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ating Disorders》：Brief Cognitive-Behavioral Therapy for Non-Underweight Eating Disorders (CBT-T): Psychological and Weight-Related Outcomes, and Predictors of Improvemen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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目的
简短认知行为治疗（CBT-T）已被开发为针对非低体重个体进食障碍的一种可及性治疗。了解该人群中预测治疗应答的因素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大型自然主义样本考察了CBT-T结局的预测因素。研究旨在确定CBT-T的结局，并识别治疗前特征和早期变化在预测结局中的作用
目的
简短认知行为治疗（CBT-T）已被开发为针对非低体重个体进食障碍的一种可及性治疗。了解该人群中预测治疗应答的因素十分重要。本研究利用大型自然主义样本考察了CBT-T结局的预测因素。研究旨在确定CBT-T的结局，并识别治疗前特征和早期变化在预测结局中的作用。
方法
样本包括371名接受CBT-T（10次会谈）的成人。所有参与者在第1、4和10次会谈时完成各项测量，包括进食病理（EDE-Q）、焦虑（GAD-7）和抑郁（PHQ-9）。身体质量指数（BMI）由临床医生测量的体重和身高计算。采用意向性治疗（GLMM）和完成者分析。
结果
371名参与者中，53.1%完成了治疗。没有因素能够预测脱落。在意向性治疗（ITT）分析中，患者在EDE-Q得分上表现出显著变化，总体上以及在第1–4次和第4–10次会谈之间均显著，效应量大，且结束时得分远低于临床截断值。在ITT分析中，无论基线BMI如何，BMI在治疗期间均无变化。完成者分析显示BMI有轻微增加，但变化幅度很小。基线得分（EDE-Q、BMI、PHQ-9、GAD-7）对治疗结束时的结局预测力极低，而早期变化（第1–4次会谈）中的限制性进食和体重关注是总体结局的强预测因子。
结论
CBT-T在非低体重患者中重复验证了其强效作用，而BMI总体保持稳定，仅在完成者分析中观察到小幅增加。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进食障碍是一类以异常饮食行为、体重和体形过度关注为核心特征的精神障碍。认知行为治疗（CBT）是成人进食障碍，尤其是非低体重患者的一线循证心理治疗方法，已被证实能有效减少各类诊断呈现中的进食障碍精神病理。然而，标准CBT-E通常需要20次会谈，其可及性受到限制。为提升治疗可及性，Waller等人开发了简短认知行为治疗（CBT-T），这是一种结构化的10次会谈认知行为治疗，专门面向非低体重进食障碍个体。已有研究表明，CBT-T（10次）与CBT-E（20次）在非低体重患者中具有可比较的治疗结局和脱落率。
尽管CBT-T在进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获益已得到确认，但关于治疗期间身体质量指数（BMI）变化的研究仍然不足。这一问题的临床重要性在于：体重增加担忧在非低体重进食障碍个体中十分普遍，可能构成患者参与饮食和代偿行为改变建议的障碍。如果患者预期治疗会导致显著体重增加，对体重轨迹的不确定性可能加剧治疗矛盾心理或回避行为。因此，明确CBT-T期间BMI是否系统性变化、以及这种变化是否因基线BMI不同而存在差异，将有助于提高心理教育的准确性，帮助临床医生为患者提供关于治疗身体和心理结局的现实预期。
此外，现有证据基础仍需扩展，以更好地理解CBT-T的有效性及与治疗应答相关的因素。既往研究提示早期症状变化与总体结局存在关联，但基线临床特征和早期变化对结局的预测作用尚需在大样本自然主义队列中进一步验证。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方法
本研究是一项回顾性二次分析，使用2018至2022年间在英国两个国民健康服务体系（NHS）进食障碍服务中接受CBT-T的成人常规临床数据。研究方案已在开放科学框架（OSF）上预注册。最终纳入371名成人参与者，年龄18至74岁，平均年龄31.34岁（SD=10.88），均诊断为非低体重进食障碍。纳入标准包括接受CBT-T、年龄≥18岁、具有非低体重进食障碍诊断；排除标准包括低体重（BMI<18）、需要更密集干预的诊断、同时接受其他治疗或缺乏正式进食障碍诊断。
