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自闭症成年人中实施综合社交技能培训计划后，社会功能与情绪福祉的变化：一项前后对比研究

《Research in Autism》：Changes in social functioning and emotional well-being following an integrated social skills training programme in autistic adults: A pre–post study

　　• 社交动机在参与社交技能训练（SST）后显示出显著的改善
• 社交动机在前后对比中表现出最强大的效果之一
• 随着时间的推移，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和认知抑郁症状有所减少
• 社交交流能力的提高与较低的焦虑症状相关
• 结果支持将社交和情感过程联系起来，在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中尤为重要

1. 引言
社交技能训练（SST）是改善自闭症患者（即自闭症谱系障碍；ASD）人际功能最常用的干预方法之一。尽管大部分研究传统上集中在儿童和青少年身上，但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社交困难及其心理后果会持续到成年期，在那里它们常常与孤独感、生活质量下降以及高焦虑和抑郁率相关联（Hollocks等人，2019年；Lever和Geurts，2016年；Mason等人，2018年；Moody和Laugeson，2020年）。最近的研究进一步强调了自闭症成人社交功能的复杂性，突出了伪装策略、累积的社交压力和情绪失调在塑造人际关系体验和心理健康结果中的作用（Cook等人，2021年；Cage和Troxell-Whitman，2019年）。尽管SST在提高特定社交能力方面已被证明有效，但在成人群体中的结果仍然存在差异，并且通常表现为较小的效应大小（Spain和Blainey，2015年；Gates等人，2017年）。文献中提出的一种可能的解释是，许多干预主要针对可观察到的社交行为，而对促进日常生活中成功人际功能的情绪调节和元认知过程关注较少（White等人，2009年）。成功的社交功能越来越被理解为社交认知、情绪调节以及识别和反思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的结果（Livingston & Happé，2017年）。这一观点对于自闭症成人来说可能尤为重要，因为他们的人际困难常常涉及高度的情绪反应性、对不确定性的不耐受，以及在理解、调节和反思内心体验方面的挑战，同时还有社交沟通的困难（South和Rodgers，2017年；Cage和Troxell-Whitman，2019年）。因此，同时解决行为、情绪和元认知过程的干预可能更适合捕捉成年期社交功能的多维度本质。这种更广泛的概念与越来越多的研究结果一致，这些研究表明情绪调节困难是影响自闭症成人人际功能和心理健康结果的关键因素（Cai等人，2018年）。因此，最近的综述认为，心理社会干预应超越可观察到的社交行为的习得，培养对内心体验的更多意识、更具适应性的情绪调节策略以及对社交互动的反思性理解（Spain & Blainey，2015年）。

Mesibov（1984年）的开创性工作表明，即使是语言流利的自闭症成人也可以从针对对话互惠、情感表达和保持共同话题的干预中受益。更近期，Lacroix等人（2024年）强调了将行为干预扩展到包括情绪意识和元认知反思的重要性。同样，Gantman等人（2012年）和Spain与Blainey（2015年）强调，自闭症成人的社交功能不仅涉及沟通技能，还涉及情绪调节、自我意识以及解读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的能力。这些发现共同表明，将SST扩展到不仅仅是行为表现可能是一个有前途的方向，以针对成人的社交功能进行干预。因此，本研究中评估的干预措施正是基于这一理论背景开发的，旨在将传统的行为SST技术与结构化活动相结合，这些活动针对情绪意识、情绪调节和元认知反思。尽管这些组成部分是干预措施的基础，但本研究重点关注的是临床结果（即社交功能和情绪幸福感），而不是直接测试变化背后的心理机制。干预措施包括处理自闭症成人经常报告的情绪和社会相关体验的模块，如调节负面情绪、遭遇霸凌和社会排斥的经历，以及建立亲密和浪漫关系。证据表明，孤独感和缺乏友谊预示着抑郁结果（Mazurek，2014年；Deckers等人，2017年），社交受害与情绪失调和压力有关（Adams等人，2014年；Gummerum和López-Pérez，2020年），并且许多自闭症成人表达了渴望建立浪漫关系的愿望，但在约会过程中面临重大障碍（Strunz等人，2017年）。社交媒体提供了一个复杂的背景，既提供了连接的机会，同时也增加了被排斥的风险（Mazurek，2013年）。为了应对这些挑战，该干预结合了结构化角色扮演、体验式练习和元认知反思。结构化角色扮演有助于将社交技能泛化到日常情境中，特别是在有即时反馈和自我监控策略的情况下（Koenig等人，2010年；Laugeson等人，2015年）。体验式活动促进了情感投入和内在动机，有助于随着时间的推移保持获得的技能（White等人，2016年），而元认知反思鼓励参与者认识自己的内心状态，评估他们的人际策略的有效性，并根据不断变化的社交需求调整行为（Fisher & Happé，2005年）。这些方法选择直接反映了上述理论框架，并与最近推荐将行为和认知-情感方法结合起来用于自闭症成人干预的建议一致（Spain和Blainey，2015年；Dubreucq等人，2022年）。在意大利背景下，Scattoni等人（2023年）提供了全国流行病学数据，强调了整个生命周期内干预的紧迫性（另见Micai等人，2024年）。最近，Fatta等人（2025年）证明了PEERS?项目在青少年中的有效性，表明结构化SST是可行的，并建议其影响应超出社交技能本身，包括心理幸福感和生活质量。然而，关于自闭症成人的证据仍然有限，无论是在国内还是国际上，很少有研究明确评估结合了行为、情绪和元认知成分的干预。

