专业农产品地理标志（SAGI）认证能否激活中国农地租赁市场？——基于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与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的平均处理效应证据

《Food and Energy Security》：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s Can Activate Chinese Farmland Rental Markets

　　

农地租赁市场低效仍是发展中经济体农业现代化和高效土地配置的重要约束，尽管制度性改革持续推进，土地租赁交易参与仍有限。已有研究强调土地租金、信贷获取和农业补贴等有形经济因素，但对地理标志品牌化等无形资产是否影响农地租赁市场参与关注较少。本研究考察专业农产品地理标志（Specialized Agricultural Geographical Indication, SAGI）认证与中国农村农户租入或租出农地决策之间的关系。研究人员使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数据，并采用内生转换Probit（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 ESP）模型以处理进入SAGI地区的非随机选择，估计SAGI认证对农地租赁参与的处理效应。结果表明，在受处理农户中，SAGI认证使租入农地的估计概率提高4.36%，使租出农地的估计概率提高9.18%。租出农地效应更大，说明农户对SAGI认证存在异质性响应：资源受限的小农户更可能租出农地，而禀赋较好的生产者更有能力扩大经营。机制分析表明，这些效应与经济渠道和政治渠道均有关，包括更高的农地相关收益与生产成本、改善的信息提供以及更多农业补贴获取。效应还随合同土地持有量、信贷获取、电子商务培训、市场距离和村庄治理条件而变化。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地理标志政策不仅可能促进农产品品牌建设，也可能促进农地再配置和农村生产结构变化。

论文主体解读

农地租赁市场通过促进土地配置、提高农业生产率并支持结构转型，对农业现代化和乡村振兴具有重要作用。然而，在发展中经济体中，制度摩擦和不完全市场使农地租赁市场低效问题普遍存在。中国在平衡粮食安全、农业现代化和农村转型过程中，农地租赁市场效率的重要性上升。原文指出，全国农地流转率从2018年的21.8%降至2023年的2.8%。既有研究主要将租赁市场参与不足归因于租金、信贷约束和农业补贴等有形经济因素，而对地理标志品牌等无形资产是否影响农户租入或租出农地决策关注不足。SAGI是一种政策支持的品牌与知识产权安排，将指定农产品与特定地理、文化和生产特征相联系，可能通过质量认证、地域差异化和价格溢价影响农地租赁。研究人员据此使用2020年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和内生转换Probit（ESP）模型，估计SAGI认证对农地租入和租出的处理组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并考察经济机制、政治机制及情境约束。研究结论表明，SAGI与农地租入和租出均正相关，且对租出的估计效应更大；其效应随农户资源禀赋、信贷、电商培训、市场距离和村庄治理变化。该研究的意义在于，将地理标志政策从农产品品牌建设扩展到农地再配置和农村生产结构变化。

关键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使用2020年8—9月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该调查覆盖10个省级地区、50个县、156个乡镇、300份村级问卷、3800余份农户问卷和15000余名家庭成员，采用多阶段抽样。核心变量包括农户是否租入和租出农地、是否位于SAGI村，以及户主和村庄特征。实证上采用ESP模型，通过全信息最大似然（full-information maximum likelihood, FIML）联合估计选择方程与结果方程，并估计ATT。稳健性分析采用扩展回归模型（Extended Regression Model, ERM）、Lewbel异方差工具变量和面积对数指标；选择方程以明代驿站数量作为工具变量（instrumental variable, IV）。

研究结果如下。

4.1 SAGI选择方程（Selection Equation for SAGI）：选择方程显示，女性户主与SAGI正相关；村干部身份与SAGI负相关；距县政府较远、山区和贫困村更可能位于SAGI地区，旅游村更不可能。明代驿站数量作为工具变量与SAGI负相关，第一段F统计量为336.376，且与农地租入或租出无显著关联。

4.2 农地租赁参与的相关因素（Factors Associated With Farmland Rental Participation）：非农就业与租入负相关、与租出正相关；旅游发展改变土地利用；SAGI地区女性户主更不租入、更租出；非SAGI地区有配偶者更不租入、更租出；山区限制租入，年龄呈U型。模型诊断中ρ₀显著，ρ₁在一个设定中显著，支持非随机选择。

4.3 SAGI对农地租赁参与的估计效应（Estimated Effects of SAGI on Farmland Rental Participation）：ATT估计显示，SAGI使租入概率提高0.0436，使租出概率提高0.0918，均在1%水平显著。租出效应更大，说明存在异质性响应：资源受限小农更可能租出，资本较好生产者更可能租入扩张。

4.4 稳健性检验（Robustness Tests）：ERM估计中，租出为0.1841、租入为0.1568；Lewbel异方差工具变量估计中，租出为0.1934、租入为0.1285；面积对数指标中，总流转面积、租出面积和租入面积分别为1.5742、3.3040和2.7450，均正显著，结果稳定。

