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Global Women's Health》:Women's empowerment and its association with 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 in sub-Saharan Africa: a study using recent 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s
编辑推荐:
专业摘要翻译
背景: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SSA)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与人权议题。本研究采用基于调查的女性赋权全球指数(Survey-based Wo
专业摘要翻译
背景: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仍是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SSA)一项重大的公共卫生与人权议题。本研究采用基于调查的女性赋权全球指数(Survey-based Women's Empowerment Global Index,SWPER Global Index),探讨已婚或同居女性中多维赋权与IPV之间的关联。
方法: 研究人员对2010—2023年间在2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收集的最新人口与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DHS)数据进行了横断面分析。研究纳入90,807名年龄15—49岁的已婚或同居女性。女性赋权采用SWPER全球指数的三个维度进行测量。研究运用调查加权双变量分析和多变量logistic回归检验与IPV的关联,并报告校正后比值比(adjusted odds ratio,aOR)及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
结果: 合并IPV患病率为12.4%(毛里塔尼亚2.0%至塞拉利昂30.8%)。对暴力态度维度的高赋权(aOR=0.59;95% CI:0.55–0.63)和社会独立维度的高赋权(aOR=0.84;95% CI:0.77–0.92)与较低的IPV发生几率相关。决策赋权与IPV无独立关联(高vs.低:aOR=1.05;95% CI:0.98–1.13)。初等教育与略高的IPV发生几率相关(aOR=1.08;95% CI:1.00–1.16),而高等教育与较低几率相关(aOR=0.75;95% CI:0.61–0.93)。年龄增长(aORs=1.37–1.96)、同居(aOR=1.11;95% CI:1.04–1.19)、初等教育(aOR=1.08;95% CI:1.00–1.16)、生育次数≥2(aORs=1.39–1.52)、若干职业类别(aORs=1.17–1.45)及伴侣接受中等教育(aOR=1.23;95% CI:1.13–1.34)与较高的IPV发生几率相关。相反,伊斯兰教信仰(aOR=0.88;95% CI:0.82–0.96)、较富裕或最富裕财富状况(aORs=0.91和0.81)与较低几率相关。
结论: 女性赋权与IPV的关联呈多维特征。预防工作应在支持女性自主权的同时,解决关系内部权力不平等、容忍暴力的社会规范以及幸存者中心服务的障碍。
论文解读文章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亲密伴侣暴力(intimate partner violence,IPV)是指由当前或前任亲密伴侣在亲密关系内实施的身体、性或心理虐待,是全球最普遍的女性权利侵犯形式之一,也是重大公共卫生问题。尽管性别平等日益受到关注,IPV在撒哈拉以南非洲(sub-Saharan Africa,SSA)仍广泛存在,并对女性的身体、生殖和心理健康、家庭福祉及社会参与造成严重后果。IPV在各国及不同暴力类型间的显著差异表明,它不仅是私人家庭问题,更受性别规范、经济压力、关系内权力不平等、法律保护以及社区对暴力容忍或挑战态度的广泛条件所塑造。经历IPV的女性可能面临伤害、慢性疼痛、意外怀孕、性传播感染、抑郁、焦虑等短期和长期健康后果,这些影响还延伸至家庭、社区及后代,限制女性流动性、削弱其充分参与社会经济生活的能力、破坏经济安全并扰乱家庭福祉。因此,减少IPV与可持续发展目标(Sustainable Development Goals,SDGs)密切相关,特别是关于健康福祉的SDG 3和关于性别平等的SDG 5,其中具体目标5.2旨在消除对妇女和女童一切形式的暴力。
女性赋权常被视为减少IPV的重要途径,但两者关系并非总是简单直接。更强的赋权可能帮助女性识别虐待、参与家庭决策、获取资源、寻求支持并抵抗强制性控制。然而,来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证据表明,某些形式的赋权与IPV存在混合关联,尤其是当女性自主权的提升挑战了既有的性别等级,而男性态度、家庭权力关系和社区规范未发生相应改变时。在父权制环境中,传统家庭权威可能将女性的教育、自主、就业或社会流动视为威胁。