鉴于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评估自闭症成人参与综合社交技能培训计划后的社交功能和情绪幸福感的改变。尽管该干预在理论上是基于情绪和元认知原则的，但本研究旨在评估临床结果，而不是直接研究变化背后的心理机制。除了评估参与干预前后的变化外，本研究还旨在探讨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是否与干预后的情绪功能有关。这一第二个目标关注个体间社交变化的差异及其与干预后情绪结果的关联，而不仅仅是平均治疗效果。

2. 方法
2.1. 参与者
共有68名自闭症个体参与了研究（47名男性，21名女性）。年龄数据的平均值为29.15岁（标准差=11.89岁，范围=18-65岁）。参与者来自国家心理健康系统内的一个区域自闭症谱系障碍中心，该中心专门提供成人期的ASD服务。该中心为自闭症个体提供全面的临床评估、心理和教育干预。大多数参与者是由普通精神科医生推荐进行初步ASD评估或随访评估的。诊断标准遵循DSM-5指南，包括临床历史、访谈、认知评估和诊断工具，如ADI-r（Rutter等人，2003年）、ADOS模块4（Lord等人，2002年）或RAADS（Ritvo等人，2011年），在一个结构化的诊断路径中（多步骤网络模型，Keller等人，2020a，14；Keller等人，2019年）。纳入标准包括达到法定年龄、具备参与小组干预的足够语言能力以及没有智力障碍。尽管总体样本覆盖了广泛的年龄范围，但干预小组由临床团队组成，以最大化参与者之间的年龄和临床兼容性，符合常规临床实践。其他人口统计信息，包括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是从可用的临床记录中提取的，以提供更全面的样本特征描述（表1）。所有参与者都被诊断为ASD，没有智力障碍或临床上显著的语言障碍。根据可用的临床文件，没有参与者在入组时表现出记录在案的精神疾病共病。关于药物治疗和先前心理干预的信息没有系统收集，因此无法用于分析。

表1. 参与者的人口统计和临床特征
特征 | 总样本（N=68）
--------- | -------------
年龄（岁），平均值±标准差 | 29.1 ± 11.8
年龄范围 | 18–65
性别，n (%) | 男性 47（69.1%） | 女性 21（30.9%）
教育程度，n (%) | 中等教育 6（8.8%） | 高中教育 33（48.5%） |
本科学位 | 3（4.4%） | 硕士学位 11（16.2%） | 研究生培训（硕士/专科/博士）2（2.9%） | 缺失 13（19.1%）
就业状况，n (%) | 就业 23（33.8%） | 学生 21（30.9%） | 失业 17（25.0%） | 实习/就业前培训 2（2.9%） | 偶尔工作 1（1.5%） | 缺失 4（5.9%）
注：教育程度和就业状况是从常规收集的临床记录中提取的。缺失值反映了临床数据库中系统上不可用的信息。

参与者纳入和随访的流程图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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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的伦理原则，并获得了都灵城市健康与科学大学区域伦理委员会（CET）的批准（方案编号0000959）。批准的方案涵盖了回顾性和前瞻性观察研究。本研究分析的数据是作为常规临床实践的一部分收集的。参与者在临床评估前提供了知情同意。

