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组织人乳头瘤病毒（HPV）基础宫颈癌筛查中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沟通实践与准备度：葡萄牙中部地区横断面研究

《Preventive Medicine Reports》：Healthcare professionals' communication practices and preparedness in organised human papillomavirus-base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 Central Portugal

　　

目的：评估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在有组织的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基础宫颈癌筛查项目中的知识、态度、沟通信心（communication confidence）和实践，并识别与沟通实践（communication practices）相关的因素。方法：于2024年1月至3月在葡萄牙中部地区参与有组织宫颈癌筛查的470名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s，GPs）和护士（nurses）中开展横断面调查。参与者完成一份28个条目的问卷。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识别沟通领域，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sed linear models，GLM）检验与沟通实践相关的因素。结果：对HPV感染和筛查的知识相对较高，但在HPV检测结果解读（HPV test interpretation）和临床管理（clinical management）方面存在缺口。全科医生报告的沟通信心高于护士。HPV感染和筛查相关信息比HPV传播和致癌风险（oncogenic risk）信息更常被沟通。专业组别、对HPV感染和筛查指南的知识、沟通信心以及HPV检测结果的沟通与HPV感染和筛查相关沟通领域独立相关。未发现与HPV传播和致癌风险沟通显著相关的因素。结论：尽管知识相对较高，但在知识和沟通实践方面仍存在缺口，尤其是关于HPV传播和致癌风险。将临床知识与关于HPV、宫颈癌筛查和癌症风险的沟通相结合的专业培训，可能增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对HPV基础筛查的准备度（preparedness）。

研究背景与问题：宫颈癌可通过人乳头瘤病毒（human papillomavirus，HPV）疫苗接种和有效筛查在很大程度上预防，但仍是全球公共卫生挑战。世界卫生组织（WHO）将消除宫颈癌列为优先事项，强调高HPV疫苗接种覆盖率、高性能筛查和及时诊断治疗。由于HPV初筛（primary HPV testing）较细胞学筛查（cytology-based screening）对宫颈癌前病变（cervical precancer）检测更敏感，已成为首选筛查策略。向HPV初筛转变不仅是技术变化，还使筛查路径更基于风险（risk-based），纳入HPV基因分型、延长筛查间隔和自采样（self-sampling），未来路径将按个体风险包括疫苗接种状态逐步定制。路径复杂化使医疗保健专业人员需提供清晰、准确、以患者为中心的沟通，支持知情决策。葡萄牙中部地区自1990年运行有组织宫颈癌筛查（organised cervical cancer screening），2019年完全转为HPV初筛。HPV初筛要求专业人员解释HPV检测、沟通筛查结果及含义、回应误解并支持知情决策。然而，HPV与性传播相关、持续存在的误解以及HPV筛查路径复杂性使沟通困难。专业人员报告沟通HPV检测结果及其含义存在困难，女性在HPV阳性结果后可能不确定和焦虑，尤其沟通不清或不充分时。尽管已有大量关于专业人员HPV检测知识、态度和实践的研究，但在有组织HPV初筛项目中，其沟通准备度（preparedness）关注较少，尤其是常规初级保健环境。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研究。

研究开展、结论与意义：研究人员在葡萄牙中部地区开展横断面调查，评估参与有组织HPV初筛项目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知识、态度、沟通信心和沟通实践，识别沟通实践相关因素，并描述沟通缺口，为未来教育干预和项目实施提供信息。研究结论认为，尽管知识相对较高，但知识和沟通实践仍存在缺口，尤其关于HPV传播和致癌风险；将临床知识与HPV、宫颈癌筛查和癌症风险沟通相结合的专业培训，可能增强专业人员对HPV初筛的准备度。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为横断面调查，时间2024年1月2日至3月31日。样本来源为葡萄牙中部地区卫生管理局下所有初级保健单位，包括86个初级保健中心和175个卫生单位；这些单位约有2701名医疗保健专业人员，其中1834名直接参与宫颈癌筛查项目，服务约854000名女性。纳入在项目中至少6个月经验的全科医生（general practitioners，GPs）和护士（nurses）。通过机构邮件列表和社交媒体发放28项匿名在线问卷。问卷基于既往验证工具和文献综述，采用知识、态度和实践（Knowledge, Attitudes and Practices，KAP）框架，经专家小组内容效度评估、20名专业人员预测试和焦点小组，最终由REDCap平台实施。分析包括描述统计、知识评分、探索性因子分析（exploratory factor analysis，EFA）和广义线性模型（generalised linear models，GLM）。伦理批准来自相关委员会。

