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udan Journal of the Humanities and Social Sciences》：Marxism and Settler Colonialism: A Protracted Histor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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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业术语翻译（论文摘要）
将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作为一种独特的统治模式进行分析，与对阶级（class）的关注并不相互排斥。本文梳理了一段漫长的马克思（Marxian）、马克思主义（Marxist）、共产主义（communis
专业术语翻译（论文摘要）
将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作为一种独特的统治模式进行分析，与对阶级（class）的关注并不相互排斥。本文梳理了一段漫长的马克思（Marxian）、马克思主义（Marxist）、共产主义（communist）以及原住民（Indigenous）关于殖民化（colonisation）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反思传统。文章主张，这一传统是马克思主义所固有的（indigenous to Marxism）。
论文解读文章
研究背景与问题
近二十年来，定居者殖民主义（settler colonialism）作为一种独特的统治模式，已成为学术研究的重要对象，并形成了独立的子领域。尤其在2023年10月7日事件及加沙战争与种族灭绝爆发后，“定居者殖民主义”一词在公共话语中广泛传播。与此同时，2024年诺贝尔经济学奖授予了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鲁滨逊（James Robinson），其核心论点认为定居者殖民制度（settler colonial institutions）在促进经济持续增长中发挥了关键作用，并将这些制度描述为“包容性”（inclusive）的。这一立场与原住民（Indigenous）所面临的定居者殖民冲击的现实形成鲜明对照。在此背景下，学术界围绕定居者殖民主义研究（settler colonial studies）展开了激烈辩论，其中来自社会主义左翼的批评尤为突出。批评者认为，定居者殖民主义分析框架分散了对阶级政治（class politics）的关注，将工人错误地等同于定居者，并可能导致身份政治与民粹主义。本文旨在回应此类社会主义批评，论证对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分析与阶级分析并不相互排斥，并主张对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本身所固有的传统。
研究内容与核心结论
研究人员系统梳理了从马克思（Marx）到当代原住民学者关于殖民化与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漫长反思史，得出以下核心结论：第一，马克思在《资本论》（Capital）第31章中，通过对爱德华·吉本·韦克菲尔德（Edward Gibbon Wakefield）“系统性殖民”（systematic colonization）理论的批判性解读，在定居者殖民地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本质——资本并非物，而是由物中介的人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马克思认识到，定居者殖民地在初始阶段是非资本主义的，定居者作为独立生产者能够暂时逃避工资关系，但资本主义矛盾会迅速追赶上来，使其转变为完全的资本主义经济体。第二，晚年的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The Ethnological Notebooks）中，认真对待了美洲原住民社会的集体财产与集体剩余管理，认为今天可被认定为原住民的土地关系可能成为超越资本主义关系的关键。第三，罗莎·卢森堡（Rosa Luxemburg）在《资本积累论》（The Accumulation of Capital）中，将对资本主义外部的关注作为理解持续进行的原始积累（primitive accumulation）与剥夺（dispossession）的切入点，将原始积累视为“结构”（a structure）而非“事件”（an event）。第四，列宁（Lenin）与第三国际（Third International）明确区分了定居者殖民地与剥削殖民地，并提出了系统的殖民差异理论。第五，苏联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实施的“本土化”（korenizatsiya）政策，通过识别、命名并赋予原住民少数民族以领土和特殊保护，实现了原住民社会主义民族建设。第六，内兹珀斯（Nez Percé）人类学家阿奇·菲尼（Archie Phinney）和加拿大梅蒂人（Métis）詹姆斯·帕特里克·布雷迪（James Patrick Brady）等原住民马克思主义者，将马克思主义分析与原住民主权认识论相融合，提出了超越定居者殖民同化与保留地隔离双重困境的原住民现代性方案。