2.2. 干预
参与者参加了一个专门为没有智力障碍的自闭症成人设计的结构化团体社交技能训练（SST）计划。该干预遵循都灵成人自闭症中心发布的手册化方案（Castaldo等人，2021年），该方案专为自闭症青少年和成人设计，整合了行为、情绪和元认知成分。该计划基于这样一个假设：有效的社交功能不仅限于可观察到的社交行为的习得，还取决于行为技能、情绪能力和元认知能力之间的相互作用。因此，该干预不仅旨在提高参与者的社交技能，还旨在提高他们对情绪体验的意识，促进情绪调节，并促进在社交互动中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状态的反思。每个小组大约有8-10名参与者，由两名具有自闭症经验并专门接受过干预方案应用的临床医生负责。会议每周举行一次，每次大约持续两小时，整个计划包括20-22次会议，具体取决于临床服务的组织要求，同时保持相同的干预内容和目标。为了适应个体差异并保持干预的完整性，治疗师根据参与者的需求和小组动态调整活动和讨论的节奏，同时维持每次会议的整体目标。在整个干预过程中，参与者一直处于区域成人自闭症中心的临床关怀之下。任何出现的临床需求都按照常规临床实践进行管理。个别会议出席情况没有系统记录；因此，无法正式量化参与者的治疗暴露量。尽管如此，干预后的评估流失率很低，只有一名参与者没有完成后续评估。每次会议都遵循标准化的结构。第一阶段包括心理教育和引导性讨论，在此期间介绍目标社交技能，明确讨论其合理性，并将行为步骤分解为具体和可观察的步骤。特别强调帮助参与者识别情感反应、人际期望以及与讨论中的社交情境相关的反复出现的认知模式。第二阶段涉及治疗师的示范，随后是结构化角色扮演练习，参与者在此期间反复练习目标技能，并从治疗师和同伴那里获得即时支持和纠正反馈。行为练习逐渐适应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情境。最后阶段是一个半结构化的社交互动期（“休息时间”），在此期间鼓励参与者在更自然和自发的环境中应用所学技能。这一阶段还提供了治疗师观察人际功能的机会，并促进参与者对互动中经历的后续元认知反思。在整个计划中，传统的行为技术——包括示范、行为练习、正面强化、结构化反馈和家庭作业——与专门针对情绪意识、内部状态识别、情绪调节和关于社交互动的反思性思考的活动系统地结合在一起。每次课程开始时都会回顾和讨论家庭作业，这使治疗师能够提供反馈，解决练习中遇到的问题，并帮助将获得的技能应用到日常生活中。干预措施由制定治疗手册的临床医生实施。然而，治疗依从性没有通过结构化的依从性测量或独立观察来正式评估。

2.3. 测量方法
本研究采用了前后对比的设计，旨在评估参与社交技能训练（SST）计划后社会交往功能和情绪健康指标的变化。评估在干预开始前（T0）和计划结束后（T1）进行。具体来说，使用《社会反应性量表第二版》（SRS-2）来评估感知到的社会功能，该量表在研究和临床环境中常用于评估社交困难和自闭症相关特征（Constantino & Gruber, 2012）。所有分析均使用原始分数。总分和各子量表得分是根据量表手册中的相应项目答案相加计算得出的。分析特别关注社会交流指数（SCI），它反映了社交交流和人际互动方面的困难。

焦虑水平使用《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进行评估，这是一种自评工具，用于区分短暂的情绪状态焦虑和相对稳定的性格特质焦虑（Spielberger, 1983）。状态焦虑和特质焦虑得分是通过根据手册要求对相应项目进行反向评分后相加计算得出的。得分越高，表示焦虑程度越严重。最后，使用《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来测量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这是一个广泛用于评估成人群体抑郁症状严重性的自评工具（Beck et al., 1996）。总分是21个项目得分的总和，得分越高，表示抑郁症状越严重。认知和躯体子量表得分也是根据已发布的分量结构计算的。所有这些量表都是临床研究中广泛用于评估成人社会情感功能和心理困扰的自评问卷。

