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pplied Psychology》：Going green in stages: Psychological processes behind intention formation and action for climate mitigati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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缓解气候危机需要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快速社会变革。尽管担忧普遍存在，许多消费者仍继续从事高排放活动。为促进行为改变，理解人们当前处于改变过程的哪个阶段以及何种因素激励下一步是有用的。在一项预注册研究（preregistered study）中，研究人员采用成年人
缓解气候危机需要以可持续性为导向的快速社会变革。尽管担忧普遍存在，许多消费者仍继续从事高排放活动。为促进行为改变，理解人们当前处于改变过程的哪个阶段以及何种因素激励下一步是有用的。在一项预注册研究（preregistered study）中，研究人员采用成年人代表性样本（N=1200），测量交通与饮食行为的变化阶段（stage of change, SOC），并检验其与亲环境行为（proenvironmental behaviour）心理预测因素的关系。对于两种行为，打算改变的人比认为无需改变的人更担忧气候变化，并感到更强的行动道德责任。相比之下，将意图付诸行动与持有较强的环境认同（environmental identity）相关。研究人员发现文献中提出的广泛其他变量（包括社会规范）预测价值很小。研究人员还发现两种行为领域（behavioural domain）之间存在差异。结果表明，将行为改变概念化为多阶段过程（multistage process）具有益处，并且在理解改变预测因素时必须考虑行为领域。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多数认为气候变化是人为导致的紧急情况，需要减缓以确保环境可持续性。尽管担忧广泛，高收入国家中很少有人实质性减少对化石燃料依赖或高排放商品消费，因此理解如何激励气候行动至关重要。大量研究从个体心理角度解释亲环境行为。计划行为理论（Theory of Planned Behaviour, TPB）认为行为是意图的产物，意图受态度、主观规范和行为控制影响，扩展纳入自我认同、不同规范、自我效能等。价值—信念—规范理论、保护动机理论和社会认同取向进一步纳入责任感知、信任、公平、有效性信念、威胁评估和气候担忧等。问题在于，这些模型多将行为改变概念化为离散结果，难以说明各预测因素何时重要。阶段模型（stage models）关注新行为采纳过程，假设个体从问题意识和审议早期阶段发展到行动和维持阶段，核心含义是不同阶段决定因素可能不同。跨理论模型（transtheoretical model of change, TTM）区分前意向（precontemplation）、沉思（contemplation）、准备（preparation）、行动（action）和维持（maintenance）五个变化阶段（stage of change, SOC）。已有证据表明SOC重要，但多数研究依赖无法评估跨阶段转变的统计模型，且多限于交通领域，预测因素范围有限。因此，研究人员整合亲环境行为心理决定因素与阶段视角，检验广泛变量是否随SOC系统变化，比较交通与饮食两个高影响家庭行为，并采用允许心理变量跨SOC不同的统计模型。
研究人员开展研究、结论与意义
研究人员在预注册研究中使用1200名成年人代表性样本，测量交通和饮食行为的SOC及心理预测因素，并控制社会人口特征。结果显示，意图和行动的相关心理因素不仅取决于行为领域，也取决于个体SOC。将行为改变概念化为多阶段过程并考虑行为领域，对于理解改变预测因素具有必要性，对设计更有针对性和有效的干预有意义。
关键技术与方法