4.5 异质性分析（Heterogeneity Analysis）：4.5.1 合同农地面积（Contracted Farmland Area）中，面积较大者租入0.2585、租出0.0691；面积较小者租入?0.0427、租出0.8601。4.5.2 信贷可得性（Credit Availability）中，可得信贷者租入0.8039、租出0.0691；信贷受限者租入?0.1585、租出?0.0383。表明土地和金融禀赋调节响应。

4.6 内部机制（Internal Mechanism）：4.6.1 经济效应（Economic Effects）中，4.6.1.1 农地收入（Farmland Revenue）方面，SAGI提高农地收入ATT为0.0942；4.6.1.2 生产成本（Production Costs）方面，SAGI提高生产成本ATT为4.0045。4.6.2 政治效应（Political Effects）中，4.6.2.1 信息提供（Information Provision）方面，信息提供给转出方和转入方的ATT分别为0.0271和0.0406；4.6.2.2 农业补贴（Agricultural Subsidies）方面，总农业补贴ATT为0.3621。

4.7 约束条件（Constraint Conditions）：4.7.1 村干部腐败（Village-Cadre Corruption）中，低腐败村租入0.0898、租出0.1508；高腐败村租入?0.0755、租出0.0961。4.7.2 电子商务培训（E-Commerce Training）中，接受培训者租入?0.1518、租出0.8740；未接受者租入0.0142、租出0.2583。4.7.3 市场距离（Market Distance）中，小于2 km者租入?0.0842、租出0.1488；大于2 km者租入0.0345、租出0.8879。

4.8 扩展分析：SAGI与不同农业主体的农地租入（Expanded Analysis: SAGI and Farmland Rental-In by Different Agricultural Entities）：SAGI对农业企业、合作社、小农户和大农户租入面积均正显著，ATT分别为5.3274、0.7705、1.0042和1.6909，其中农业企业估计值最大，表明农地由部分农户向企业、合作社和更有效率经营者再配置。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支持农地租赁市场促进资源再配置，但SAGI并非均匀扩大租赁，而是差异化再配置。异质性表明初始资源禀赋塑造响应；中国农地确权提供正式基础；经济考量之外，农户对农地的情感和非货币价值、合同稳定性也重要。分配方面，平均收入上升不等于平等分配，需关注小农、大农、合作社和企业之间的受益分布。治理方面，地方政府、村干部、农户、企业、合作社等协调重要，地理标志兼具私人收益和集体声誉，低腐败村效应更强，信息提供和补贴显示公共支持作用。局限在于主要使用2020年CRRS横截面数据，估计为短期间关系；ESP虽处理非随机选择，但不能直接观察SAGI实施前后变化，不能充分捕捉动态调整，未来需纵向或面板数据。

研究结论翻译：研究人员使用中国乡村振兴调查（China Rural Revitalization Survey, CRRS）数据和内生转换Probit（Endogenous Switching Probit, ESP）模型，考察SAGI与中国农户参与农地租赁市场之间的关系。分析还考察与该关系相关的经济与制度机制，并探讨农户和村庄特征间的异质性。主要结论如下。第一，SAGI与农地租入和租出均正相关，对租出的估计效应更大。异质性分析进一步表明，这些关系随农户资源禀赋而变化。合同农地持有量较大的农户表现出更强的租入正向响应，而合同持有量较小的农户表现出更强的租出倾向。类似地，可获得正规信贷的农户表现出更强的租入正向响应，而信贷受限农户在农地租赁市场中的参与较弱。这些发现表明，土地禀赋和金融能力调节农户对SAGI的响应。第二，结果与经济机制和政府支持机制均一致。SAGI与更高的农地相关收入以及更高的农业生产成本相关。这两种效应可能产生异质性土地利用响应：预期收益增加可增强资源丰富生产者扩大生产的激励，而更高的合规成本和生产成本可能对资源受限农户形成更大障碍。SAGI还与政府提供农地租赁信息和农业补贴正相关，表明公共部门支持可能降低信息约束并影响农地租赁市场参与。第三，SAGI与农地租赁参与之间的估计关系随制度、技术和地理条件而变化。在感知村干部腐败水平较低的村庄，正向关系通常更强。电子商务培训与SAGI下更强的租出响应和更弱的租入响应相关，表明数字市场机会可能改变农户劳动力配置和土地利用决策。估计结果也因市场距离而异，表明地理可达性和市场条件塑造SAGI与农地租赁参与之间的关系。总体而言，研究结果表明，SAGI不只是与农地租赁活动的普遍增加相关，而是与一个由农户资源、生产成本和收益、政府支持、地方治理、数字市场参与和地理条件塑造的差异化农地再配置过程相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