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GRICULTURE AND HUMAN VALUES》：Systemic harm and regulatory repair? 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and 2020 occupational safety control act in the German meat indust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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肉类产业以不稳定就业（precarious employment）、危险工作条件（hazardous working conditions）和对移民劳动的强依赖为特征。这些动态共同为移民工人产生系统性健康风险（systemic health risks），CO
肉类产业以不稳定就业（precarious employment）、危险工作条件（hazardous working conditions）和对移民劳动的强依赖为特征。这些动态共同为移民工人产生系统性健康风险（systemic health risks），COVID-19大流行即为例证。为改善工作条件，德国政府颁布了《职业安全控制法》（Occupational Safety Control Act, OSCA），自2021年起禁止该产业核心活动中的中介化工作（intermediated work）。五年后，该研究通过移民劳动体制（migrant labor regime）视角考察不同利益相关者如何评估OSCA的影响。在实证上，研究依据定性访谈（qualitative interviews），并辅以在一个跨学科研究网络（transdisciplinary research network）内的民族志参与（ethnographic engagement）。在概念上，研究将关于移民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学视角（political-economy perspective）——该视角突出塑造移民雇佣的结构关系——与一个分析焦点联系起来，即这些结构如何具体体现在并通过工人对伤害的身体与心理社会体验（bodily and psychosocial experiences of harm）而被再生产。研究结果表明，工人转入直接雇佣（direct employment）带来了就业条件和某些职业安全（occupational safety）方面的改善。然而，长期健康伤害（long-term health harms）、非正式控制实践（informal control practices）和有限的工人话语权（worker voice）持续存在。该研究认为，这些结果反映了一个不稳定移民劳动体制的持续运行；在该体制中，伤害与健康不良并非仅仅是非预期后果，而是一个规训并使移民劳动可被剥削的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的组成部分。通过将结构性监管与具身体验（embodied experience）联系起来，该研究既突显法律改革（legal reform）的限度，也强调将伤害与不平等（inequity）作为不稳定移民劳动体制构成性特征（constitutive features）加以应对的重要性。
论文围绕德国肉类产业中移民劳动体制（migrant labor regime，指支配移民工人流动与雇佣的结构化系统）与2020年《职业安全控制法》（Occupational Safety Control Act, OSCA，禁止核心业务中介化工作的联邦法律）展开。研究背景是：全球肉类部门竞争激烈，风险与成本压力沿供应链下移，导致低工资与恶劣工作条件；该产业高度依赖移民工人从事屠宰、肉品加工和包装等低薪工作。肉类产业工伤和职业病发生率居各行业前列，工人还面临职业健康服务、医疗、康复和社会福利障碍。COVID-19大流行期间多国肉品工厂暴发SARS-CoV-2，凸显这些不平等及其健康、社会和经济影响。德国政府以2020年OSCA回应疫情，禁止屠宰、去骨、切割和肉品加工等核心领域的分包（subcontracting）和临时机构工作（temporary agency work），并规定工时电子记录、增加检查与雇主处罚、最低住房标准，旨在重建社会对话和工人权利。五年后，研究人员考察不同利益相关者如何通过移民劳动体制视角评估OSCA对工作条件、安全与健康的影响，并解释法律实施后的状况。