菌丝体科学外交：在复杂信任环境中培育海湾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

《Marine Policy》：Mycelium of science diplomacy: Cultivating Gulf biodiversity data sharing in complex trust environments

　　

生物多样性数据构成了有效生态保护与循证决策的基础[1,2]。准确、全面的数据使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能够监测生态系统变化、识别物种和栖息地面临的威胁，并实施有针对性的保护策略[3,4]。在气候变化、栖息地退化和生物多样性丧失加速的时代，生物多样性数据的可用性和可获取性对于维护生态完整性、确保自然系统的恢复力至关重要。高质量生物多样性数据支持地方、国家和国际层面的决策，推动实现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GBF）和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等全球目标的进展。开放透明的数据共享实践进一步增强了科学界和跨国界的合作，促进了保护与可持续资源管理的创新方法[5]。 然而，重大障碍削弱了生物多样性数据的有效应用。首先，全球范围内仍存在大量数据空白，尤其是在检测生态趋势所必需的长时序连续数据集方面[6]。这一问题在全球南方地区尤为突出，有限的资源和技朮能力，加上科学与政策之间的薄弱联系，加剧了挑战[7]。其次，现有数据往往碎片化，按不同规程收集并存档于不同时空尺度，限制了互操作性和综合分析[1]。第三，跨国数据共享受到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影响，特别是在沿海和海洋系统中，生物和物理数据可能对国家安全具有双重用途影响[8,9]。此外，许多历史生物多样性数据集仍未数字化，或封存于停刊期刊、内部报告和保密机构档案中。生物多样性数据收集和管理方法在设计之初并未考虑当今紧迫的保护挑战或政策解决方案，导致可用性和适用性方面的遗留障碍。环境DNA（eDNA）、遥感、机器学习和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为生物多样性监测提供了变革性机遇，但其成功整合依赖于不同行为者之间的信任建设、沟通以及数据策略的共同生产和实施[10]。 对波斯-阿拉伯湾（以下简称海湾）等生态相互关联的地区而言，建立强健的生物多样性数据系统尤为迫切。该区域拥有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和潮间带等生态系统，这些生态系统已适应极高温度和盐度，并支撑着儒艮、鲸类、海龟、鲨鱼和候鸟等多种海洋巨型动物。这些跨界生态系统的有效管理依赖于区域合作和数据共享。然而，海湾地区的生物多样性监测在国家层面仍呈碎片化、不一致状态，并被国家和机构边界所隔离。尽管海草测绘工作和儒艮种群评估具有作为自然气候解决方案的生态意义[11]，但仍十分有限，且往往与更广泛的海洋监测框架脱节。珊瑚礁调查很少纳入鲨鱼和鳐鱼等相关巨型动物，限制了生态系统层面的保护规划[12]。快速的海岸开发进一步加剧了环境压力，凸显了综合、全区域科学观测和管理策略的必要性[13]。 弥合这些生态和政治鸿沟需要将生物多样性数据外交作为更广泛科学外交的一部分来战略推进：创建促进透明度、信任建设和跨境合作的框架，以保护和治理海湾生态系统。研究人员提出以菌丝体（mycelium）作为生物多样性数据外交的概念模型，识别了复杂信任政治环境中区域数据共享的障碍，提出了去中心化、互惠和同行驱动的合作框架，并从北极理事会（Arctic Council）和东盟（ASEAN）等其他地区汲取经验，为海湾数据共享模式提供借鉴，最终勾勒出将生物多样性数据与政策和外交相连接的战略路径。

《菌丝体科学外交：在复杂信任环境中培育海湾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生物多样性数据是生态保护和循证决策的基础。准确全面的数据能够帮助科学家和政策制定者监测生态系统变化、识别物种威胁并实施针对性保护策略。然而，全球范围内存在显著的数据缺口，尤其是在检测生态趋势所必需的长时序连续数据集方面。全球南方地区因资源和技术能力有限，加之科学与政策联系薄弱，这一问题尤为突出。现有数据往往碎片化，按不同规程收集、存档于不同时空尺度，限制了互操作性和综合分析。跨国数据共享还受到主权和安全关切的制约，尤其在沿海和海洋系统中，生物和物理数据可能对国家安全具有双重用途影响。此外，许多历史数据集仍未数字化，或封存于停刊期刊、内部报告和保密档案中。

