力。长期生计独立需要金融资本积累、稳定就业和多元化收入来源。横截面数据无法证明观察到的补偿是否持续，需纵向研究。4.2 政策启示：提升搬迁农户生计适应结果是安置区从“维持稳定”转向“实现繁荣”的关键步骤。政策干预应弥合心理和生活适应较快与经济职业恢复较慢之间的差距，采用系统视角整合经济、社会与制度支持，而非孤立措施。政府层面应通过收入多元化和扩大医疗、养老保险覆盖面缩小经济适应差距；应根据不同喀斯特地区资源禀赋，营造多样化生计活动环境，包括非农就业和地方经济发展，同时尊重生态约束。适应治理应通过多因素协调推进；对不同组态类型采取灵活政策包：对高适应农户维持经济活力并加强社区治理；对依赖社会资本补偿收入不足者，保护并动员现有社会网络，同时通过技能发展和非农就业支持逐步建设经济能力；对依赖政策和社保补偿经济约束者，重点是稳健社会保障和公共服务，但必须与长期收入生成计划衔接，避免短期补偿变为永久依赖；对均衡多因素组态者，监测和强化既有优势。就业支持应按路径类型定制，对劳动能力有限家庭有效实施政策性安全网。家庭层面，鼓励终身学习、技能适应市场需求，并利用数字工具和平台促进市场准入，但其效果依赖地方基础设施和数字素养。社会融合和社区支持可作为补偿机制：社会信任和邻里互动较强社区可组织就业信息共享、技能展示和互助求职，将社会资本转化为经济机会；社会融合较弱社区应优先建设基本社区治理结构。家庭应主动扩展社会网络、参与社区组织与公共事务，并将社会联系用于获取市场信息或就业推荐。4.3 局限与未来研究：研究存在若干局限：横截面设计无法进行因果推断，OPGD和fsQCA结果代表统计关联和集合论模式而非因果机制；结果指数包含人均收入，而解释变量X4测量家庭收入满意度，二者概念不同但经验相关，因此X4与结果指数的关联可能部分反映构念重叠；所有数据来自自报告问卷，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和社会赞许偏差；研究区仅限于贵州特定喀斯特山区，外推性有限，未来需跨区域和跨情境比较。
研究结论翻译：本研究评估了喀斯特山区搬迁农户的生计适应结果，并检验了与这些结果相关的因素。基于实证结果和讨论，得出以下结论。（1）受访农户的生计适应结果总体水平高于平均水平；但各维度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和生活适应结果相对较高，而经济和职业适应结果仍相对较低。这一模式表明，有限的经济资本积累和不足的就业支持是导致适应结果较低的重要因素。（2）划分为高、中、低适应水平的农户在所有维度上均表现出显著差异，其中职业适应结果差异最大。这一发现表明，职业技能和就业信息获取与总体生计适应结果密切相关。（3）家庭特征、经济状况、地理环境、社区治理、社会保障和文化融合在不同程度上与生计适应结果相关。其中，家庭收入、医疗和养老保险覆盖以及家庭健康状况的解释力最强。这些因素的两两交互通常表现为双因子增强或非线性增强，表明其联合效应大于单个因素的效应。（4）农户生计适应结果的关联因素复杂，并具有等效性。不存在普遍与高适应结果相关的单一最优组态或单个因素。相反，不同因素在多条组态路径中发挥不同作用。高适应结果与通过复杂非线性交互形成的特定条件组合相关，这些组态代表通向同一结果的不同路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