研究认为，需将政治经济学视角与“伤害与不平等基础设施”（infrastructures of injury and inequity，即造成并维系伤害与不平等的结构安排）结合：前者关注塑造移民雇佣的结构，后者揭示结构如何转化为工人的具身体验与福祉。研究人员开展定性研究，结合半结构化访谈和跨学科网络中的民族志参与。结论是OSCA带来就业条件与职业安全改善，但长期健康伤害、非正式控制实践和有限工人话语权仍存；伤害与健康不良不仅是意外后果，而是一个规训并使移民劳动可被剥削的基础设施的组成部分，显示法律改革的限度及将伤害与不平等作为不稳定移民劳动体制构成性特征处理的重要性。
方法上，采用定性研究设计，将半结构化访谈与民族志参与结合。访谈分两阶段：阶段1（2024年10月至2025年5月）面向政策制定者、政府与公共行政、工会、公民社会组织、肉企管理层和工人委员会（works councils）等，14次访谈覆盖15名利益相关者；阶段2（2026年1月至2月）面向工人，7名受访者均来自罗马尼亚（6女1男），具2至10年肉业经验，岗位包括去骨、切割、肉品加工、包装和物流，其中1人因健康问题1.5年无法工作；总计N=21。工人通过与社会咨询组织的信任关系获得访问与翻译，未访谈中介和政府职业安全与健康（Occupational Safety and Health, OSH）检查员。访谈录音并转录，采用演绎与归纳编码，用ATLAS.ti 9分析；民族志来自一个聚焦德国肉业劳动的跨学科网络，包括会议、非正式交流和一次肉厂参观。
研究结果
就业与职业安全方面的改善（Improvements in terms of employment and occupational safety）。研究人员通过利益相关者和工人访谈发现，OSCA被普遍视为较旧监管框架的改善。主要改善是分包工人大量转为肉企直接雇佣（direct employment），企业在疫情期间数周内雇佣数千人，扩展人力资源、OSH系统、融入服务和公司住房；工作委员会覆盖扩大。直接雇佣带来更透明准确的工时和工资，极端长工时减少，工资支付更及时，部分工人更了解并能行使社会权利，更可能请病假和年假，医保由公司“按规”组织，工人直接获得医保卡而非由主管控制。职业安全方面，责任更清晰，事故显著下降，因为培训、监督和执行责任转回肉企，工作委员会可监督全体工人。但部分偏远地点工人净收入下降，部分人被给固定期限合同，就业与财务安全并非所有工人都改善。
剩余长期健康影响与非正式层级（Remaining long-term health effects and informal hierarchies）。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发现OSCA未解决肉品加工的长期健康后果，也未改变限制移民工人行使权利的等级环境或显著提高工会化。急性工伤受关注，但累积的身体与心理耗损未变，工人报告身体被“耗尽”，重复动作、寒冷、肌肉骨骼负荷、心理压力及宰杀动物暴力性质持续。高流动、低工作声望和贬低工人话语继续存在。前中介被肉企聘为监督者或人力资源管理者，正式禁止分包未改变工作环境的社会结构，而是将非正式权力结构内化于公司。监督者施压提高速度、控制休息甚至如厕时间，拒绝病假，威胁或实施解雇，工人因害怕被看见参加权利信息活动而不敢参加。权利在纸上改善，但非正式权力结构仍阻碍落实。工会化仍低，有人称存在“展示厅效应”（showroom effect），即受公众关注的公司改善更明显，不显眼地点变化有限。
监管改革限度的结构动态（Structural dynamics underlying the limits of regulatory reform）。访谈分析指出两个相互关联的结构动态。
工作组织作为分而治之系统（The work organization as a system of divide and rule）。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发现肉厂工作过程反映并强化移民工人群体间的分化和层级，按国籍、族群、性别、技能、德语能力等交叉划分，不同国籍群体集中于特定岗位，如波兰人做较高质量工作、保加利亚人做很 inferior 工作、屠宰场主要为罗马尼亚人。轮班和任务分配多依监督者自由裁量，非正式且不透明。任务分配被用作纪律机制，偏离期望者被派往特别严酷或惩罚性任务。工人间竞争和个体化任务分配侵蚀团结，使工人向监督者寻求个人好处，权利变成取决于监督者善意的特权，管理控制加强。
