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nvironmental Science & Policy》：Practical application of a global biodiversity framework indicator for species protection in national polic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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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指标-行动循环作为连接科学、政策与实施的模式。•展示了指标如何在政策背景下影响环境决策。•为在国家政策中实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目标提供了可操作的途径。引言《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是1993年由196个缔约方建立的条约，旨在通过协商共同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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提出指标-行动循环作为连接科学、政策与实施的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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展示了指标如何在政策背景下影响环境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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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在国家政策中实施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目标提供了可操作的途径。
引言
《生物多样性公约》（CBD）是1993年由196个缔约方建立的条约，旨在通过协商共同目标和具体指标来设定全球生物多样性保护的议程，以减少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鼓励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并促进生物多样性惠益的公平与公正分享。2022年通过的《昆明-蒙特利尔全球生物多样性框架》（KMGBF）代表了最新的23项目标，旨在到2030年遏制并扭转生物多样性丧失的趋势，以及四个长期目标，以实现到2050年与自然和谐共处的愿景（CBD，2022）。
这些全球目标的实现通过国家承诺来具体落实。《生物多样性公约》的缔约方在发展《国家生物多样性战略与行动计划》（NBSAPs）时，将全球目标和推荐的报告进展指标适应于其国家背景。这些行动计划确定了各国为达成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而采取的具体行动和监测框架。因此，全球目标的最终实现取决于有效地转化为国家层面的行动。
尽管这一过程具有结构化特征，但全球生物多样性目标的进展往往受到限制（Tittensor等，2014；Díaz等，2019）。对过去《生物多样性公约》框架（如2020年爱知目标）实施情况的分析发现，未达标的失败主要由国家层面政策应对不力所致，特别是因为将目标转化为政策的可操作途径不清晰或缺失（Cardona Santos等，2023；Maney等，2024；Perino等，2022；Xu等，2021）。这一实施差距凸显了全球目标与国家层面行动之间的联系薄弱。各国承诺采用目标和指标，但这些目标和指标并不能始终如一地以推动具体行动和保护成果的方式应用于政策过程中。
其中一部分挑战在于，指标通常仅作为追踪目标进展的工具，而非用于信息和塑造政策应对的机制（Stevenson等，2021）。KMGBF的结构要求各国报告27项高级别主要指标，用于衡量总体趋势，而许多能够有效遏制生物多样性丧失的关键维度则由可选报告的组成部分指标来体现（Affinito等，2025；Watson等，2023）。
为解决这些局限性，需要更谨慎地选择国家指标，以具体衡量国家生物多样性问题的进展，并将其更紧密地整合到政策和决策过程中。有效的政策应对包括选择能够衡量国家定量目标进展的有用指标，以及为达到目标而实施行动确定优先事项提供依据（Stevenson等，2021）。这一步骤之后需要确定负责实施行动、监测进展以及制定问责措施的责任方（Perino等，2022）。这样的过程明确将生物多样性指标与行动、监测和审查的适应性循环联系起来，确保指标评估成为推动朝期望保护成果前进的反馈循环的一部分（Nicholson等，2012；Maney等，2024；Phang等，2020）。然而，在国家政策背景下实施此类方法的具体实例仍然有限。