关键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文献研究与理论分析相结合的方法，系统梳理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民族学笔记》、致维拉·查苏利奇（Vera Zasulic）的信件、恩格斯（Engels）的《反杜林论》（Anti-Dühring）、卢森堡的《资本积累论》、列宁与斯大林（Stalin）关于民族与殖民问题的著作、第三国际的决议文件，以及苏联历史学派对俄罗斯殖民主义的批判性研究。同时，研究人员引用了当代学者韦恩·瓦佩穆克瓦（Wayne Wapeemukwa）、本杰明·巴尔萨泽（Benjamin Balthaser）、约瑟夫·马萨德（Joseph Massad）等的最新研究成果，并参考了原住民学者格伦·库尔哈德（Glen Coulthard）、奥德拉·辛普森（Audra Simpson）的著作，以及定居者殖民研究学者洛伦佐·维拉西尼（Lorenzo Veracini）和帕特里克·沃尔夫（Patrick Wolfe）的理论框架。
研究结果
1. 殖民化对抗革命（Colonisation Against Revolution）：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马克思《资本论》第31章，发现马克思在定居者殖民地中发现了资本主义的运作规律。马克思借韦克菲尔德的理论指出，定居者殖民地初始阶段的非资本主义性质对资本积累构成挑战，但通过“投机性剥夺”（speculative expropriation）——即以抵押贷款和信用体系控制定居者——定居者国家最终将定居者重新纳入资本主义关系。这一分析表明，定居者殖民主义对马克思发现资本主义本质及其超越路径均具有关键意义。
2. 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Eurocentric Marx?）：研究人员通过考察马克思与亨利·凯里（Henry Carey）的学术交锋，论证马克思并非欧洲中心主义者。凯里主张通过定居者殖民扩张维持“利益和谐”（harmony of interests），而马克思则批判了这一意识形态，指出其掩盖了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暴力本质。晚年马克思在《民族学笔记》中认真对待原住民社会的集体所有制，认为原住民与土地的具体、代谢性的、共同体的关系是共产主义必须恢复和重建的。
3. 欧洲中心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苏联的本土化（Eurocentric Marxists; Soviet Indigenisations）：研究人员指出，欧洲中心主义和亲殖民主义立场并非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有，而是第二国际（Second International）社会主义者的特征。与此相对，列宁和第三国际明确反对殖民主义，并在1928年《关于殖民地与半殖民地革命运动的提纲》中区分了定居者殖民地与剥削殖民地。苏联在1920年代至1930年代实施的“本土化”（korenizatsiya）政策，通过赋予原住民少数民族以领土、语言和文化自治权，实现了原住民社会主义民族建设。鞑靼人（Tatar）理论家苏丹-加列夫（Sultan-Galiev）进一步发展了原住民布尔什维克主义（Indigenist Bolshevism），主张社会主义革命首先在东方殖民地取得胜利。
4. 原住民合作主义（Indigenous Cooperativism）：研究人员通过分析阿奇·菲尼和詹姆斯·布雷迪的思想，展示了原住民马克思主义者对苏联本土化政策的创造性接受。菲尼主张通过“合作（部落）组织和（共同）生产资料所有制”实现原住民集体的自给自足，拒绝保留地隔离与同化双重困境。布雷迪则在加拿大梅蒂人社区中发展了适合定居者殖民条件的原住民马克思主义理论。
讨论与结论
研究人员在讨论部分回应了社会主义左翼对定居者殖民研究的批评，强调将定居者殖民主义视为独特统治模式与阶级分析并不矛盾。研究人员指出，从马克思到列宁、卢森堡，再到苏联的本土化政策与原住民马克思主义者，马克思主义传统始终包含对定居者殖民主义的深刻反思。研究人员承认，在1940年代至1970年代之间存在一段反思的空白期，但认为在当前加沙战争与全球原住民斗争兴起的背景下，恢复这一谱系尤为重要。研究人员的结论是：对定居者殖民主义的反思是马克思主义固有的传统，将全球原住民反定居者殖民斗争与马克思主义分析传统有机联系起来，可以维持新的、有效的抵抗模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