研究结果：
参与者特征：725名专业人员启动调查，排除255名后最终470名，占中部地区参与有组织筛查的1834名专业人员的25.6%。其中227名全科医生，243名护士。女性408名，平均年龄44.8岁。护士年龄更大、更多在农村工作；全科医生更常报告既往培训。65.7%有至少10年经验，56.8%每周花2—4小时于宫颈癌筛查。
知识与认知：专业人员对HPV感染和宫颈癌筛查知识总体较高。HPV感染知识得分最高，宫颈癌筛查指南次之，HPV检测相对较低。全科医生三个知识域均分均高于护士。知识缺口在HPV传播、HPV检测结果解读和筛查结果后临床管理；仅50.9%正确认识到HPV并非仅经性传播。对筛查获益意识高，对HPV检测感知不一致，全科医生比护士更了解检测敏感性和阴性后推荐筛查间隔。
筛查推荐与对HPV检测过渡的感知：大多数参与者认为宫颈癌筛查非常重要，并报告常规推荐。邀请最常见于家庭计划访视和其他常规咨询，护士报告更广邀请策略。对转为HPV初筛的感知总体积极，但提示组织挑战。少数认为过渡增加筛查时间或降低患者或专业人员筛查依从性。全科医生比护士更常认为阴道镜单位首次预约延迟是有效筛查障碍（39.6% vs 26.7%，p=0.02）。
沟通信心与HPV检测结果沟通：两组对处理HPV相关话题总体信心高，但全科医生在所有评估话题中信心更高。全科医生也更常沟通HPV阳性检测结果；阴性结果沟通在两组均不频繁。
临床情景中的沟通实践：在三个临床情景（clinical vignettes）中，专业人员报告HPV感染和筛查相关信息沟通频率高于HPV传播和致癌风险信息。性传播和癌症风险是最少沟通的信息之一，护士通常报告频率低于全科医生。
与沟通实践相关的因素：多变量回归分析中，专业组别、HPV感染知识、宫颈癌筛查指南知识、沟通信心和HPV检测结果沟通与HPV感染和筛查相关沟通领域独立相关，全科医生得分高于护士。对于HPV传播和致癌风险沟通，单变量分析中专业组别呈边缘关联，但没有变量满足多变量模型纳入标准，因此未拟合多变量模型。

讨论部分总结：研究显示，尽管参与有组织HPV初筛项目的专业人员对HPV感染和宫颈癌筛查知识较高，但沟通缺口仍存，尤其HPV传播和致癌风险沟通，说明知识本身不足以完全解释沟通实践差异。HPV检测解读和异常结果后临床管理存在知识缺口，与细胞学向HPV筛查转变增加临床决策复杂性一致；教育策略应超越指南传播，强调HPV检测解读、风险基础管理和临床决策。沟通信心因专业组别不同，全科医生高于护士，尤其讨论阳性结果；差异可能反映培训和临床职责不同，且沟通信心与更频繁沟通HPV感染和筛查信息独立相关。沟通领域差异重要，性传播和癌症风险沟通较少，尤其护士；HPV性传播性质和阳性结果可能引发焦虑、尴尬和污名担忧。多变量分析显示专业组别、知识、沟通信心和结果沟通与HPV感染和筛查沟通独立相关；HPV传播和致癌风险沟通无显著关联，提示可能受本研究未捕获因素影响。从项目实施看，随着筛查转向风险基础、自采样和更个性化路径，专业人员需沟通更复杂、敏感信息；培训应结合技术更新和沟通培训，聚焦HPV结果解读、筛查结果沟通、HPV传播和致癌风险讨论。既往研究强调HPV阳性结果的心理情绪影响，但本研究未直接评估。优势包括样本量大、综合评估知识态度沟通信心和实践、结合EFA和多变量回归识别沟通域及因素。局限包括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沟通实践为自报，可能有社会期望偏倚（social desirability bias）；临床情景不能完全反映真实临床复杂性，如语气、共情、情绪反应、非语言沟通和背景影响；评估沟通频率而非沟通质量或心理社会维度；未直接评估污名和情绪问题；单区域有组织筛查项目限制推广。未来研究应评估以沟通为重点的教育干预是否改善专业人员沟通实践以及女性理解、体验和参与。

研究结论翻译：参与有组织HPV基础宫颈癌筛查项目的医疗保健专业人员表现出相对较高的HPV感染和筛查建议知识，但在知识和沟通实践方面仍存在重要缺口，尤其关于HPV传播和致癌风险。这些发现支持将临床知识与关于HPV、宫颈癌筛查和癌症风险的沟通相结合的专业培训。随着有组织宫颈癌筛查向日益风险基础和个性化路径发展，加强医疗保健专业人员的知识和沟通准备度，可能支持知情参与和有效项目实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