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越以女性为目标：家庭内部情境与食品券的有效性

《Journal of Health Economics》：Beyond targeting women: Intrahousehold contexts and the effectiveness of food vouchers

　　

摘要

许多转移支付项目以女性为目标群体，其依据是母亲比父亲更有可能将资源分配给儿童福利。然而，关于性别化影响的研究结果仍存在争议——这可能是因为父母的认知、偏好和户内决策角色在不同背景下存在差异。在本研究中，我们通过一项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开展的随机对照试验，实验性地改变了户内信息环境本身。具体而言，我们采用析因设计，交叉随机化两个关键维度：（1）哪位家长接受营养行为改变沟通（BCC）——无家长接受、仅母亲接受或双亲均接受；以及（2）哪位家长接受家庭食品券——母亲或父亲。我们发现，在父亲未接受BCC的所有情境中汇总，分配给母亲的食品券比分配给父亲的食品券在改善儿童喂养实践方面产生了更大的效果。最大的效果出现在母亲同时获得BCC和食品券时。当父亲也接受BCC时，这种母亲优势减弱且不再具有显著性。我们提供了有提示性的证据表明，当母亲同时拥有知识优势和资源控制权时，她们能够更好地调动更大的户内支持。这些发现表明，在设计营养干预项目时，需要考虑户内环境，而不仅仅是受助者的性别。

引言

现金和食品券项目被广泛用于减少儿童营养不良（Manley等人，2020），而营养不良占五岁以下儿童死亡原因的将近一半（WHO，2024）。这些项目通常以女性为目标群体，其假设是母亲比父亲更有可能优先考虑儿童福利（Doepke和Tertilt，2019；Yoong等人，2012）。然而，实证证据仍存在争议，即使是在识别良好的随机研究中也是如此。例如，Akresh等人（2016）发现，在布基纳法索，儿童结局没有显著的性别差异，而Armand等人（2020）报告称，在北马其顿，当母亲接受转移支付时，食品支出更高。这些不一致性表明，性别定向的效果可能并非普遍性的，而是取决于户内条件——具体而言，是知识、资源控制权和议价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这些混合结果可能具有情境特异性，反映的是性别定向实施时不同家庭条件的差异，而非该政策本身的统一属性。

一个自然的猜想是，向母亲定向转移支付的有效性取决于转移支付接收时的户内环境——特别是父母之间营养相关知识的分布、支出决策权的归属，以及夫妻双方在儿童投资优先级上的共识程度（Doss，2013；Duflo和Udry，2004）。然而，现有的实证证据无法区分这些混合结果是反映定向规则本身、实施中异质的家庭条件，还是两者兼有，因为这些环境是从情境中继承的而非通过实验操纵得到的。要判断这些解释，需要直接改变家庭环境，而不是依赖跨研究或跨家庭的变异。

为了实验性地检验这些户内动态，我们与非洲未来基金会（AFF）合作，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开展了一项随机对照试验。我们采用析因设计来分离信息和资源控制的影响，交叉随机化两个维度。首先，在村庄层面，我们将家庭分配到三种行为改变沟通（BCC）情境之一：（1）双亲均未接受BCC（情境1），（2）仅向母亲提供BCC（情境2），或（3）向母亲和父亲均提供BCC（情境3）。其次，在每个村庄内，我们在家庭层面随机分配月度食品券的接收者为母亲或父亲。这产生了六个处理组——1M、1F、2M、2F、3M、3F——以及一个纯对照组。这种结构使我们能够通过比较同一情境内的性别差异（如1M与1F或2M与2F）以及跨情境的相同接收者性别（如2M与3M）来分离交互效应。

我们的主要结局指标，如AEA RCT注册库（Han等人，2017）中预先指定的那样，为儿童膳食多样性评分（CDDS）和儿童喂养频率（最低餐次频率，MMF）。为了解决多重假设检验问题，我们将其与相关的WHO喂养指标合并为婴幼儿喂养（IYCF）实践指数。我们还使用BCC促进和非促进的食品消费指数来检验膳食改善模式。次要结局指标包括父母对IYCF实践的营知识、户内支持指数、儿童人体测量指标和家庭膳食指标。我们在全文中应用了错误发现率（FDR）校正。

我们发现，当父亲也未接受BCC时，给母亲的食品券比给父亲的食品券更能改善儿童膳食结局——当我们将两个无父亲BCC情境（情境1和情境2）汇总时，这种母亲优势在统计上具有显著性。在2M组中，母亲同时拥有信息优势和分配的资源控制权，我们观察到儿童喂养实践的最大改善（0.44个标准差），同时还有户内支持增加的有提示性证据（0.27个标准差）。在劳动分工和伴侣支持方面更大的户内支持可能缓解了时间约束，使母亲能够将营养知识转化为改善的喂养实践（Lundberg等人，1997；Duflo，2003）。相比之下，当双亲均接受BCC（情境3）时，食品券影响的这种性别差异减弱。