海湾地区（波斯-阿拉伯湾）拥有珊瑚礁、海草床、红树林和潮间带等适应极端高温高盐环境的独特生态系统，支撑着儒艮、鲸类、海龟、鲨鱼和候鸟等多种海洋巨型动物。然而，该地区生物多样性监测在国家层面呈碎片化、不一致状态，被国家和机构边界所隔离。区域数据共享面临"复杂信任环境"的挑战——尽管存在海湾合作委员会（GCC）等区域机制，但主权关切、政治竞争和制度碎片化严重制约了数据开放交流。海湾命名本身的争议（波斯湾vs阿拉伯湾）就反映了深层的地缘政治敏感性。国际制裁、技术差距、历史数据未数字化且仅以阿拉伯语和波斯语记录等问题进一步加剧了合作障碍。在此背景下，开展这项研究旨在探索如何在政治和制度复杂的信任环境中建立有效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框架。

二、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提出"菌丝体外交"（Mycelium Diplomacy）这一新概念框架，借鉴真菌菌丝网络的生态特性——去中心化、互惠性、适应性、韧性和分布式连接——作为生物多样性数据外交的运作模型。该框架强调通过去中心化、互惠和信任为基础的关系网络来交换数据和专业知识，而非依赖集中式治理结构。菌丝体外交并非取代科学外交、数据外交或第二轨道外交（Track 2 diplomacy），而是作为生物多样性领域的操作性框架，将这些概念扩展应用于跨境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与管理的挑战。

研究通过对海湾地区现有倡议（如阿拉伯海鲸类网络ASWN、印度洋驼背豚网络HudoNET、区域珊瑚礁监测、ROPME海洋环境保护区域组织）以及北极理事会和东盟等复杂信任区域的比较分析，得出核心结论：成功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框架应锚定于灵活、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建立正式与非正式的信任建设机制，实现环境数据的开放获取，并长期投资于人力能力和基础设施建设。信任不是合作的先决条件，而是网络内反复互惠互动的结果。研究还提出了分阶段实施路线图，涵盖短期（1-3年）、中期（3-5年）和长期（5-10年）的行动计划。

三、主要技术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比较分析和综合归纳的方法，而非假设检验。研究综合了科学外交、生物多样性信息学、环境治理和区域合作文献的见解，分析了同行评审文献、政策文件、区域和国际组织报告以及公开可用的生物多样性信息基础设施。案例选择采用目的性抽样方法，选取了跨多个管辖区和政治背景运作的倡议，包括阿拉伯海鲸类网络（ASWN）、印度洋驼背豚网络（HudoNET）、区域珊瑚礁监测倡议、北极理事会和东盟（ASEAN）。研究还参考了全球生物多样性信息设施（GBIF）和海洋生物多样性信息系统（OBIS）等数据基础设施的参与数据。

四、研究结果

4.1 海湾现有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努力：聚焦区域珊瑚礁监测

阿拉伯海鲸类网络（ASWN）连接了来自阿曼、印度、巴基斯坦、伊朗、卡塔尔和阿联酋的研究人员、非政府组织、政府机构和学术机构，通过共享保护目标和互惠知识交流实现跨国合作，体现了去中心化和基于信任的合作特征。印度洋驼背豚网络（HudoNET）以非等级伙伴关系和相互信任为基础，通过国际组织红色名录评估触发相关个人和组织协作，体现了菌丝体式的去中心化协作。相比之下，区域珊瑚礁监测长期受碎片化、方法不一致和跨境数据共享有限等问题的困扰。全球珊瑚礁监测网络（GCRMN）的介入引入了更统一的调查规程。ROPME提供了正式的制度框架，但其有效性受政治敏感性、资金限制和成员国参与度不均的影响。2023年和2024年在纽约大学阿布扎比举办的研讨会聚焦元数据标准化、开放获取平台和分类学协调，凸显了中立第三方促进信任建设的重要性。

4.2 其他复杂信任区域的教训

北极理事会（1996年成立）是科学驱动外交的典范，其《加强国际北极科学合作协定》建立了正式的数据共享规程。北极生物多样性数据服务（ABDS）提供了整合异构数据集的开放获取平台。2022年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北极理事会的经历既展示了地缘政治压力下区域科学合作的脆弱性，也体现了其潜在韧性——工作组知识网络在正式会议无法召开时继续非正式运作，这与菌丝体框架的核心前提一致。东盟通过东盟生物多样性信息共享服务（ABISS）和东盟生物多样性中心（ACB）促进跨境数据交换，其模式强调能力建设和技术支持，而非仅依赖政治协议。

