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素养如何促进农户的土地规模经营？——来自中国西部地区三个省级行政区的证据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How does digital literacy promote farmland scale operation by rural households? Evidence from three provincial-level regions in western China

　　

•对西部三个地区1050个农户的第一手调查。
•数字素养显著促进耕地规模经营。
•该效应源于生产性互联网使用，而非接入或娱乐。
•社会资本与数字信用是两个中介渠道。
•收益集中于受教育程度较高且参与社区活动的农户。

引言
耕地碎片化在全球普遍存在（Latruffe和Piet，2014）。尽管关于其影响的相关证据仍存在争议（Kawasaki，2010），但讨论其负面后果的观点仍占主导（Chen等，2025；Aslam和Fazal，2025）。耕地碎片化增加了农业生产成本，削弱了规模经济的优势（Kawasaki，2010）；此外，它还制约了农户的生产决策和农场运营，并对农业和农村发展产生广泛而持久的影响（Jürgenson，2016）。在资源禀赋相对稀缺的发展中国家，耕地碎片化已成为威胁粮食安全的重要障碍，这一点在越南（以小规模农户为主）（Tran和van Vu，2021）和印度（Deininger等，2017）中显而易见。发达国家也受到其影响。例如，在西班牙，高度碎片化的耕地对乳制品生产产生不利影响，降低碎片化程度可显著提高奶牛场利润（del Corral等，2011）。此外，在日本，耕地碎片化被认为是制约农场规模扩大和高效水稻生产的关键因素（Kawasaki，2010）。

中国也面临着突出的耕地碎片化问题（Qiu等，2022；Gu等，2023）。作为一个典型的大型发展中农业国，中国的耕地面积仅占全球的约9%，而人口占全球的约20%（Tang等，2026）；因此，其农业呈现出"大国小农"的格局。全国共有2.0743亿个农业经营主体，其中规模经营主体占比不足2%，小农户仍占农户总数的98%和耕地面积的70%。农户主要依赖自家承包地进行耕种，户均面积仅约0.6公顷，低于许多发展中国家的水平（Zhang和Wu，2025），也明显低于美国、巴西等主要农业国家（Lowder等，2016）。耕地碎片化直接降低了农业生产效率（Wang等，2022），增加了生产成本（Lu等，2018），并阻碍了作物生产的专业化（Xu等，2020），不利于农业的规模化与现代化转型。相反，缓解耕地碎片化可以有效遏制耕地撂荒，保障粮食安全（Zheng等，2023）。

将小规模粮食生产者的生产力和收入提高一倍是联合国可持续发展目标之一。提高小农户收入的关键在于克服分散的土地资源和经营规模小的约束，增强实现规模经济的能力。目前，中国农业的规模经营仍主要依靠耕地面积的扩大来驱动（Zhang和Guo，2024），社会化农业服务市场仍不成熟（Liu等，2024）。从长远来看，推进耕地规模经营是应对农村劳动力转移的重要举措，是提高土地利用效率的途径，也是与中国农业现代化制度导向和资源禀赋相一致的方向（Luo，2018）。规模经营的实现不仅依赖于耕地流转制度的完善，还依赖于农户经营能力的提升，而数字素养是其中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时代的到来为农户克服上述约束提供了新的机遇。新一代信息技术正在快速渗透到农业和农村，成为推动适度规模经营和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的重要力量。截至2025年，中国互联网用户数量已达11.08亿，互联网普及率上升至78.6%，为提升全民数字素养和技能奠定了坚实基础。相关调查显示，超过60%的中国公民具备初级及以上数字素养和技能；农村居民中，相应比例为50.7%，其中具备高级数字素养和技能者占9.53%。随着数字技术渗透到农业生产、流通和服务的全链条中，数字素养作为小农户与现代生产要素之间的桥梁，在支撑耕地规模经营方面发挥着日益重要的作用。在此背景下，阐明数字素养影响耕地规模经营的理论逻辑和内在机制具有重要意义。