鉴于这是一项探索性的真实世界前后对比研究，没有预先指定正式的主要或次要结果。分析所有问卷得分（SRS-2总分和各子量表、BDI-II总分和各子量表以及STAI-状态和STAI-特质），以全面描述与干预相关的变化。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变化和情绪变化之间的关系，后续的回归分析集中在社会交流与互动指数（SRS-SCI）上，因为这个指标最直接反映了干预所针对的社会交往能力。BDI-II总分和STAI-状态及STAI-特质被作为情绪结果变量纳入后续回归分析中。剩余的SRS-2和BDI-II子量表的分析也被纳入前后对比分析中，以更好地描述干预后的社会变化模式。本研究使用了经过验证的《社会反应性量表第二版》（SRS-2）、《贝克抑郁量表第二版》（BDI-II）和《状态-特质焦虑量表》（STAI-Y）的意大利语版本（Constantino and Gruber, 2012, Montano and Flebus, 2006, Pedrabissi and Santinello, 1989）。使用可用的基线项目级数据计算的内部一致性估计值（Cronbach's α）列在表2中。

表2. 基线（T0）时结果量表的内部一致性。
| 量表 | Cronbach's α |
|------------|------------|
| SRS-2总分 | 48.96 |
| BDI-II总分 | 27.93 |
| STAI-状态焦虑 | 27.94 |
| STAI-特质焦虑 | 27.91 |

注意：Cronbach's α系数是使用可用的基线（T0）项目级数据计算得出的。由于并非所有参与者都有完整的项目级数据集，因此可靠性估计是基于每个量表有完整答案的参与者子集计算得出的。

2.4. 统计分析
所有分析均使用SPSS 30.0版本（IBM Corp., Armonk, NY, USA）进行。由于大多数变量不满足正态性假设（Shapiro–Wilk p < .05），前后比较使用Wilcoxon符号等级检验进行。效应量计算为r = Z/√N，并对12个比较应用了Bonferroni校正（调整后的α =.05/12 ≈.0042）。此外，为了估计观察到的变化的精确度，还计算了偏倚校正和加速（BCa）自助法95%置信区间（5000次重采样）。

为了探究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是否与干预后的情绪功能有关，进行了三个单独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将SRS-SCI得分的减少量（T0 ? T1）作为预测变量，而干预后的BDI-II总分、STAI-状态和STAI-特质得分作为因变量。SRS-SCI减少量得分越高，表示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得越多。这些分析是探索性的，并非用于估计干预效果，干预效果通过前后比较单独进行检验。其他未调整的简单线性回归模型研究了SRS-SCI得分减少量（T0 ? T1）与BDI-II总分、STAI-状态和STAI-特质得分减少量（T0 ? T1）之间的关联。这些分析旨在区分干预后的情绪功能变化与社交和情绪得分变化之间的关联。

在一个单独的探索性多元回归模型中，将STAI-特质减少量（T0 ? T1）作为因变量，SRS-SCI减少量作为预测变量，并包括基线STAI-特质和基线SRS-SCI得分作为协变量。该模型在考虑基线得分的情况下，研究了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与特质焦虑减少之间的关联。通过残差图的视觉检查评估了回归假设，并认为这些假设是可以接受的。

数据可视化包括用于显示显著前后效应的小提琴图/箱线图以及带有回归线的散点图，以说明回归模型中研究的探索性关联。

3. 结果
所有SRS-2、BDI-II和STAI测量指标均被纳入前后对比分析中（见表3）。为了进一步探讨社会变化和情绪变化之间的关系，后续回归分析集中在SRS-SCI、BDI-II总分、STAI-状态和STAI-特质上，因为这些指标被认为最符合研究目标。剩余的SRS-2和BDI-II子量表也被纳入前后对比分析中，以更全面地描述干预相关变化。共有68名参与者在基线时和67名参与者在干预后提供了数据；分析基于完整案例进行。由于缺失数据较少，采用了列表删除法。

表3. 研究中包含的变量、它们的测量领域以及在描述性、前后对比和回归分析中的作用。
| 变量 | 测量领域 | 在描述性、前后对比和回归分析中的作用 |
|------------|-------------------|---------------------------------------|
| SRS-2 | 社交意识 | 社交反应性 |
| SRS-2 | 社会认知 | 社交反应性 |
| SRS-2 | 社交沟通 | 社交反应性 |
| SRS-2 | 社会动机 | 社交反应性 |
| SRS-2 | 限制性兴趣与重复行为 | 社交反应性 |
| SRS-2 | 总分 | 全局社交反应性 |
| SRS-2 | 社会交流指数（SCI） | SST的目标：实用社交沟通 |
| BDI-II总分 | 抑郁症状 | 抑郁子领域 |
| BDI-II认知 | 抑郁子领域 |
| STAI状态焦虑 | 情境（状态）焦虑 | |
| STAI特质焦虑 | 性格（特质）焦虑 | |

