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rine Policy》：Conservation attitudes among small-scale fishers: Governance implications from an industrialising coastal region in the Global Sou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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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工业化沿海区域的小型渔业（small-scale fisheries, SSF）在维持生计和粮食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日益面临工业发展、海岸转型和气候变化的叠加压力。本研究旨在考察泰国东部湾小型渔业从业者的保护态度，采用涵
全球南方（Global South）工业化沿海区域的小型渔业（small-scale fisheries, SSF）在维持生计和粮食安全方面发挥关键作用，但日益面临工业发展、海岸转型和气候变化的叠加压力。本研究旨在考察泰国东部湾小型渔业从业者的保护态度，采用涵盖心理自然取向（conservation beliefs、环境伦理、亲近自然）、环境知识与议题认知（海洋保护区（MPA）和气候变化）以及感知生态变化（鱼类资源感知）的三域框架。研究人员基于Rayong和Trat两省898名小型渔业从业者的调查数据，运用非参数检验分析社会文化身份（性别与宗教）、社会人口与生命历程因素、生计依赖度及空间情境（工业化vs非工业化区域）与各保护态度维度的关联。结果表明：空间情境和宗教归属各自与六项指标显著相关，其中两个最大效应量均与空间情境有关；工业化区域的从业者在“自然的浩瀚与力量”信念上得分更高，而非工业化区域的从业者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信念上得分更高；MPA认知未体现与价值观或渔获感知的空间差异。研究发现支持基于地方诊断的情境响应式治理（context-responsive governance），强调保护政策应结合当地环境压力、生计条件和社会文化多样性，而非采用标准化策略。
论文解读：小型渔业从业者保护态度的多维性及其对工业化沿海区域治理的启示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在全球南方（Global South）的工业化沿海区域，小型渔业（small-scale fisheries, SSF）在支撑沿海生计和粮食安全中扮演着不可替代的角色。然而，这些渔业正日益受到工业扩张、海岸带改造和气候变化的复合压力。传统的海洋治理研究揭示，政策设计与实际执行之间存在持续差距，尤其是在小型渔业背景下。那些假设从业者拥有统一认知、共享价值观或可预测行为反应的治理路径，往往忽略了社会身份、生计方式和地域暴露程度的差异性。这种差异构成了治理挑战，因为政策的合法性与相关性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能否反映当地的意义建构、道德取向和生活经验。
现有研究多将保护态度中的价值取向、政策认知和生态感知分开考察，未能充分揭示这些维度如何在面临不同发展压力的社区内部及之间协同变化。因此，亟需一项整合性研究，系统审视小型渔业从业者保护态度的多维结构及其与社会文化、生计和空间因素的关联，从而为制定更具情境适应性的沿海渔业治理策略提供实证依据。
二、研究设计与关键方法
研究人员整合了2015年在Rayong省和2017年在Trat省独立开展的两项调查数据，最终纳入898名符合泰国《渔业皇家法令》（2015）定义的小型渔业从业者。研究采用面对面结构化访谈收集数据，问卷经专家审核和预测试（n=30）优化。数据分析方面：对保护信念（conservation beliefs）这一反思性构念进行主成分分析（principal component analysis, PCA）并提取三个分量表；对其他形成性和单条目测量指标采用Mann-Whitney U检验和Spearman秩相关等非参数方法进行组间比较和关联分析。
三、研究结果
3.1 空间情境与群体层面变异
空间情境（工业化vs非工业化）与三项保护信念分量表中的两项显著相关，且这两个效应量是研究中所有分类比较中最大的。具体而言，工业化区域的从业者在“自然的浩瀚与力量”（Vastness and power of nature）分量表上得分更高，而非工业化区域的从业者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Human effects on nature）分量表上得分更高。此外，空间情境还与其余五项保护态度指标中的四项显著相关：非工业化区域的从业者报告略高的环境伦理和亲近自然得分，而工业化区域的从业者则表现出更高的气候变化意识和更强烈的渔获下降感知。值得注意的是，海洋保护区（marine protected area, MPA）认知在两个空间类别间无统计学显著差异。
3.2 社会文化身份与群体层面变异
性别仅与两项保护信念分量表存在有限且量级较小的关联：男性在“人类保护行动”（Human protective action）上得分较高，女性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上得分略高。宗教归属则与八项指标中的六项显著相关：佛教徒在“人类保护行动”、“自然的浩瀚与力量”、MPA认知和气候变化意识上得分更高，而穆斯林在“人类对自然的影响”上得分更高并感知到更大的渔获下降。由于两组样本规模极不均衡（佛教徒n=847，穆斯林n=49），这些比较需谨慎解读。
3.3 生计依赖与生命历程因素
生计依赖度（完全依赖渔业vs混合收入）仅与亲近自然这一项指标显著相关——完全依赖渔业的从业者报告了更高的亲近自然得分。年龄、教育和捕鱼经验等生命历程因素与部分保护态度指标存在微弱且指向特定的相关性，但整体模式并不统一。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核心发现是：小型渔业从业者的保护态度并非由单一主导因素决定，而是呈现出领域特异性的关联模式。空间情境和宗教归属虽然都与六项指标显著关联，但两者在模式和效应量上存在明显区别——空间情境相关的两个最大效应量出现在价值取向维度，而宗教差异的效应量普遍较小。
一个重要洞察在于：价值取向上的群体差异并未被正式政策工具（尤其是MPA）的认知差异所镜像。这表明道德框架和政策认知是两个不同的维度，不能假定某一维度上的群体差异会自动对应到另一维度。在泰国MPA治理常通过相对集中的制度框架实施的背景下，这一发现警示不应仅依赖信息传递来促进有意义的参与，还需要建立连接正式保护工具与当地关切和经验的过程。
关于感知生态变化，工业化区域的从业者报告了更显著的渔获下降感知，且年龄和捕鱼经验与此呈微弱负相关（即更年长、更有经验的从业者倾向于感知更大下降）。这提示累积的生态记忆和长期捕鱼实践可能塑造了对环境变化的解读，尽管此类感知不一定直接对应独立的生态测量结果。
从治理角度看，研究结果不支持为工业化与非工业化空间类别分别设立固定监管体制，而是指向基于地方诊断的响应式治理。在从业者报告显著渔获下降且存在工业活动的环境中，渔业保护措施应与污染控制、栖息地恢复和累积影响评估相协调。若监管重点仅聚焦于捕捞活动而忽视工业污染等非捕捞压力，可能导致政策被视为不公平或缺乏合法性。
研究结论：本研究通过区分心理自然取向、环境知识与议题认知以及感知生态变化三个领域，揭示了保护态度呈现领域特异性而非统一的关联模式。空间情境和宗教归属虽与同等数量的指标相关，但最大的分类差异涉及空间情境和两项保护信念分量表。作为一项横截面研究并使用宽泛的邻近性空间分类，研究描述的是群体层面的关联而非因果效应或类别内的同质性态度。尽管两个空间类别的从业者在部分保护态度和渔获变化感知上存在差异，但在MPA认知上未见显著统计差异，表明MPA认知未必反映从业者对环境变化的理解或体验。综合考虑价值取向、政策认知和生态变化感知，突显了标准化路径如何可能忽视沿海社区间的异质性。治理回应应从评估当地环境压力、生计状况、社会文化多样性和制度条件开始，而非为宽泛的空间或社会类别分配固定政策包。将正式治理措施与从业者的经验知识和当地感知的环境挑战相连接，有望提升政策的情境相关性，并推动更可持续的小型渔业治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