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and Science of Sleep》：Chronotype and Emotion-Regulation as Determinants of Bedtime Procrastination in Adolescents: The Mediating Role of Sleep Hygiene Practice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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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研究旨在探究睡眠卫生模式是否在青少年昼夜节律类型（chronotype）、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与就寝拖延（bedtime procrastination）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人员假设，具有夜晚型（even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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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本研究旨在探究睡眠卫生模式是否在青少年昼夜节律类型（chronotype）、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与就寝拖延（bedtime procrastination）之间的关系中起中介作用。研究人员假设，具有夜晚型（evening type）昼夜节律偏好及较低情绪调节能力的青少年会表现出更严重的就寝拖延，且该关系由不良睡眠卫生（sleep hygiene）所中介。
方法：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cross-sectional design），来自斯洛伐克中学的486名学生完成了评估睡眠模式与行为、昼夜节律偏好及情绪调节困难的问卷。数据分析采用带自助抽样法（bootstrapping）的简单中介模型（simple mediation model），以评估各变量与就寝拖延之间的直接关联，以及通过睡眠卫生作为中介变量的间接关联。
结果：结果显示，就寝拖延与情绪调节困难呈显著正相关，与昼夜节律类型及睡眠卫生呈显著负相关。此外，昼夜节律类型与情绪调节困难呈显著负相关。中介分析揭示，情绪调节困难与昼夜节律类型均通过睡眠卫生与就寝拖延存在直接及间接关联。然而，情绪调节困难的间接关联更强，而昼夜节律类型与就寝拖延的关联主要以直接效应为主。最终模型解释了就寝拖延35.6%的方差（R2 = 0.356）。
结论：本研究从自我调节（self-regulatory）与昼夜节律（circadian）双重视角阐明了就寝拖延的潜在关联机制，其中睡眠卫生作为个体 predispositions 与就寝拖延之间关系的重要关联变量而凸显。以增强自我调节能力为重点的干预措施，可能有助于改善就寝习惯、睡眠卫生及后续行为。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就寝拖延（bedtime procrastination）在青少年群体中普遍存在，指个体形成早睡的积极意图，却未能按照该意图行动的意图-行为差距（intention-behavior gap），常导致睡眠不足与睡眠时长缩减，对身心健康产生显著负面影响。青少年期（约10至24岁）是自主性增强、学业压力增大、昼夜节律相位延迟（circadian phase delay）生物学敏感性升高的关键发展阶段，阐明就寝拖延的发生机制对制定有效行为干预策略至关重要。
既往研究已分别将昼夜节律类型（chronotype，个体昼夜偏好，从清晨型到夜晚型连续分布）和自我调节能力受损（impaired self-regulation）确立为就寝拖延的关键预测因素。夜晚型个体往往睡眠质量更差、入睡困难、学业日睡眠缩短，并伴随情绪与行为调节缺陷；低自我调节则通过增强对干扰的敏感性、削弱对长期目标的关注而促成就寝拖延。然而，情绪调节（emotion regulation，个体塑造情绪体验性质、时机与表达方式的机制）在就寝拖延中的独特贡献尚不明确。此外，睡眠卫生（sleep hygiene，促进健康睡眠的行为与环境因素集合）作为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因素，与情绪调节及昼夜节律类型均存在关联，但尚无研究检验睡眠卫生是否中介了情绪调节或昼夜节律类型与青少年就寝拖延之间的关系。既往研究多聚焦大学生样本，且各因素常被分开考察，其相互作用在青少年阶段仍未被充分理解。
基于上述理论缺口，本研究提出以下假设：夜晚型昼夜节律（H1）和较低情绪调节能力（H2）的青少年表现出更高的就寝拖延；夜晚型（H3）和较低情绪调节能力（H4）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差的睡眠卫生；睡眠卫生中介昼夜节律类型、情绪调节与就寝拖延之间的关系（H5）。研究目标为：（1）考察昼夜节律类型和情绪调节对就寝拖延的影响；（2）检验睡眠卫生习惯在该关系中的潜在中介作用。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本研究采用横断面（cross-sectional）定量研究设计，研究对象为斯洛伐克尼特拉（Nitra）地区中学15至21岁青少年，采用便利抽样法（convenience sampling）。排除标准包括睡眠障碍、精神疾病及服用睡眠或精神类药物者。数据于2025年9月至12月通过在线问卷收集，最终有效样本486人（66.8%女生，33.2%男生，M年龄 = 17.55，SD = 1.40）。样本量经蒙特卡洛模拟（Monte Carlo simulation）功效分析预先计算，最低需450名参与者以达到89%统计功效。