在基线（T0）时，参与者在社会反应性和情绪功能方面表现出异质性。平均原始分数显示各领域存在中等程度的变异（SRS-SCI：M = 80.31, SD = 21.20；BDI-II总分：M = 16.19, SD = 11.27；STAI-状态：M = 51.00, SD = 13.06）。干预后（T1），平均分数表明社会和情绪领域都有所改善（SRS-SCI：M = 75.73, SD = 21.15；BDI-II总分：M = 14.42, SD = 11.38；STAI-状态：M = 46.10, SD = 12.36）。负的Δ值表示有所改善。

表4. 基线（T0）、干预后立即（T1）和变化得分（Δ = T1–T0）的结果量描述性统计。报告了偏倚校正和加速（BCa）自助法95%置信区间（5000次重采样）的平均变化得分。Δ值的广泛范围表明随时间推移个体间变化存在显著差异。
| 测量指标 | 时间 | 最小值 | 最大值 | MSD | 95% BCa CI for Δ |
|------------|-------------------|-----------|-----------|----------------------|
| SRS-2社会沟通（SCI） | T0 | 67 | 29 | 119 | 80.31 | 21.20 |
| | T1 | 67 | 29 | 112 | 5.73 | 16.43 |
| | Δ | -60 | 45 | -4.58 | ?8.57 |
| SRS-2社会动机 | T0 | 67 | 63 | 19.61 | 5.66 | ?8.57 |
| | T1 | 67 | 53 | 17.46 | 6.40 |
| | Δ | -20 | 9 | -2.15 | ?3.40 |
| STAI状态焦虑 | T0 | 67 | 28 | 45 | 1.00 | 13.06 |
| | T1 | 67 | 25 | 73 | 12.36 | ?4.96 |
| | Δ | -43 | 26 | -4.96 | ?8.11 |
| STAI特质焦虑 | T0 | 67 | 33 | 82 | 56.66 | 11.03 |
| | T1 | 67 | 30 | 72 | 11.18 | 11.65 |
| | Δ | -31 | 29 | -5.72 | ?10.03 |

鉴于大多数变量分布非正态（Shapiro–Wilk p < .05），所有前后比较均使用Wilcoxon符号等级检验进行。在多个领域观察到显著改善，社交沟通（Z = –2.62, p = .009, r = .32）、社会动机（Z = –3.35, p < .001, r = .41）和全局SRS-2得分（Z = –2.81, p = .005, r = .34）的效应量中等至较大。其中，社会动机的改善最为显著，如图1所示。抑郁认知（BDI-II；Z = –3.40, p = .001, r = .41）、状态焦虑（Z = –3.01, p = .003, r = .36）和特质焦虑（Z = –5.01, p = .001, r = .61）也显示出改善。为了控制I型错误，对12个比较应用了Bonferroni校正（调整后的α =.05/12 ≈.0042）。校正后，社交动机、状态焦虑、特质焦虑和抑郁认知的改善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其余的前后比较未达到校正后的显著性阈值。其余的SRS-2和BDI-II子量表也进行了分析，但未达到Bonferroni校正后的显著性阈值。

图1. 两个选定的结果指标的小提琴图和叠加的箱线图，显示了校正多重比较后的统计显著前后变化（SRS-2社会动机和STAI-特质焦虑）。此处报告的结果量描述性统计见表4；相应的前后对比统计见结果部分。

鉴于样本量，应谨慎考虑结果的普遍性和统计效力。由于社交技能培训专门针对实用社交沟通和人际互动，探索性回归分析集中在SRS-SCI上，因为这个子量表被认为是检验社会和情绪变化关联的最具临床相关性的指标。通过BDI-II（抑郁）和STAI的状态及特质量表（焦虑）来评估情绪结果，这些量表代表了自闭症成人中的临床重要维度。