研究在线使用Gorilla Experiment Builder开展，样本为1200名爱尔兰成年人，由两家市场研究与民调机构招募，旨在全国代表性，样本量在数据收集前确定。参与者随机顺序报告交通和饮食行为，随后回答SOC和心理变量。预注册、工具、分析和数据在Open Science Framework公开。SOC被归为三分类：无意向（Stage 1）、意向（Stages 2、3和5）和行动（Stages 4a、4b、4c）。分析先以有序逻辑回归（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分别检验心理因素，再合并显著因素；用Brant检验（Brant test）检验比例优势假设（proportional odds assumption），违反时拟合广义有序逻辑回归（generalised ordered logistic regression）或部分比例优势模型（partial proportional odds model），混合名义效应（nominal effects）与序数效应（ordinal effects），并采用Bonferroni校正（Bonferroni correction）。研究者还报告完全无限制广义模型作为稳健性检验。
研究结果
在结果部分，交通行为中28.0%未形成改变意图，32.4%形成意图但未成功行动，39.8%已采取行动；饮食行为中45.7%处于无意向阶段，27.8%处于意向阶段，26.5%处于行动阶段。心理变量分布被展示，相关矩阵显示预测变量间没有过度共线性。
交通行为预测因素
研究人员使用三分类SOC作为因变量。所有心理变量在分别纳入有序逻辑回归时均显著。合并模型中，比例优势假设对担忧、自我效能、感知控制、个人责任、认同、道德义务、年龄和居住地等变量被违反，因此拟合带名义效应的广义有序逻辑回归。最终简化模型显示，亲环境态度和认为环境团体应对减缓气候变化负责，与更高交通SOC持续相关，即与从无意向跨入意向以及从意向跨入行动均相关。担忧和道德义务与跨过意向阶段阈值正相关，但与跨过行动阶段阈值不相关。环境认同和居住在城市与跨过行动阶段阈值正相关，对跨过意向阈值无影响。社会规范、对科学的信任和公平感知等与交通SOC关系不显著或远弱。结果在排除从不使用私家车参与者以及完全无限制模型下稳健。
饮食行为预测因素
研究人员采用相同分析策略。最终模型显示，担忧、道德义务和女性与更高饮食SOC正相关；集体有效性信念和更年轻与进入意向阶段正相关；环境认同与进入行动阶段正相关。性别分布上，38.5%女性处于无意向阶段，30.8%意向阶段，30.3%行动阶段；男性相应为52.9%、24.5%和22.6%。与交通行为相比，担忧和道德义务对饮食行为的意图和行动均相关，而交通行为中仅与意图相关；集体有效性信念与饮食意图相关，但在交通行为中不出现；饮食行为更与性别和年龄等社会人口特征相关。强绿色认同是交通和饮食两种行为中唯一关系相同的预测因素。社会规范和个人责任等变量的影响较小。结果在排除不吃牛肉、其他肉类或奶酪者以及完全无限制模型下稳健。
讨论
意义
研究人员旨在识别与可持续交通和饮食行为改变相关的心理因素。方法新颖之处在于采用SOC理论框架、允许预测因素跨阶段变化的统计模型，并自下而上识别待检验预测因素。结果总结显示，交通行为中，积极态度与环境团体责任同时关联意图和行动；气候担忧和道德义务关联意图而非行动；强绿色认同和城市居住关联行动。饮食行为中，气候担忧和道德义务关联意图和行动；绿色认同关联行动；集体有效性关联意图；更年轻关联意图；女性关联意图和行动。理论上，研究部分支持TPB：态度和一种规范（道德义务）与意图相关，但未发现社会规范和感知行为控制对意图的稳健证据，也未发现感知行为控制将意图转化为行动，反而实际行为控制（以城市居住为代理）与行动相关。研究还发现TPB未指定的因素，如担忧和集体有效性。没有单一框架足以捕捉意图和行动的动机。阶段模型有助于区分意图形成与行动转变，并可结合既有框架。政策上，应先识别目标行为，阶段框架可诊断非采纳主要因缺乏意图还是缺乏行动前提，从而决定政策优先方向，如意识提升、能力建设或机会提供。
局限与未来研究
研究仅检验当前心理特征与自报行为改变之间的关联；需实验检验、多项目量表和客观行为记录。设计无法作出因果推断，仅能观察与不同阶段成员的关联；纵向研究可揭示阶段推进的因果路径及阶段回退。需在其他国家样本和其他亲环境行为中复制；一次性交通行为如购买电动汽车的决定因素可能不同。测量因素虽全面但未必穷尽。行为改变和心理解释明确指定减少碳足迹的动机，但人们也可能因健康等其他原因改变；研究不寻求推广到这些决定。文献中SOC定义和测量差异大，且许多模型忽略有序性，限制比较。
结论
气候危机的紧迫性要求个体、社区、企业和政策实施快速变化。为激励个体向更可持续的饮食和交通方式转变，必须理解其当前处于变化过程的哪个阶段，以及什么因素激励行为改变的启动和维持。研究人员表明，行为改变的诊断分析受益于采用SOC框架，以及应用允许改变前因随目标行为和个人SOC变化的统计模型。研究人员表明，将理论驱动方法与更具探索性的方法相结合是有益的；如果仅采用一种行为改变理论，多个与行为改变相关的因素将被遗漏。研究结果有助于理解人们何时以及为何被激励改变行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