4.3 对海湾的关键启示

成功的框架应具备灵活去中心化的治理结构、正式与非正式信任建设机制、环境数据开放获取以及人力能力和基础设施的长期投资。第二轨道科学外交在政府层面关系破裂时可以作为重要桥梁。海湾地区应优先创建政治中立、同行驱动的数据共享空间，通过区域培训和流动计划加强人力能力，促进公平价值交换，并建立共享科学优先事项。

4.4 海湾的障碍与机遇

政治和制度障碍方面，生物多样性数据被视为战略资产，沿海开发项目的跨境环境影响使数据具有政治敏感性。区域内部竞争使数据共享被视为零和博弈。海湾国家频繁重组部委、机构间竞争、缺乏培训和能力投资、缺乏协作激励等因素进一步削弱了制度准备度。科学和技术挑战方面，IPBES区域评估将西亚确定为全球数据最匮乏的区域之一。GRSciColl分析显示，海湾周边国家96个机构持有约999,540份生物多样性标本，但仅29个机构通过GBIF开放共享数据（约占1.9%）。截至2025年10月10日，海湾地区数据集约占GBIF数据集的0.01%、OBIS数据集的0.02%。公民科学项目（如eBird）占海湾国家开放物种记录数的20%至97%，存在显著的分类学偏差（偏向鸟类）。目前仅有一个OBIS节点服务于海湾，截至2025年6月尚无海湾国家为GBIF成员。

五、讨论与结论

5.1 战略路径

信任建设方面，区域科学研讨会和联合研究倡议可作为中立论坛，社区科学和开放获取平台（如巴林的Tadween和bnature）提供去中心化的数据生成和共享模式。中立第三方促进（如UNESCO-IOC GOOS/OBIS、UNEP、IUCN、GCRMN）对调解数据共享协议和主办开放数据存储库至关重要。与新兴国际生物多样性标准（如达尔文核心标准Darwin Core）接轨可确保海湾数据系统在全球范围内可互操作，同时尊重国家主权。利用科学网络方面，ROPME等现有网络可作为构建共享数据基础设施的起点。共享关注物种（如珊瑚礁、海洋巨型动物）的互利合作机会可促进独立、跨境的科学探究。在参与更复杂用例之前，需识别和缓解社会技术障碍，包括数据主权和国家安全的法律关切、数据格式和基础设施的技术问题、透明度和决策的治理问题。FAIR原则（可发现、可访问、可互操作、可重用）为构建合作提供了有用起点。联合科学出版物或数据论文可正式化不同利益相关者的贡献。

5.2 政策影响

海湾合作委员会（GCC）具备财政和地缘政治实力，可牵头推动正式协议、制定海湾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宪章、建立区域生物多样性基金。将生物多样性数据共享纳入更广泛的环境外交格局可增强其相关性和影响力，涵盖气候韧性、粮食安全以及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等领域。

5.3 局限性

该研究属于概念性和政策导向性贡献，而非实证评估。菌丝体外交框架尚未通过实施或比较绩效评估进行正式检验。跨区域教训的可转移性应谨慎解读，因治理结构、地缘政治背景、制度能力和环境条件存在差异。分析主要依赖公开文献，非正式合作、未发表数据集和内部政府倡议可能未被充分代表。

5.4 结论

海湾地区的生物多样性数据外交为促进跨境协作性生态治理提供了战略机遇。有效的数据共享框架不仅能支持区域生物多样性保护，还能促进气候韧性、粮食安全和文化遗产保护。关键行动包括：建立区域数据共享框架，创建允许政府和非政府利益相关者自由参与的中立平台；加强国家数据管理能力，投资数据基础设施、技术培训和采用国际数据标准（如Darwin Core和GBIF规程）；优先进行能力建设和教育，培养数据、科学和环境素养。正如菌丝体网络在去中心化、相互连接的环境中繁盛，海湾生物多样性数据外交的成功取决于创建灵活、基于信任的协作系统，使数据透明共享、利益互惠、所有参与者都能为更广泛的环境治理生态系统作出贡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