探索性简单线性回归分析表明，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较多与干预后BDI-II总分得分较低的抑郁症状相关（β = –2.57, p = .036, R2 = .066），以及干预后STAI-特质得分较低的特质焦虑相关（β = –2.57, p = .036, R2 = .066）。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与干预后状态焦虑减少之间的关联不具有统计学意义（β = –1.87, p = .129, R2 = .035）。这些发现表明，报告社交困难减少较多的参与者在干预后倾向于报告较低的抑郁症状和特质焦虑水平。然而，这些模型研究的是干预后的情绪得分变化，而不是情绪症状的变化。图2显示了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与干预后特质焦虑减少之间的关联（β = –2.57, p = .036, R2 = .066）。

在另一个探索性多元回归模型中，控制了基线STAI-特质和SRS-SCI得分后，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较多与特质焦虑的较大减少相关（β =.439, p < .001）。调整后的模型解释了STAI-特质减少得分方差的36.3%（R2 =.363）。由于分析的探索性和基于变化分数的回归模型的局限性，这种关联应谨慎解释。

额外的未调整分析研究了感知到的社交困难减少与情绪症状减少之间的关联。没有一种关联达到统计显著性：BDI-II总分（β =.178, p =.149, R2 =.032）、STAI-状态（β =.114, p =.360, R2 =.013）或STAI-特质（β =.188, p =.129, R2 =.035）（见表5）。

表5. 社交困难减少与情绪结果之间的关联。简单模型使用干预后的情绪得分作为结果；调整后的模型在控制基线STAI-特质和SRS-SCI得分的情况下研究了特质焦虑的减少。减少得分计算为T0 ? T1。

