儿童唾液可替宁水平与邻里剥夺及烟草与酒精零售店的关系

《Journal of Urban Health》：Child Salivary Cotinine Levels Related to Neighborhood Deprivation and Tobacco and Alcohol Retail Outlets

　　

本研究的总体目标是更好地理解与儿童客观测量的二手烟草烟雾暴露相关的邻里条件，包括邻里剥夺以及烟草和酒精零售店。本研究采用横断面研究设计，分析了来自2006年至2012年新生儿表观遗传学研究(NEST)中儿童（中位年龄5岁，四分位距4-7岁）的生物样本、调查和地理空间数据。研究人员考察了儿童唾液可替宁(cotinine)水平的变异与同期存在的零售店之间的关系，包括烟草零售店(TRO)、酒精零售店(ARO)、同时销售烟草和酒精的零售店(TARO)以及邻里剥夺指数(NDI)，后者基于2014年至2018年美国社区调查(American Community Survey)数据，并调整了个体层面变量，包括儿童种族、性别、年龄以及母亲教育水平和吸烟状况。研究人员采用贝叶斯指数模型(Bayesian index modeling)方法，利用人口普查区(tract)层面的七个社会经济变量来估计儿童可替宁水平与零售店密度和NDI之间的关系，并确定与二手烟暴露相关的最重要变量。在粗模型中观察到零售店数量与儿童可替宁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每增加一家零售店的比值比分别为1.023、1.033、1.044）。当调整重要的情境和个体层面变量（包括种族、母亲教育水平和吸烟状况）后，与零售店密度的关联性减弱。研究结果支持采用多层次策略来帮助减少儿童的二手烟暴露。为了有效，这些努力应旨在减少母亲吸烟，同时也应解决烟草和酒精零售店密度问题，尤其是在贫困程度较高的社区。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研究目的

二手烟暴露(SHS)对儿童健康构成严重威胁，可增加其罹患癌症、哮喘、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OPD)和过敏等多种疾病的风险。既往研究多聚焦于烟草零售店(TRO)密度与成年人及青少年吸烟行为的关系，发现TRO密度与吸烟相关结局呈正相关。然而，关于其他类型的零售店，如酒精零售店(ARO)，如何影响儿童二手烟暴露的研究相对不足。鉴于酒精和烟草使用行为常常共存且相互强化，且ARO也常位于经济弱势社区，有必要将TRO、ARO以及同时销售两者的零售店(TARO)与邻里剥夺因素相结合，更全面地探究影响儿童二手烟暴露的多层次环境因素。因此，本研究旨在阐明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市及其周边地区儿童可替宁(cotinine)水平的变异与风险相关的零售环境（TRO、ARO、TARO密度）及邻里剥夺指数(NDI)之间的关系，为制定精准的政策和预防措施提供依据。

研究方法与技术

本研究采用了横断面研究设计，数据来源于2006年至2012年的新生儿表观遗传学研究(NEST)。研究对象为居住在北卡罗来纳州达勒姆县及周边县的母子对，儿童中位年龄为5岁。研究的关键技术方法包括：

1. 1.
   生物标志物检测：使用液相色谱-串联质谱法(LC-MS/MS)测定儿童血浆样本中的可替宁水平，检出限为0.05 ng/mL。研究将可替宁水平≥1 ng/mL定义为可能受到二手烟暴露的二分类结局变量。
2. 2.
   地理空间暴露评估：通过商业数据库获取零售店信息，计算每个儿童住宅地址周围2英里范围内的TRO、ARO和TARO的数量作为暴露指标。
3. 3.
   邻里剥夺指数(NDI)构建：利用美国社区调查(ACS) 2014-2018年5年估算数据，选取人口普查区(tract)层面的7个社会经济变量（包括黑人比例、西班牙裔比例、贫困人口比例、租房户比例、空置结构比例、1939年以前建造的房屋比例以及基尼系数），通过贝叶斯指数模型(Bayesian index model)进行加权组合，以估计其对儿童可替宁水平的影响。
4. 4.
   统计建模：采用贝叶斯逻辑回归模型，通过马尔可夫链蒙特卡洛(MCMC)方法进行参数估计。模型逐步纳入不同层次的协变量，包括儿童个体特征（种族、性别、年龄）、母亲特征（教育水平、过去30天吸烟情况）以及NDI，以评估各因素独立和联合效应。模型拟合优度通过偏差信息准则(DIC)进行比较。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与单变量分析