已有大量研究探讨了耕地规模经营问题。这些研究报告指出，耕地规模经营促进了农业和农村现代化（Song等，2021；Xu等，2025）。因此，推进土地整合与流转以及规模经营的决定因素已成为主要关注点（Yang和Zhang，2023）。现有研究主要沿两条路径展开：一是关注家庭人口特征（Wang等，2026）和家庭资源禀赋（Shah等，2019）等内生因素，二是关注社会经济条件（Zhang等，2022）和外部制度环境（Guo和Wang，2023）等外生因素。随着信息技术革命的发展，传统生产要素的驱动作用减弱，农业和农村数字化转型日益凸显（Yang等，2025）。证据表明，数字技术的使用可以鼓励农户转入土地并实现规模经营（Xiao等，2026）。中国农村的数字鸿沟已经发生了根本性变化，基础设施的"接入性"不再是主要约束，农户之间数字使用深度的差异——即数字素养差距——已成为新的关键问题（Chen等，2024）。数字素养的提升可以帮助农户扩大耕地规模、增加土地集中度。鉴于其他政策工具效果有限，持续提升农户数字素养、激发其扩大经营规模的内生动力，被认为是突破中国耕地发展瓶颈的关键手段（Yang等，2025）。相反，一些研究认为，虽然较高的数字素养可以增加农户家庭收入，但也可能通过数字技能差异扩大农户之间的收入差距，形成一种新的"数字贫困"（Liu和Zhou，2023）。

总体而言，数字素养与耕地规模经营之间的关联已受到学者关注；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不足。首先，大多数现有的数字素养度量仅捕捉了农户是否接入互联网或其整体使用水平，无法反映不同使用模式对农户经营决策的差异化影响。其次，大多数相关研究依赖公共数据库，缺乏第一手实地调查数据。第三，对数字素养对耕地规模经营的效应如何在不同农户群体中变化及其边界条件关注不够。为克服这些局限性，本研究利用2025年对西部欠发达地区1050个农户的第一手实地调查数据，考察了数字素养对耕地规模经营的效应、机制和异质性。本研究的贡献有三方面：第一，在测量与识别方面，利用对西部农户的专门第一手调查数据，采用"使用鸿沟"视角，将数字素养分解为数字接入、娱乐性使用和生产性使用三个维度，并以生产性使用为分析重点。这克服了以"是否上网"代替"如何使用互联网"的偏差，提供了更接近农户实际行为的测量基础。第二，在机制检验方面，将社会资本和信贷约束纳入统一分析框架，考察数字素养如何促进耕地规模经营，涵盖桥接性和黏合性社会资本的拓展以及数字信用的可及性。第三，在效应边界方面，从学历和村庄社区参与两个维度考察数字素养效应的异质性，检验效应的边界条件，探讨数字技术红利如何在农户之间分配。

本文其余部分安排如下：第2节构建理论框架并提出研究假设；第3节介绍数据来源、关键变量和计量模型设定；第4节报告实证结果；第5节总结主要结论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启示；第6节讨论研究局限与未来研究方向。

章节摘要
理论分析
本文构建了一个简化的农户利润最大化下的生产与规模经营决策框架，考察数字素养影响耕地规模经营的方向与机制，并据此提出研究假设。

数据来源
本研究使用的微观家庭数据来自课题组于2025年7月开展的"共同富裕"专题实地调查。调查涵盖中国三个省级地区——四川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重庆市——8个县（市）23个乡镇的58个行政村。

基准回归结果
表3报告了数字素养对耕地规模经营影响的基准回归结果。第（1）列仅包含核心解释变量，数字素养的估计系数为0.3389，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在第（2）至（4）列中依次引入户主、家庭和村庄控制变量后，系数的符号和显著性均未发生实质性变化。基于完整设定的……

结论
本研究利用中国西部1050个农户的实地调查数据，以及从数字接入、娱乐性使用和生产性使用三个维度构建的数字素养指数，考察了数字素养对耕地规模经营的效应。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数字素养的整体提升能够切实促进农户扩大耕地规模经营。数字素养的系数在5%水平上显著为正。

研究局限与未来方向
本研究仍存在一些局限。第一，因果识别受到横截面数据的约束。本研究依赖单期横截面样本；尽管工具变量、系数稳定性检验和一系列稳健性检验缓解了遗漏变量偏差和测量偏差，但在横截面框架下仍难以完全区分动态过程。第二，样本的地理分布限制了研究的……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徐辉：撰写——审稿与编辑，撰写——原稿，软件，方法论，资金获取，形式分析，数据管理，概念构思。陈兴宇：撰写——审稿与编辑，形式分析。刘成：撰写——审稿与编辑，监督指导。

利益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已知的可能影响本文所报告工作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研究得到国家自然科学基金项目"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加快民族地区经济高质量发展研究"（项目编号：24AMZ008）的资助。

徐辉 | 陈兴宇 | 刘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