讨论
本研究探究了自闭症成人参与小组社交技能训练（SST）计划后感知到的社会功能和情绪健康的变化，特别关注这些领域之间的关联。然而，不同结果的证据强度有所不同。尽管在多重比较校正后，社交动机、状态和特质焦虑以及认知抑郁症状的改善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但社交沟通和全局社会反应性的变化未通过Bonferroni校正的阈值，因此应更谨慎地将其视为需要进一步验证的初步发现。这些数据在自闭症谱系障碍（ASD）成人中内化障碍高发的背景下具有重要意义（Lever and Geurts, 2016, Hollocks et al., 2019）。事实上，焦虑和抑郁与功能障碍、社交隔离和生活质量下降有关（Mason et al., 2018）。在这个框架下，情绪维度的显著变化以及感知到的社会功能变化的初步证据表明，社会交往过程与心理健康可能存在关联。尽管一些结果具有统计显著性，但其临床意义应谨慎解释。针对自闭症成年人的干预研究显示，在社交和心理健康方面有统计学上的显著改善；然而，这些变化的幅度及其实际意义仍难以解读，因为研究中使用了不同的结果测量方法，并且目前尚无广泛认可的具有临床意义变化的基准（Spain & Blainey, 2015）。因此，虽然观察到的改善表明在群体层面存在可测量的变化，但它们对日常功能和长期临床效益的影响仍需通过包含功能和纵向结果的对照研究来证实。成年期的社交沟通困难不能简单地归结为缺乏行为技能，还涉及到关系体验中的动机和解释维度（Livingston & Happé, 2017）。最近的研究还强调了累积的社会压力和适应性策略（如掩饰行为）在塑造自闭症成年人情绪结果中的作用，进一步支持了需要超越单纯行为训练的干预措施（Hull et al., 2017）。例如，社会动机最初被描述为社交奖励的显著性降低（Chevallier et al., 2012）；然而，更多的证据表明，关系退缩也可能受到反复的排斥或失败经历的影响（Cage & Troxell-Whitman, 2019）。从这个角度来看，观察到的社会动机增加可能反映了互动感知变得更加可管理和不那么具有威胁性的变化，而不仅仅是简单的技术学习。在实务沟通方面的初步变化也可能具有潜在的临床意义，尽管在经过多重比较校正后这种意义不再显著，因此需要进一步的验证。语言调节困难和理解互动隐含规则的能力与社交压力和关系误解有关（White et al., 2009）。如果这些困难得到缓解，可能会减轻与社交互动相关的认知和情绪负担。然而，重要的是要强调SRS-2是一种自我报告的社交功能测量工具：观察到的变化主要反映了对自己在社交情境中的不同感知。这一维度并非次要的，因为感知到的社交能力与人际自我效能感和心理幸福感密切相关（Bandura, 1997）。然而，缺乏更客观的观察性测量方法，因此在将结果解释为客观行为变化的指标时需要谨慎。另一个需要考虑的问题是关于自闭症中掩饰行为的持续辩论。当代基于神经多样性视角的研究指出，如果自我报告的社交功能改善主要是由于补偿性或掩饰策略的增加，那么这些改善并不一定反映幸福感的提升（Hull et al., 2017, Mandy, 2019）。同时，掩饰行为与较差的心理健康结果（包括焦虑和抑郁）有关（Cage & Troxell-Whitman, 2019）。尽管本研究观察到感知社交功能和情绪幸福感同时有所改善，但并未直接评估掩饰行为。未来的研究应包括对掩饰行为的测量，以更好地表征干预相关变化的机制。探索性回归分析表明，感知社交困难的大幅减少与干预后抑郁症状和特质焦虑的降低有关，而与干预后状态焦虑的关联则不具有统计学意义。这些发现表明干预后的感知社交变化与情绪功能之间存在关联。然而，由于简单的回归模型仅考察了干预后的情绪得分而非情绪变化得分，因此不能确定社交改善更多的参与者是否也经历了更大的情绪症状减轻。对于许多自闭症成年人来说，社交互动可能会带来压力和心理负担，常常伴随着高度的警觉性和负面预期（White et al., 2009）。实务沟通的困难可能使人际互动变得难以预测，理论研究表明高度的不确定性可能会导致自闭症患者的焦虑体验（South & Rodgers, 2017）。尽管本研究没有直接评估不确定性，但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感知社交沟通的改善可能伴随着主观上认为社交互动更易于管理的体验。这种解释仍然是推测性的，应在未来的研究中包括对不确定性和相关认知-情感过程的测量。特质焦虑值得特别关注，因为感知社交困难的大幅减少与干预后STAI-Trait得分的降低有关，在基线调整后的模型中也是如此。尽管特质焦虑通常被视为反映相对稳定的个体焦虑倾向差异（Spielberger, 1983），但心理干预后也有报告STAI-Trait得分降低的情况（Mitte, 2005）。因此，这些发现不应被解释为干预改变了稳定的性格特征。相反，它们表明感知社交困难的变化与自我报告的特质焦虑之间存在探索性关联。鉴于前后的非对照设计和缺乏随访评估，目前尚不清楚STAI-Trait得分的降低是否反映了焦虑倾向的持久变化或其他因素。未来需要具有更长随访期的对照研究来澄清这些发现的稳定性和临床意义。感知社交困难大幅减少与干预后抑郁症状降低之间的关联与文献中关于自闭症成年人社交体验与情绪幸福感之间的联系一致（Hedley & Uljarevi?, 2018）。然而，这一发现并未证明感知社交功能的改善伴随着抑郁症状的相应减少。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澄清社交功能和抑郁症状随时间的变化关系。