既往文献的一个主要局限在于,女性赋权往往仅以单一指标衡量,如教育、就业、家庭财富或决策参与。尽管这些指标有用,但可能无法充分捕捉赋权作为多维过程的本质。基于调查的女性赋权全球指数(Survey-based Women's Empowerment Global Index,SWPER Global Index)通过三个互补维度——对暴力的态度、社会独立和决策——提供了更全面的测量方法,能够区分女性对暴力支持性规范的拒绝、其更广泛的社会地位以及家庭决策参与。该指数基于DHS数据开发并验证,后扩展用于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尤其适用。本研究即利用2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近期DHS数据,检验SWPER三个维度与IPV的关联,并调整相关社会人口、家庭、伴侣和情境特征,以阐明赋权不同维度与IPV的关系是否相似或不同。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本研究为横断面研究,汇总了2010—2023年间21个撒哈拉以南非洲国家各自最新的符合条件的人口与健康调查(Demographic and Health Survey,DHS)数据。DHS是一项在90多个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开展的具有全国代表性的调查,采用多阶段抽样方法,样本量约5,000至32,000人,在国家级、地区级和城乡居住地层面具有代表性。初始汇总文件包含413,345名15—49岁女性,最终分析样本限定为已婚或同居、被选中并完成家庭暴力模块、且有足够信息推导三个SWPER维度及回归分析变量的女性,最终纳入90,807人。研究结局为调查前12个月内经历的身体、性或情感IPV,构建为二元复合变量。主要暴露为SWPER全球指数三个维度:对暴力的态度、社会独立和决策,各维度按既定截点分为低、中、高赋权。协变量包括年龄、婚姻状况、宗教、教育、职业、生育次数、财富指数、居住地、伴侣年龄和伴侣教育。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调查校正Pearson卡方检验和调查加权多变量logistic回归。初步两水平随机截距模型显示国家聚类效应可忽略,故采用标准调查加权logistic回归,并在敏感性模型中将国家作为固定协变量。模型拟合采用Hosmer-Lemeshow检验,判别力以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0.624)评估,多重共线性以方差膨胀因子(VIF)检验,分析使用STATA 18软件并考虑DHS复杂抽样设计。
三、研究结果
样本社会人口学特征: 研究纳入90,807名女性,以年轻人群为主(59.8%年龄20—34岁),农村占比62.4%,已婚占75.8%,66.6%无正规教育或仅初等教育,主要职业为农业(28.7%)或销售(17.1%),29.5%无业,42.1%生育4个及以上子女,财富指数五分位分布相对均匀。
IPV患病率: 21国总体IPV患病率约12.4%。塞拉利昂最高(30.8%),其次为利比里亚(26.3%),毛里塔尼亚最低(2.0%),南非(7.6%)、马拉维(7.8%)和布隆迪(7.5%)较低。
女性赋权水平: 三国在三个SWPER维度上赋权水平均存在显著差异(p<0.001)。对暴力态度维度高赋权在南非(95.2%)、马拉维(84.5%)和加纳(79.9%)最常见,在马里最不常见(18.9%)。决策高赋权在南非(77.9%)、卢旺达(55.3%)和加蓬(53.2%)最常见。社会独立高赋权在南非(86.9%)、马达加斯加(76.3%)和肯尼亚(64.7%)最常见。
赋权维度与IPV的双变量关联: 对暴力态度维度与所有形式暴力显著相关(χ2值:184.8–606.5,p<0.001)。高赋权女性身体暴力发生率为22.7%,低赋权为38.3%;性暴力分别为8.2%和15.2%;情感暴力分别为25.5%和36.0%。社会独立维度与所有形式暴力显著相关(χ2值:82.8–216.0,p<0.001),高赋权女性情感暴力发生率为26.0%,低赋权为30.8%。决策维度在双变量分析中与各形式IPV相关,但模式不一致,未随赋权提高而呈渐进下降。
多变量logistic回归结果: 对暴力态度维度高赋权在粗模型和校正模型中均与较低IPV几率相关(cOR=0.585,95% CI:0.549–0.624;aOR=0.585,95% CI:0.546–0.626)。社会独立高赋权同样与较低几率相关(cOR=0.813,95% CI:0.761–0.870;aOR=0.838,95% CI:0.767–0.915)。决策赋权在调整后与IPV无独立关联(中:aOR=0.968,95% CI:0.895–1.046;高:aOR=1.049,95% CI:0.975–1.129)。年龄增长与较高IPV几率显著相关,40—44岁最高(aOR=1.964,95% CI:1.605–2.404)。同居相对已婚有较高几率(aOR=1.113,p<0.01)。伊斯兰教相对基督教有较低几率(aOR=0.884,p<0.01)。教育呈混合模式:初等教育略高(aOR=1.080,95% CI:1.004–1.163),高等教育较低(aOR=0.751,95% CI:0.607–0.929)。销售、农业、其他、家政和体力劳动相对无业均有较高几率(aORs=1.168–1.446)。生育2、3、4+个子女相对无子女均有较高几率,4+最强(aOR=1.482,p<0.001)。最富财富五分位相对最穷有较低几率(aOR=0.811,p<0.001)。伴侣中等教育相对无正规教育有较高几率(aOR=1.230,p<0.001)。
四、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指出,女性赋权与IPV的关联呈现多维特征:对暴力态度的赋权(即拒绝暴力合理化)与较低IPV风险关联最强,社会独立维度也呈保护性关联,而决策赋权在调整后无独立关联。这一发现提示,改变容忍暴力的社会规范可能比单纯增加女性家庭决策参与更为关键。研究同时识别了多个风险因素,包括年龄增长、同居、初等教育、高生育次数、若干职业类别及伴侣中等教育,以及保护因素如伊斯兰教信仰和较高财富水平。研究结果强调,预防工作应支持女性自主权,同时解决关系内部权力不平等、容忍暴力的社会规范以及幸存者中心服务的障碍。研究结论为:女性赋权与IPV的关联呈多维特征,预防策略需针对赋权的不同维度采取差异化干预,并兼顾个体、关系和社会规范层面的综合措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