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可持续遗产治理依赖于能够维持社区参与并将保护决策与地方知识相连接的制度安排。本研究考察了 1982 年至 2025 年间发布的 86 项中国国家文化遗产政策中，参与是如何被表征、扩展和制度化配置的。研究整合了语义网络分析、BERTopic 建模和政策措施一致性（PMC）指数；后者从九个设计维度对 11 项目性选定的具有不同法律和行政职能的政策进行了比较。语义网络始终围绕文物、保护、政府、规划和管理中心，而社区处于外围地位。主题建模显示，传统村落、生态、适应性利用和传承方面的关注在 2010 年后有所扩展，但这些内容被叠加在一个持续存在的行政保护核心之上。在目的性选定的 11 项政策集合中，平均 PMC 得分为 9 分中的 5.18 分。政策工具、评估、时效性和内容规定相对完善，而 X4 涵盖的预定义国家级制度类别很少，且 X9 披露和反馈条款参差不齐。2024 年《文物保护法》的 PMC 得分比其 2007 年版本高出 2.93 分（根据未四舍五入的总分计算），反映了编码条款的明确覆盖范围更广；X4 保持不变。这些文本层面的发现支持了一种有限度的行政吸收命题；目的性选定的 PMC 子集不能代表所有 86 项政策，且政策文本无法确立实施结果、正式决策权的变化或实际的社区影响力。更清晰的责任划分、闭环反馈周期、持续的能力建设和程序性保障可以加强长期社区参与的制度基础。本研究区分了话语扩展与制度转型，并阐明了政策设计如何支持包容性参与和遗产价值的长期延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