观察到的变化具有异质性，变化得分表明不同参与者之间的变化幅度存在差异。这种变异性与成年期ASD的临床异质性一致（Lord et al., 2020），并表明个体因素（包括共病、关系历史和动机）可能有助于理解参与者之间变化的差异。这一发现强调了开发能够适应不同情况的灵活SST模型的重要性（Castaldo et al., 2021）。总体而言，这些结果与文献中记录的SST对ASD成年人的中等效果一致（Spain & Blainey, 2015）。类似的效果也在为年轻自闭症成年人设计的PEERS?项目中得到报告（Laugeson et al., 2015）。然而，本研究的独特贡献在于对社会沟通指标和情绪变量的联合分析，这与将社交技能和情绪调节视为相互关联的过程相一致（Kerns et al., 2014）。本研究的另一个优势是干预是在常规公共服务中实施的，而不是在高度受控的研究条件下进行的。尽管这可能导致样本异质性增加，但它提高了研究结果的生态有效性，并为在现实世界临床环境中提供整合社交技能干预的可行性提供了初步证据。鉴于针对自闭症成年人的结构化干预有限，以及在常规服务中实施长期心理社会计划的实际挑战，自然条件下产生的证据可以为更严格的效力研究提供有价值的信息。探索性简单回归模型考察了感知社交困难减少与干预后情绪得分之间的关联，因此这些分析不能确定更大的社交改善是否伴随着更大的情绪改善。单独的基线调整模型考察了感知社交困难减少与特质焦虑减少之间的关联，但其结果也应谨慎解读。基于变化得分的回归模型存在方法学局限，包括可靠性降低、数学耦合和潜在的平均回归效应（Allison, 1990, Twisk et al., 2018）。尽管在调整基线得分后，感知社交困难减少与特质焦虑之间的关联仍然具有统计学意义，但这种调整无法完全解决非对照两波设计的局限性。未来的对照研究需要更大的样本、更多的评估点和更长的随访期，以更稳健地考察社交和情绪变化之间的关系。仅使用自我报告测量方法限制了区分可观察到的社交表现变化和主观感知变化的能力。此外，治疗依从性未得到正式评估，个体参与治疗的记录也不系统，限制了我们量化遵循手册和治疗暴露程度的能力。另一个局限性是缺乏对情绪意识、元认知功能及相关心理过程的直接测量。尽管这些概念构成了干预的理论基础，但本研究并未直接对其进行评估。因此，干预如何与观察到的变化相关联的机制仍然是推测性的，需要在未来的研究中进行直接探讨。缺乏对照组、样本量小以及临床异质性限制了结果的普遍性。尽管干预组的年龄和临床特征得到了最大化，但该研究并未设计或具备检测年龄相关治疗反应差异的能力。未来的研究应采用对照设计，包括多模态测量（即观察性和生态学测量），并可能包括纵向随访评估。此外，参与者来自一个专门的地区自闭症中心，因此可能不能代表更广泛的自闭症成年人群体，特别是那些通过不同途径转诊、参与动机不同或无法获得专门服务的参与者。总体而言，这些发现表明自闭症成年人的感知社交功能与情绪幸福感之间存在关联。报告感知社交困难大幅度减少的参与者在干预后倾向于报告较低的抑郁症状和特质焦虑水平。探索性的基线调整分析还发现感知社交困难减少与特质焦虑减少之间存在关联。然而，当前的设计无法确定这些关系方向或一个领域的变化是否导致了另一个领域的变化。未来的对照研究需要采用更严格和方法上更精细的研究设计，以阐明社交和情绪功能随时间的变化方式。未来的研究应基于这些初步发现，采用更严谨和Methodologically完善的研究设计。需要具有足够样本量和更长随访期的随机对照试验，以确定治疗效果的持久性和临床意义。除了自我报告测量方法外，未来的研究还应结合生态学有效的结果，包括社交功能、生活质量、日常活动参与情况的观察评估以及信息提供者报告的测量，以更好地捕捉现实世界中的变化。此外，通过中介分析探讨潜在的变化机制有助于澄清社交沟通的改善是否先于并促进了情绪症状的减少，或者这些过程是否相互影响。最终，替代性的试验设计（如引导期或延迟治疗设计）可能有助于区分特定干预效果与自发改善、预期效应和非特异性治疗因素，从而在现实世界临床环境中加强因果推断。这些研究不仅将加强因果推断，还有助于澄清社交沟通改善如何促进自闭症成年人的情绪幸福感。总之，这些初步发现表明参与团体社交技能培训可能与自闭症成年人的感知社交功能和情绪幸福感的改善相关。重要的是，观察到的社交沟通变化与情绪结果之间的关联支持了人际过程在这一人群的心理幸福感中发挥核心作用的观点。尽管需要进一步的对照和纵向研究，但这些结果突显了整合社交、情感和反思成分的多维度干预的潜在价值，以便更好地应对成年期社交功能的复杂性。

伦理声明
本研究遵循赫尔辛基宣言和适用的数据保护法规（欧盟法规2016/679）。所有参与者均获得了知情同意。

关于手稿准备过程中使用生成式AI和AI辅助技术的声明
在准备这项工作时，作者使用了基于AI的工具（如OpenAI）来辅助语言编辑和表达清晰度。使用该工具后，作者根据需要审查和编辑了内容，并对发表文章的内容负全责。

资金
本研究没有获得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的任何特定资助。

作者贡献声明
Romina Castaldo：撰写——原始草案、方法论、调查、概念化
Francesca Capiotto：撰写——原始草案、可视化、正式分析、数据管理斯特凡妮娅·巴里：撰写（包括审稿与编辑）、撰写（原创草稿）、方法论研究、概念化设计。
罗伯托·凯勒：撰写（包括审稿与编辑）、项目监督、项目管理、方法论研究、概念化设计。
参与人员：罗米娜·卡斯塔尔多、弗朗切斯卡·卡皮奥托、斯特凡妮娅·巴里、罗伯托·凯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