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补贴对同业企业工资增长的溢出效应：来自中国上市公司的实证证据

《Economic Analysis and Policy》：Spillover Effects of Government Subsidies on Peer Firms' Wage Growth: Evidence from Chinese Listed Firms

　　

摘要：政府补贴可能产生间接的行业溢出效应，但其对工资的影响尚待深入研究。我们构建了一个高管-员工寡头垄断模型，分析龙头企业补贴增加产生的溢出效应如何影响同行业其他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利用固定效应模型和2008至2024年中国A股非金融企业数据，我们发现溢出效应使受影响企业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提高了3.09个百分点，且经稳健性检验和内生性处理后结果依然稳健。机制分析表明，该效应降低了高管工资增长率，但提高了员工工资增长率；后者对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影响更为显著，使得净效应为正。异质性分析显示，多数行业呈现工资增长的积极效应，但房地产业、居民服务业以及卫生和社会工作行业则呈现负效应。政策负担和经济政策不确定性正向调节了溢出效应对平均工资增长率的影响。

引言：企业工资的变化为微观层面收入分配的动态调整提供了直接证据。在初次分配过程中，企业平均薪酬的增长率既影响劳动收入在增加值中的份额（Autor等，2020），也影响企业内部工资结构的演变（Song等，2019）。与静态工资水平相比，工资增长率更能反映周期性市场波动、劳动与资本之间的跨期调整以及成本与收益之间的关系，还能体现政策驱动下的资源配置和结构变化的效果。因此，识别企业工资变动的驱动因素对于理解企业微观分配格局的转变至关重要。图1展示了2007年至2024年中国A股上市公司平均工资的变化趋势，表明在样本期内平均工资稳步上升。

相比之下，平均工资增长率表现出显著波动。如图2所示，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后，A股上市公司的平均工资增长率急剧下降，在2010至2011年间迅速反弹，随后在2012年再次下跌。类似地，2020年新冠疫情期间，工资增长率跌至负值区间，2021年显著恢复，但2022年又出现下滑。这些急剧下跌后伴随快速反弹的现象表明，企业工资调整对外部冲击高度敏感，而危机后工资增长的恢复与政府补贴密切相关。

研究表明，在2008年金融危机和新冠疫情等危机前后，政府补贴在企业增强韧性方面发挥了关键作用，而危机本身提高了企业利用补贴的效率（Feng和Xue，2023）。作为一种大规模的制度性干预，政府补贴已超越应急财政工具的角色，嵌入企业工资决策之中，使其传导效应和结构性影响日益重要。一方面，常规性补贴通过产业升级、研发投入和稳定就业支持企业发展，从而增强企业的技术创新能力（Zhang等，2024）和全要素生产率（Criscuolo等，2019），进而强化财务缓冲和就业稳定性。在经济下行期间，补贴作为直接现金流来源，可缓解工资成本压力，减缓工资下降，增强经营韧性。另一方面，政府补贴具有正向信号功能，能够提升企业信心并激励企业设定更高的增长目标（Koh等，2018），从而影响企业工资增长率。

在中国财政预算管理体系下，中央和地方政府管理着各类财政补贴资金，可直接拨付给企业。虽然广义的政府补贴涵盖现金拨付、税收减免和优惠贷款等多种形式（Lee等，2017），但本研究采用较窄的定义，依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6号——政府补助》（2017），将政府补贴定义为企业从政府无偿取得的货币性资产或非货币性资产。在此标准下，符合条件的补贴主要包括直接财政拨款、政策性贴息、税收返还和非货币性资产。值得注意的是，政府以投资者身份进行的资本性投入，如政府投资或引导基金，不在其列；税收免征、减征和加计扣除等也属于税收优惠措施而非直接的资产转移，同样排除在外。这种明确界定的范围确保了概念清晰性，并与中国管理政府-企业资金转移的制度框架保持一致。

