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Catalyzing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through digitalization: the nexus between government digital transition and 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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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然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化或技术决定因素，常忽视制度治理的影响。理解数字公共行政驱动GTFP的机制，对于促进社会及更广泛经济的深刻生态转型至关重要。研究人员以2018年电子政务综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
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是可持续发展的基石；然而，既有研究主要集中于市场化或技术决定因素，常忽视制度治理的影响。理解数字公共行政驱动GTFP的机制，对于促进社会及更广泛经济的深刻生态转型至关重要。研究人员以2018年电子政务综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通过双重差分（DID）框架评估政府数字化转型对GTFP的影响，并分析2013—2021年285个中国地级市的面板数据。研究结果表明，数字治理显著提升GTFP，且该效应主要通过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变化发挥作用。这些发现在多种设定和有效性检验中保持稳健。异质性结果显示，正向影响在普通地级市和内陆城市中心更为明显，表明制度干预具有补偿作用。中介分析表明，数字政府通过增强政府信息透明度和促进技术创新提升GTFP。调节分析进一步显示，在要素市场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更先进的地区，这一正向效应被放大。通过将关注点从传统驱动因素转向制度治理，本文为数字政府—GTFP关联提供了新视角，并为政策制定者提供了关于可持续发展可行路径的具体证据。
在全球气候变化与资源耗竭压力下，向生态可持续和低碳经济范式转型已成为各国战略选择。传统经济增长指标常忽视环境外部性，因此需要将经济扩张与环境管理同步衡量的综合基准。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reen 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 GTFP）将常规投入与非期望环境产出（如污染排放）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被视为实现高质量、可持续发展的关键，是使经济进步与环境退化脱钩的可行路径。市场机制和自发技术创新固然是生态绩效的重要驱动，但制度框架与治理效率同样不可或缺。政府数字化转型（government digital transition）也常被称为数字政府或电子政务，正在深刻改变公共部门运行流程。文中区分“电子政务”和“数字政府”：前者主要数字化既有行政接口，后者要求后台数据基础设施系统整合和跨部门治理重构。2018年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被视为中国数字政府的正式起点，其政策要求统一平台和实时数据共享，超越孤立部门网站。理论上，数字政府架构可通过多种行政渠道催化区域环境绩效：其一，打破制度性信息孤岛，促进跨部门数据共享，降低监管者与产业主体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实现实时、精准环境监测，抑制机会主义排污；其二，通过数字平台简化行政程序，降低企业交易成本与制度摩擦，释放企业资源用于绿色技术创新和生态升级。然而，既有研究多关注绿色金融工具、工业机器人、数字经济等市场化或技术性因素，较少系统评估正式数字政府举措与城市GTFP的直接关联，2018年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是否带来促进可持续宏观经济发展的环境红利，仍需综合实证验证。
为填补上述空白，研究人员将中国2018年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作为准自然实验，使用2013—2021年285个地级市平衡面板，采用严谨的时变双重差分（difference-in-differences, DID）框架识别制度数字化对环境绩效的因果效应。实证发现，电子政务试点显著推动城市GTFP；进一步分析表明，这一正向变化主要由前沿技术进步而非技术效率改善驱动；基准发现通过平行趋势验证、安慰剂检验等一系列稳健性检验；机制分析显示，数字治理通过扩大行政透明度和加速区域创新能力提升GTFP，且这些正效应受要素市场化和本地数字经济成熟度调节。其意义在于：将分析视角从市场主导的数字经济现象转向正式制度性数字治理框架，建立公共行政现代化与绿色发展之间的直接联系；通过多期DID方法处理潜在内生性，提供数字政策干预环境效力的可靠因果证据；识别行政信息透明度和区域创新的中介作用，以及要素市场扭曲和数字基础设施准备度的边界条件，为发展中经济体可持续转型提供政策启示。
为开展研究，作者主要采用以下关键技术方法（不超过250字）：以2018年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为准自然实验；样本队列为2013—2021年285个中国地级市平衡面板，数据来自中国城市统计年鉴、中国科技统计年鉴、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中国市级政府财政透明度报告》、市场化指数报告等。计量上使用时变DID；用基于松弛的全局Malmquist-Luenberger（slack-based global Malmquist-Luenberger, SBM-GML）框架测算GTFP，并分解为技术水平变化（technical level change, GTC）和技术效率变化（technical efficiency change, GEC）；采用中介模型检验政府信息透明度和区域创新，采用交互项调节模型检验要素市场化和数字经济；稳健性方法包括事件研究平行趋势、安慰剂检验、Probit反向因果检验、试点前样本、Heckman两阶段、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propensity score matching difference-in-differences, PSM-DID）以及控制“宽带中国”“信息惠民”等政策。