本研究表明，性别定向转移支付的有效性内生于户内信息环境。我们通过随机化实验性地改变该环境来识别这种依赖性，而不是依赖家庭间已有的异质性。第二，我们发现，当母亲拥有信息优势时，将食品券定向给女性的效果最佳，但当父亲同样获得信息时，这种优势减弱。第三，我们的发现细化了性别定向就足够的政策假设，强调了项目效果取决于资源控制与信息分布在户内如何相互作用。

我们强调，该设计使我们能够估计食品券效果如何随实验分配的信息环境而变化，但每个处理组内的家庭数量相对有限，这限制了某些对比的精确度。特别是，该研究不具备足够效力来检测所有同一情境内的性别差距差异或其他高阶交互效应。因此，我们更重视汇总的性别比较（即1M+2M与1F+2F）以及跨信息情境的母亲食品券比较（2M与3M），这些估计值足够大以在该设计下被检测到，而将其余交互检验解释为有提示性的。

本文是一项在埃塞俄比亚农村地区开展的预注册随机对照试验系列研究的总结性研究（AEARCTR-0002320；NCT03229629）。Han等人（2021）考察了在村庄层面分配的BCC和食品券的主要效应，Han等人（2023）估计了在村庄层面分配的父方BCC参与对儿童营养结局的作用。两篇论文均未考察食品券接收者性别与BCC暴露之间的交互作用——即本研究关注的家庭层面交叉随机化。在原始实验中，食品券接收者性别（母亲与父亲）是在每个村庄内在BCC随机化的同时于家庭层面随机分配的。早前的论文汇总了食品券接收者性别；本文首次利用了该村庄内变异。

研究背景片段

埃塞俄比亚被归类为最不发达国家之一，面临各种儿童营养挑战，人均GDP为768美元，是该研究的合适情境（世界银行，2017）。在埃塞俄比亚，2016年五岁以下儿童的发育迟缓患病率为38%（埃塞俄比亚中央统计局和ICF，2016）。

我们的研究聚焦于埃塞俄比亚中奥罗米亚地区的埃杰雷区（woreda），距首都亚的斯亚贝巴市以西约50公里处。

数据来源

本研究的主要数据来源包括人口普查数据、基线和随访调查，以及干预期间收集的行政数据。非洲未来基金会于2016年5月至9月进行了一次人口普查，涵盖埃杰雷22个选区（ward）的约22,000个家庭。该人口普查收集了各种人口学、社会经济和健康信息，包括母亲和儿童的年龄、婚姻状况、教育和就业、家庭资产以及母亲的生育史。

基线

实证方法

我们的分析策略基于项目的随机化设计，这提供了一个可靠的识别来源。我们估计以下协方差分析（ANCOVA）规格：??_{ijk1} = α + Σ_{S=1}^{3} (β_{SM} S_{iMj} + β_{SF} S_{iFj}) + θ · y_{ijk0} + X_{ijk0} · Γ + η_k + ε_{ijk}

其中 y_{ijk1} 表示村庄j中选区k的家庭i在随访时的感兴趣结局，包括母亲营知识、IYCF实践、儿童人体测量指标和户内结局等变量。S_{iMj} 和 S_{iFj}（S = 营养知识）

表2报告了干预对BCC出勤（第1-2列）和父母营知识（第3-4列）的影响。母亲BCC出勤率在72%至78%之间，母亲组和父亲组食品券之间没有显著差异。在父亲中，当持有食品券时（3F，67%）出勤率高于配偶持有时（3M，60%）。

母亲营BCC（情境2和3）使母亲的营知识提高了4.4至7.3个百分点，而父方BCC……

结论

本研究提供了实验性证据，说明户内环境——特别是信息与资源控制的对齐——如何塑造旨在改善儿童营养的食品券效果。当父亲未接受儿童营养教育时，我们发现，将食品券定向给母亲比定向给父亲在改善儿童喂养实践和促进食品消费方面产生了显著更大的效果，该结论汇总了所有无父亲BCC情境。在情境2M内……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Seollee Park：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稿、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化。Yaeeun Han：撰写——审阅与编辑、撰写——原稿、可视化、验证、监督、软件、资源、项目管理、方法论、调查、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可能会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

Seollee Park | Yaeeun Han | Hyuncheol Bryant Kim
美国华盛顿州立大学经济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