政府补贴并非随机分配，而是有选择地流向规模较大、战略重要性较高且盈利更好的企业（Branstetter等，2022）。在这一选择性制度下，行业龙头企业的补贴大幅增加标志着政府支持方向的转变（Luo和Wang，2025）。由于行业内同行共享共同的政策环境，行业顶层的资金动态会产生显著的信息信号，并通过行业网络扩散。即使企业自身补贴水平未发生变化，面对竞争格局的变化或行业前景预期的调整，也可能主动调整薪酬决策。由此，龙头企业成为政策扩散的来源，政府补贴的扩大对行业内其他企业的工资调整产生溢出效应。

这种由政府补贴大幅增加引发的溢出效应，在逻辑上与金融传染具有某些共同特征，主要通过三个渠道传导。第一，人才竞争传导。生产工艺相近的企业通常雇佣相似类型的工人，导致同一行业内的劳动力市场高度重叠。由于劳动力市场中的同行面临相同的人力资本风险（Li，2025），它们对核心人力资源的共同依赖创造了类似于持有共同资产的风险敞口，使得补贴扩张通过人才竞争在整个行业中传播，从而影响平均工资增长率。第二，信号效应。政府补贴降低了企业与市场参与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市场隐含地将获得补贴的企业视为有政府背书且更具抗逆能力（Luo和Wang，2025）。补贴的大幅增加进一步传递了行业前景向好的信号，降低了不确定性并增强了市场信心，从而为企业调整工资决策提供了合理依据。第三，同行效应。上市公司通常参照同行业同行的薪酬水平来设定高管薪酬，这意味着薪酬不仅受企业自身特征影响，还受同行选择和更广泛的薪酬网络影响（Pittinsky和Diprete，2013）。企业倾向于模仿具有影响力的行业领导者，以减少决策不确定性并避免竞争劣势（Lieberman和Asaba，2006）。这种防御性模仿行为与金融传染中观察到的羊群效应在逻辑上是一致的。最终，它表现为受影响企业使其薪酬基准和决策与行业龙头保持一致，从而在行业内产生显著的工资调整趋势（Bizjak等，2011）。

与金融传染等冲击可能引发负面经济影响不同，政府补贴的溢出效应可能提高企业工资或扭曲资源配置效率；其福利效应需要进一步考察。虽然现有文献已广泛分析了补贴对接受企业的直接影响，但关于溢出效应如何影响同行企业工资变动的系统性证据仍然缺乏。因此，本研究探讨政府补贴是否通过行业网络对工资增长产生溢出效应，考察这些效应的作用传导渠道，并探索经济环境的调节作用。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为系统分析溢出效应影响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机制，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包含两类劳动力的寡头竞争模型：高管和一般员工。模型的基本变量和参数设定如下：

（1）行业结构与生产技术

假设一个行业由一组龙头企业??和一组其他企业??构成，其中∣??∣<∣??∣。企业生产一种……

研究设计

基于前述研究，本研究构建如下基准计量模型：

??????,?? = ??? + ???·????????????????????,??,?? + ??·????,?? + ???? + ???? + ???? + ????,??

其中??表示样本企业，??表示年份，??表示企业所属行业2。??????,?? 为工资增长……

基准回归

表2报告了溢出效应对工资增长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报告了未控制其他控制变量和固定效应的回归结果，Spillover的系数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但R2极低。第（2）列在纳入控制变量但仍未控制固定效应的情况下，Spillover的系数和拟合优度均有改善。第……列

企业内部工资结构分解

为考察溢出效应影响企业平均工资增长率的机制，本研究按照公式（2.23）将平均工资增长率分解为员工平均工资增长率（EWG）和高管平均工资增长率（MWG），两类工资增长率均采用对数差分法计算。随后分别估计溢出效应对这两类群体工资变化的影响。

表7第（1）列报告了……

结论与政策建议

通过构建包含高管和员工两类劳动力的寡头竞争模型，本研究揭示了在劳动力供给约束和外部工资基准条件下，溢出效应塑造企业工资增长的机制。理论模型表明，溢出效应抑制了高管薪酬增长，同时加速了员工工资增长。由于员工薪酬构成总劳动力成本的主要部分，净效应为……

未引用文献

Branstetter等，2023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曲凌飞：撰写——原稿、软件、概念构思。

龚锋：撰写——审阅与编辑、监督、项目管理、方法论。

曲凌飞 | 龚锋

武汉大学经济与管理学院公共财政与税收学系，中国武汉 4300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