研究使用以下测量工具：（1）缩减版清晨型-夜晚型问卷（Reduced Morningness-Eveningness Questionnaire, rMEQ），5条目评估昼夜节律偏好，得分越高表示越倾向清晨型；（2）情绪调节困难量表简版（Difficulties in Emotion Regulation Scale – Short Form, DERS-SF），18条目评估整体情绪失调水平；（3）青少年睡眠卫生量表（Adolescent Sleep Hygiene Scale, ASHS），32条目含9个分量表，总分越高表示睡眠卫生越好；（4）就寝拖延量表（Bedtime Procrastination Scale, BPS），9条目评估就寝拖延频率。统计分析在JASP 0.19.3软件中进行，包括信度检验（Cronbach's α）、描述统计、相关分析、多重共线性检验（VIF），以及基于5000次自助抽样（bootstrapping）的简单中介模型分析，采用最大似然估计和偏差校正自助置信区间。
三、研究结果
信度分析：BPS（α = 0.838）、ASHS总分（α = 0.791）、DERS-SF（α = 0.850）及rMEQ（α = 0.708）均显示良好内部一致性。ASHS部分分量表（生理因素α = 0.443、行为唤醒α = 0.574、睡眠环境α = 0.536、睡眠稳定性α = 0.610）及DERS-SF部分分量表（策略获取受限α = 0.680、情绪觉察缺乏α = 0.647）信度未达满意水平。
描述统计与相关分析：样本整体倾向夜晚型昼夜节律（M = 12.226，SD = 3.72），睡眠卫生水平中等（M = 99.082，SD = 14.08），情绪调节困难得分M = 45.082（SD = 11.19），就寝拖延得分M = 27.934（SD = 7.54）。相关分析显示：就寝拖延与情绪调节困难呈显著正相关（r = 0.317），与昼夜节律类型（r = ?0.484）和睡眠卫生（r = ?0.474）呈显著负相关；睡眠卫生与情绪调节困难显著负相关（r = ?0.495），与昼夜节律类型显著正相关（r = 0.307）；昼夜节律类型与情绪调节困难显著负相关（r = ?0.190）。VIF值介于1.106至1.412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上述结果支持假设1和2。
中介分析：关于昼夜节律类型，直接效应显著（β = ?0.370，p < 0.001），总效应显著（β = ?0.440，p < 0.001），通过睡眠卫生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070，p < 0.001，Boot 95% CI [?0.100, ?0.045]），即夜晚型偏好越强，睡眠卫生越差（路径a：β = 0.221，p = 0.001），睡眠卫生越差则就寝拖延越严重（路径b：β = ?0.316，p = 0.001），支持假设3和5。关于情绪调节困难，直接效应小但显著（β = 0.090，p = 0.047），总效应显著（β = 0.233，p < 0.001），通过睡眠卫生的间接效应显著（β = 0.143，p < 0.001，Boot 95% CI [0.100, 0.195]），即情绪调节困难越多，睡眠卫生越差（路径a：β = ?0.453，p < 0.001），进而就寝拖延越严重。情绪调节困难的间接关联显著强于直接关联，支持假设4和5。预测变量共同解释中介变量29%的方差（R2 = 0.29），最终模型解释就寝拖延35.6%的方差（R2 = 0.356）。控制性别后的敏感性分析未改变结果模式。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结果支持就寝拖延与情绪调节困难、不良睡眠卫生及夜晚型倾向的关联。中介分析显示，睡眠卫生显著中介了情绪调节与就寝拖延之间、以及昼夜节律类型与就寝拖延之间的关系，但两种路径模式存在差异：情绪调节困难的间接关联更强，而昼夜节律类型以直接关联为主、间接关联较小，呈部分中介。这一模式提示，情绪调节困难可能作为远端易感因素，通过反刍（rumination）、负性情绪和不良睡前行为等复杂路径促成就寝拖延；夜晚型个体即使具备睡眠卫生意识，其生物节律过程仍可能不支持早睡，从而削弱就寝意图并引发负性情绪。睡眠卫生作为从觉醒到睡眠的充分过渡基础，对心理生理去唤醒（psychophysiological de-arousal）至关重要，早期建立健康的睡前常规有助于自我调节技能发展和积极睡前情绪强化。干预方向应聚焦于增强自我调节策略和培养适应性睡前习惯，这些是可改变的生活方式因素，多项睡眠卫生干预研究已显示可改善睡眠相关行为、增加总睡眠时间、提前入睡时间、减少社会时差（social jetlag）并降低压力。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无法推断因果、自我报告测量偏差、部分分量表信度较低、便利抽样限制推广性、未控制屏幕使用时间、抑郁症状、学业压力和社会经济地位等潜在混杂变量。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客观测量（如体动记录仪actigraph）、生态瞬时评估（ecological momentary assessment）和睡眠日记，并考察不同年龄和文化背景下的表现。
结论翻译：本研究考察了斯洛伐克中学生样本中昼夜节律与自我调节过程对就寝拖延的独特贡献，重点检验了情绪调节、昼夜节律类型、睡眠卫生与就寝拖延之间的关系，特别关注睡眠卫生作为中介变量的作用。研究结果凸显了睡眠卫生在自我调节与昼夜节律生物学倾向同就寝行为关联中的重要性。尽管情绪调节困难程度越高与就寝拖延水平越高相关，但在考虑青少年睡眠卫生后该关联有所减弱。这一模式支持情绪调节困难既直接又与就寝拖延间接关联，且通过睡眠卫生的间接关联更强。相比之下，昼夜节律类型与就寝拖延的关联以直接效应为主，睡眠卫生贡献了相对较小的间接关联。从发展视角看，这强调了针对可改变的睡前行为与常规进行干预的潜在价值，即使对于经历显著情绪失调或昼夜节律失调的青少年亦如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