本文以南非政府采纳物种保护的国家目标和指标作为案例研究，展示了一种符合这些最佳实践的政策应对措施。KMGBF监测框架涉及广泛的生物多样性保护问题，包括对生物多样性的压力、生物多样性的可持续利用以及生物多样性主流化（Affinito等，2025）。本案例研究不试图展示所有23项目标的全面国家实施情况，而是将物种保护作为该框架的一个组成部分来重点关注。
首先，我们讨论了有效物种保护的挑战（第2节），并描述了南非的国家物种保护指标（SASPI）如何设计以应对这些问题（第3节）。SASPI最初作为四项国家主要指标之一，在2018年的《国家生物多样性评估》（NBA）中提出。该报告评估了该国生物多样性的状况，为南非的NBSAP和向《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交的国家报告以及国家政策和规划提供信息（Skowno等，2019）。
我们将第一次SASPI评估与对SASPI所评估的相同物种组进行的《物种保护指数》（SPI）国家评估进行了比较。SPI是KMGBF目标3的组成部分指标，衡量保护区和保留区的扩展如何改善这些区域内物种的代表性（Jetz等，2022）。本节（第4节）重点说明了看似相似的指标可以产生显著不同的行动优先事项，从而强调了选择适合背景指标的必要性。在第5节中，我们描述了SASPI如何通过指标-行动循环得以实施，将评估结果直接与国家政策和规划应对措施相联系，并报告了在NBA 2025中提出的第一个周期的成果。最后，结合比较分析的见解和南非指标-行动循环实践案例研究的观察结果，我们确定了加强KMGBF国家实施的教训（第6节）。
章节摘要
物种保护
保护区和其他有效的基于区域的保护措施（以下简称保护区和保留区，即PACA）对于保护生物多样性免受人为压力具有重要作用。有证据表明，PACA有助于避免自然区域被其他土地利用方式占用（Geldmann等，2013），并确保有价值的生态系统服务持续提供（Ban等，2019；Dudley等，2014）。然而，对于维持物种种群而言，关于
南非的物种保护指标
南非的物种保护指标（SASPI）衡量保护区和保留区（PACA）对国内物种存留的贡献。与SPI一样，SASPI涉及为物种设定保护目标。这些目标是每个物种在PACA中必须存在的最低百分比范围、栖息地量或个体数量。当PACA的扩展增加了
物种保护报告
南非国家生物多样性研究所（SANBI）是一个政府机构，负责监测和报告该国生物多样性的状况。迄今为止，该研究所已发布了四份《国家生物多样性评估》（NBA）。NBA不仅为南非的NBSAP和向《生物多样性公约》提交的国家报告提供信息，还对国家生物多样性和其他领域的优先事项和政策产生强有力的影响。
使用SASPI指标进行的第一次物种保护评估
将物种保护纳入国家规划
南非政府的《国家发展计划》（NDP）概述了国家的长期愿景，并设定了可衡量的目标。它将国家预算与确保所有南非人良好生活水平的15项核心优先事项对齐，包括环境可持续性和韧性（国家规划委员会，2013）。实现NDP的目标需要政府和全社会进行综合和协作行动。设定目标以监测进展
将KMGBF目标纳入国家政策的建议
实现KMGBF的目标和具体指标取决于有效的国家行动。对NBSAP实施差距的评估表明，涉及相关政府机构合作的综合性政策应对对于朝着生物多样性目标取得积极进展最为重要（Cardona Santos等，2023；Whitehorn等，2019）。本文提出的南非案例研究涉及一项具体的KMGBF目标和指标，但可以从其中汲取经验
结论
尽管本案例研究涉及一项指标、一个目标和一个国家背景，但它凸显了KMGBF监测框架的一个更广泛的考虑因素。主要指标对于一致性地评估生物多样性成果至关重要，但可能需要制度变革来产生这些成果，而这些变革可能超出报告周期的时间范围。因此，监测可以通过对各国是否
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Lize von Staden：写作——审阅与编辑，写作——初稿撰写，方法学，形式分析，概念化。Domitilla Raimondo：写作——初稿撰写，项目管理，概念化。Dewidine van der Colff：写作——初稿撰写，形式分析，数据整理。Andrew Skowno：写作——审阅与编辑。David A. Ehlers Smith：写作——审阅与编辑，形式分析，数据整理。Martine S. Jordaan：写作——审阅与编辑，形式分析，数据整理。
资金支持
本研究未获得公共、商业或非营利部门的任何专门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他们没有已知的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这些利益或关系可能会影响本文所报告的工作。
致谢
南非保护区和保留区的数据由林业、渔业与环境部提供。来自SANParks、CapeNature、姆普马兰加旅游与公园管理局、东开普公园与旅游局、Ezemvelo KZN野生动物局、林波波省经济发展、环境与旅游部、豪登省农业与农村发展部、北开普省农业部、土地改革与农村发展部以及西北省
Lize von Staden|Domitilla Raimondo|Dewidine van der Colff|Andrew Skowno|David A. Ehlers Smith|Martine S. Jordaan|Alan T.K. Lee|Jeanne Tarrant|Joshua Weeber|Amanda Driver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