德国肉业移民劳动体制作为交织系统（The migrant labor regime in the German meat industry as an interwoven system）。通过访谈，研究人员发现一个由多种行为者受益的“纠缠网络”或社会、经济和政治系统。利益延伸到再生产领域，如绑定住宿和付费服务（市政登记、手机合同）获利。部分受访者称地方移民劳动体制政治“纠缠”甚至“黑手党式”，包括向地方机构捐款、购买影响、恐吓批评者，导致不愿挑战该系统。经济、政治和社会相互依赖强化商业行为者权力，抑制批评，使行为者免受责任并削弱变革努力。这些结构造成移民工人的多重脆弱性（multiple precarity），超出工作场所，但一切依赖其工作表现：工作能力与就业仍与住房、收入安全、有时居留身份绑定；失业可导致失去工作和住宿，甚至无家可归。工人因“一切都依赖这份工作和收入”而生病也工作；OSCA仅改变正式雇佣身份不足以根本改变权力关系和工作生活条件。
讨论与结论总结。研究人员发现OSCA结果混合。一方面改善就业条款和工作场所安全，直接雇佣提高透明度，使当局更有效监督和执行基本劳动权利，这是长期剥削移民劳动行业的重要成就；但OSCA改善的正是其明确处理的内容，未“彻底清理”该部门，未如许多人所望点燃工人话语权、组织和权力关系的根本转变，也未解决长期身体与心理社会伤害。将重点放在工作场所安全，事实上遮蔽慢性伤害与痛苦；官方评估以急性事故率衡量健康效应，这种“统计还原主义”（statistical reductionism）使逐渐累积的身体与心理社会伤害不可见，而这些伤害很少转化为可获护理和补偿的正式医学类别。原文指出一些变化可能需更长时间，其他需进一步干预。研究确认仅法律改革不足；干预对合同和易测量方面最有效，对安全文化和工人话语权等关系性方面效果有限。研究显示移民劳动体制通过社会物质工作组织实现全面工人控制，并嵌入社会、经济和政治基础设施。工作组织作为分而治之系统，监督者（foremen、caporals 或 small bosses）是关键行为者，常来自边缘化移民社区，却通过非正式层级和实践施加控制，放大压力、阻止关心安全健康并阻止主张权利。该体制是地方和跨国根深蒂固的系统，有多重获益者，他们从移民劳动和再生产需求中获利，因而维持现状。经济和政治相互依赖强化这些行为者权力，使其免于批评并削弱改革。先前研究已指出这些结构动态造成“多重脆弱性”和“情境性剥削与虐待脆弱性”，并破坏集体行动。研究人员表明，尽管就业合同更安全，这些动态仍系统性再生产移民工人的脆弱性和可剥削性。OSCA约束了分包这一支柱，但未改变行业集体谈判的长期破坏、深植于工作组织的层级和严酷、危险、暴力工作条件。直接雇佣大幅增加但高流动仍存，表明这些因素继续驱动脆弱性与健康不良的恶性循环。改善工人条件需多方协同，包括政府监管和执行，以及道德贸易机制等市场工具；尤其需将干预嵌入既定、可信和受信任的工人代表结构，如工会及其集体行动机制，以长期解决权力结构。研究还强调结构与具体体验的关系：德国肉业移民劳动体制的政治经济不仅转化为移民工人的物质、身体和心理社会体验，后者或持续伤害风险又通过作为控制机制再生产不稳定移民劳动体制。因此，不稳定移民劳动是食品供应链获取“理想”劳动力（低薪、灵活、守纪律）的基础设施核心组成部分；尽管法律重新规制朝向更安全雇佣合同，移民工人仍面临高工伤和疾病风险，其身体继续被视为可替换基础设施：只要运作就被视为理所当然，不运作就被丢弃。研究局限包括质性访谈数量较少、数据为特定时点快照、未能纳入政府劳动检查员和中介视角、受访者叙述受职业与机构归属及信任、权力不对称和研究团队位置性影响。概念贡献在于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视角交叉融合。人类学视角使经济和政治安排的人类成本（伤害、痛苦、具身边缘化）可见；政治经济学视角关注产生和维持移民工人脆弱性的结构机制。研究人员强调工人健康的系统性伤害不仅作为结果，也作为“伤害与不平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除产生实证见解外，该研究的概念性贡献在于人类学与政治经济学视角的交叉融合。人类学视角对于使经济与政治安排以伤害、痛苦和具身边缘化形式呈现的人类成本可见至关重要。政治经济学视角通过将注意力引向产生并维持移民工人脆弱性的结构机制而扩展了这一焦点。此外，研究人员强调工人健康的系统性伤害不仅作为结果，而且作为“伤害与不平等基础设施”的一部分发挥作用。将这些视角结合起来，除深化分析理解的科学价值外，有助于识别具体干预切入点，通过这些切入点，可利用性、可丢弃性与伤害的恶性循环可能转化为更具关怀、保护与问责的良性安排。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