样本中多数儿童为非裔美国人(61%)，白人占31%。约26%的儿童可替宁水平≥1 ng/mL。高可替宁组儿童周围的TRO、ARO和TARO平均数量更高，且更可能是黑人或母亲近期有吸烟史。在未调整任何协变量的Model 1中，每种零售店类型均与儿童可替宁水平升高呈显著正相关，每增加一家TRO、ARO和TARO，儿童可替宁升高的比值比(OR)分别为1.023、1.033和1.044。

调整社会人口学特征后的结果

在进一步调整儿童种族、年龄、性别和母亲教育水平后（Model 2），各零售店与儿童可替宁的关联依然为正，但效应量减小，OR值分别降至1.009、1.012和1.016。值得注意的是，母亲拥有大学学历与儿童可替宁水平显著降低相关。

进一步调整母亲吸烟后的结果

当额外调整母亲过去30天吸烟情况后（Model 3），母亲吸烟本身成为与儿童可替宁水平最强相关的因素，其OR值在所有模型中均为正值且显著。此时，各零售店暴露的OR值进一步衰减至接近1（分别为1.007、1.008、1.013），且不再具有统计学显著性。此外，儿童为黑人种族与可替宁水平升高显著相关。

纳入邻里剥夺指数后的结果

在最终模型（Model 4）中，同时调整所有个体层面协变量和NDI后，NDI每增加一个单位（相当于所有组成变量增加一个四分位数），与TRO、ARO和TARO模型对应的儿童可替宁升高的OR值分别为1.310、1.362和1.308，但其95%可信区间均包含无效值1，未达到统计学显著性。在NDI的各组分中，“1939年以前建造的房屋比例”获得了最高的权重（超过四分之一），其次是“贫困人口比例”（约占五分之一）。在此模型中，各零售店暴露的OR值基本趋于无效。同时，黑人种族和母亲吸烟仍与儿童可替宁水平呈显著正相关，而母亲大学学历则与之呈显著负相关。

讨论与结论总结

讨论部分总结

研究发现，在粗模型中，TRO、ARO和ARO的密度与儿童可替宁水平显著相关，但在调整了重要的个体层面变量（如种族、母亲教育和母亲吸烟）后，这种关联减弱。这表明，零售店环境对儿童二手烟暴露的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可由个体及家庭层面的因素所介导或混杂。其中，母亲吸烟是最强的预测因子。研究还发现，在不同模型中，三种零售店类型（TRO、ARO、TARO）的OR值和显著性状态极为相似，暗示它们可能通过共享的途径和机制影响儿童的可替宁水平，例如共同营造促进物质使用的“集体生活方式”和社会规范。这提示，通过分区政策(zoning policies)限制社区内TRO和ARO的密度，可能有助于减轻这些零售店对烟草相关结局的负担。

结论部分翻译

我们的贝叶斯建模方法确定了儿童可替宁水平与烟草、酒精以及同时销售烟草和酒精的零售店之间存在正向且显著的关联。在考虑某些个体协变量后，这些关联有所减弱，其中母亲吸烟是最重要的因素，其次是母亲教育水平和种族。通过指数方法衡量的邻里剥夺也与儿童可替宁水平呈正相关，尽管不显著；区域层面的贫困率和1939年以前建造的建筑物的百分比是指数中权重最重要的组成部分，表明邻里社会经济因素对儿童二手烟暴露具有重要作用。总之，在未调整模型中，零售环境和邻里条件与儿童可替宁水平的升高有关，但母亲吸烟削弱了这些关联。研究结果支持采取多层次的预防工作，既要针对减少母亲吸烟，也要实施旨在降低烟草和酒精零售店密度的法规和政策，特别是在较贫困的社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