研究采用的主要方法包括：意向性治疗（ITT）分析使用广义线性混合模型（GLMM）评估治疗有效性，允许利用所有可用数据而无需多重插补；完成者分析使用重复测量方差分析（ANOVA）考察完成治疗者的变化；多元二元逻辑回归用于识别与治疗完成相关的因素；多元回归和分层回归用于探索早期变化和治疗结局的预测因素。测量工具包括进食障碍检查问卷（EDE-Q）作为主要结局指标，广泛性焦虑障碍量表（GAD-7）评估焦虑，患者健康问卷（PHQ-9）评估抑郁，BMI由临床医生测量的身高和体重计算。
三、研究结果
3.1 意向性治疗分析
GLMM分析显示，EDE-Q总分及各分量表得分在治疗期间均存在显著的时间主效应（p<0.001）。EDE-Q总分估计均值从第1次会谈的4.13降至第10次会谈的1.97，远低于临床缓解截断值2.77，平均降低2.16分，超过可靠变化指数（RCI）1.13，表明变化可靠且具有临床意义。配对比较显示第1–4次、第4–10次和第1–10次会谈间均存在显著下降，且变化速度在治疗早期更快，拟合二次趋势。四个分量表（限制性进食、进食关注、体重关注和体形关注）均表现出类似的显著改善模式。
BMI方面，ITT分析显示治疗期间BMI无显著变化，估计均值从第1次会谈的26.93到第4次会谈的27.04再到第10次会谈的26.81，差异不显著（F(2,938)=0.04，p=0.965）。按基线BMI分层（≤29.9、30–39.9、≥40）的额外分析均未发现BMI显著变化。
3.2 完成者分析
371名参与者中197人（53.1%）完成治疗。二元逻辑回归未发现任何基线人口学或临床特征能显著预测脱落。
完成者重复测量ANOVA显示，EDE-Q总分存在显著时间主效应（F(1.76,338.21)=377.35，p<0.001，偏η2=0.66），效应量大。四个分量表同样显示显著的大效应量改善（偏η2=0.52–0.64）。配对比较均显示第1–4次、第1–10次和第4–10次会谈间显著下降。
BMI在完成者分析中显示小而显著的时间效应（F(1.21,240.97)=5.23，p=0.017，偏η2=0.02），第4–10次和第1–10次会谈间差异显著，但第1–4次间不显著。按基线BMI分层分析显示：BMI≤29.9组有微小但显著的增加（偏η2=0.029）；BMI 30–39.9组无显著变化；BMI≥40组显示统计上大效应量的增加（偏η2=0.455），但绝对增幅很小。尽管部分BMI类别出现统计学显著增加，绝对变化幅度小，不太可能构成临床意义上的体重变化。
3.3 基线水平和早期变化对总体结局的预测
分层回归分析显示，基线EDE-Q分量表得分仅提供少量结局预测信息（调整R2=0.099），其中基线限制性进食较高与更大改善相关。加入早期变化（第1–4次）后，模型预测力大幅提升（调整R2=0.409），基线得分的影响显著减弱。早期限制性进食和体重关注的减少是总体改善的最强预测因子，而其他分量表的早期变化预测作用不显著。
3.4 基线焦虑和抑郁对治疗结局的影响
分层回归（N=196）显示，基线EDE-Q分量表、BMI和年龄组成的模型显著（F(6,190)=4.28，p<0.001），但仅基线限制性进食为显著预测因子。加入基线GAD-7和PHQ-9得分后，模型不再显著（F(8,188)=1.69，p=0.187），焦虑和抑郁仅增加0.6%的方差解释量，均不显著。
3.5 基线因素对早期变化的影响
多元回归（N=291）显示模型显著（F(8,283)=6.20，p<0.001）。基线EDE-Q限制性进食是早期变化的显著预测因子，与总体结局发现一致。基线抑郁症状是小而显著的负向预测因子，提示较高基线抑郁与略小的早期改善相关。其他预测因子均不显著。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表明CBT-T能有效减少非低体重进食障碍患者的精神病理症状，ITT和完成者分析均显示大效应量的显著改善，且在第4次会谈时已出现有意义的减少并持续至第10次会谈。早期症状变化是治疗结局的更强预测因子，优于基线严重程度；基线焦虑和抑郁不显著预测结局；无治疗前变量显著预测脱落。
BMI方面，ITT分析显示治疗期间BMI无变化，完成者分析显示部分BMI类别有小幅但统计显著的增加，绝对幅度小，不太可能导致患者治疗后立即尝试减重。这一发现支持在治疗开始时向患者提供心理教育：完成CBT-T可能与某些群体中略高的BMI相关，但变化极小且无临床意义，而心理改善显著且持续，帮助患者检验其对极端体重增加的恐惧。
研究优势包括大样本量提供充分统计效力，以及同时使用ITT和完成者分析增强结论稳健性。局限性包括二次数据限制可用变量、缺乏对照组无法进行因果归因、依赖自我报告测量可能存在应答偏差、以及研究团队成员参与CBT-T开发可能存在的研究者偏倚。
研究结论支持CBT-T作为减少进食障碍精神病理的有效干预，对体重/BMI无有意义影响。临床实践启示包括：临床医生应密切监测前四次会谈的进展，对早期进展有限的患者积极调整治疗策略；基线焦虑和抑郁不应被视为治疗分配的障碍；提供关于治疗结局的准确心理教育可改善治疗参与度和可接受性。未来研究应采用前瞻性和对照设计以加强因果推断，并进一步探讨早期变化背后的预测机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