研究结果如下。5.1 Baseline results（基准结果）：基准回归显示，数字政府虚拟变量EGOV对GTFP在5%水平显著为正；将GTFP分解后，EGOV对GTC显著为正，对GEC无统计显著影响；加入城市层面控制变量后，GTFP和GTC仍显著为正，GEC仍不显著，支持H1，说明数字政府主要通过推动技术进步而非提升技术效率来改善GTFP。5.2 Robust checks（稳健性检验）：5.2.1 Parallel trend test（平行趋势检验）采用事件研究法，政策前系数围绕零且不显著，GTFP联合F统计量为0.95（p=0.437），GTC为0.78（p=0.536）；政策后系数显著为正并逐年增强，表明DID前提成立且政策效应持续增强。5.2.2 Placebo test（安慰剂检验）随机分配试点城市和年份500次，伪系数分布中心为零，仅极少数超过真实基准系数，说明结果并非随机冲击造成。5.2.3 Selection bias in e-government pilot（电子政务试点选择偏误）中，Probit回归显示历史GTFP不影响城市入选概率；试点前样本中处理变量不显著，排除预期行为；Heckman两阶段以市委书记年龄为排他性工具变量，第一阶段年龄显著负向预测入选，第二阶段加入逆米尔斯比率后EGOV对GTFP和GTC仍显著为正。5.2.4 PSM-DID（倾向得分匹配—双重差分）采用Probit估计倾向得分并进行k=2近邻匹配，平均处理效应（average treatment effect on the treated, ATT）显示电子政务试点在5%水平显著为正。5.2.5 Controlling for related policy influences（控制相关政策影响）中，分别控制“宽带中国”、信息惠民、公共数据开放、大数据管理改革等政策后，EGOV对GTFP和GTC仍显著为正，对GEC仍不显著。5.3 Heterogeneity（异质性）：5.3.1 City administrative heterogeneity（城市行政级别异质性）显示，高行政级别城市中EGOV对GTFP和GTC不显著，普通地级市中显著促进GTFP和GTC。5.3.2 Geographic heterogeneity（地理异质性）显示，沿海和内陆城市中EGOV均显著促进GTFP和GTC，但内陆地区系数幅度更大。5.3.3 Economic development heterogeneity（经济发展异质性）按2017年人均实际GDP中位数分组，发展中城市和发达城市中EGOV均显著促进GTFP和GTC，GEC均不显著。5.4 Mechanisms analysis（机制分析）：5.4.1 Mediating effects（中介效应）表明，EGOV显著提升政府信息透明度（transparency of government information, TGI），TGI显著提升GTFP和GTC；EGOV显著提升区域创新能力（regional innovation capacity, PAT），PAT显著提升GTFP和GTC，支持H2和H3。5.4.2 Moderating effect（调节效应）表明，EGOV×要素市场化指数（factor marketization index, FMI）和EGOV×数字经济发展（digital economy development, DEI）交互项均显著为正，说明要素市场化和数字经济发展放大数字政府对GTFP和GTC的正向影响，支持H4和H5。
讨论部分总结：政策启示方面，中国试点经验表明，公共部门数字化不仅是行政现代化工具，也可作为推进绿色生产力的制度杠杆；但其可转移性取决于基础数据基础设施、跨部门协调能力和制度稳定性。第一，政府数字化转型应设计为系统性制度干预，而非孤立技术升级，应将电子政务投资与环境治理、产业升级和治理现代化目标明确连接；数据系统较弱的国家应优先进行基础数据收集和整合。第二，应优化信息流以减少系统摩擦，统一平台整合企业注册、环境许可和合规记录，降低监管者与企业间信息不对称，提高环境执法可信度；整合信息平台可增强跨层级数据共享和实时反馈，数字门户与移动应用可加速政策传播并提升透明度。第三，扩大数字政府改革时需平衡标准化与地方适应，中国试点结合中央统一技术标准、数据共享协议和共同服务预期，并允许省级和市级政府根据本地条件调整实施；跨区域协调需标准化数字协议并整合数据架构，避免碎片化孤岛，建立多中心治理框架。第四，应促进子系统共同演化，因数字政府主要通过技术进步驱动GTFP，治理模式须与市场和技术子系统动态共同演化，将数字治理与更广泛数字经济和高效要素配置协调，并与支持资本、劳动和土地向更清洁、更高效活动再配置的互补政策排序或协调。局限与未来研究指出：DID将城市视为相对封闭系统并假设空间独立，未来应从网络系统视角采用社会网络分析或空间模型研究城际数字互动与空间溢出；中介和调节模型近似线性、加性因果链，复杂社会技术系统中因果关系常呈非线性和阈值、路径依赖，未来应采用复杂系统方法揭示构型路径和非线性反馈；数字政府本身是演化子系统，从简单数字化向智能算法治理演进，未来应进行纵向系统跟踪，考察不同数字成熟阶段治理算法与可持续发展结果的共同演化。
研究结论部分翻译：本研究以2018年国家电子政务综合试点作为外生政策冲击，实证探讨政府数字化转型与城市绿色全要素生产率（GTFP）之间的关系。通过应用SBM-GML框架量化GTFP，并以双重差分（DID）估计量进行因果识别，研究人员分析了2013—2021年285个中国地级市的纵向面板数据。实证结果表明，数字政府架构对GTFP提升具有稳健催化作用，分解诊断将这一轨迹主要归因于技术进步。在多项敏感性和有效性评估中，这些基准结论保持稳健。异质性分析显示，政策的环境红利在内陆和普通地级行政区尤为显著，表明其具有重要补偿性制度功能。机制研究进一步阐明，数字治理通过提高行政信息透明度和激发区域创新生态系统来提升GTFP。此外，成熟的要素市场化和稳健的数字经济对政策正效应具有放大作用。因此，本调查建立了有说服力的理论联系，并为同步推进数字政府现代化与可持续发展轨迹提供了可操作政策蓝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