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rees, Forests and People》：Exploring Ontological Pluralism in Thai Buddhist Natural Farming Through a Topological Approa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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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相关灾害（包括反复发生的干旱、洪水和海水入侵）日益扰乱泰国的农业生产并威胁农村生计，挑战了农民维持既有耕作实践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为此，泰国政府通过“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充足经济开发区”（SEDZ）和“Khok Nong Na（KNN）希望工程”项目推广
气候相关灾害（包括反复发生的干旱、洪水和海水入侵）日益扰乱泰国的农业生产并威胁农村生计，挑战了农民维持既有耕作实践和适应环境变化的能力。为此，泰国政府通过“面向可持续发展目标的充足经济开发区”（SEDZ）和“Khok Nong Na（KNN）希望工程”项目推广KNN模式。KNN倡导一种融合佛教原则、充足经济哲学（SEP）、泰国传统生态知识（TEK）以及农林复合与农业生态要素的佛教自然农业形式。本研究以KNN为实证案例，考察了这一多元知识体系如何被地方化并转化为农业实践，以及不同知识系统在此过程中的互动方式。研究人员运用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特别是其区域空间、网络空间和流体空间的多重空间拓扑框架，探究了佛教自然农业知识协同生产与实施中的空间性及本体论多元主义。研究人员通过对春武里府Mab Ueang Agri-Nature中心的知识生产者以及清莱府和乌汶叻差他尼府SEDZ项目的知识使用者进行深度访谈收集一手数据。研究发现表明，KNN的实施是一个多拓扑过程，其中区域空间、网络空间和流体空间相互作用，促进了知识的转移和地方适应。然而，科学、技术和佛教本体之间的互动暴露了知识在地方实践中转化和施行时的冲突与断裂。这些张力使KNN的地方化变得复杂，凸显了在政策实施中容纳本体论多元性以及在科学与佛教之间培育持续对话的重要性。
一、研究背景、问题与意义
在全球气候变化加剧的背景下，泰国农业正面临干旱、洪水和海水入侵等气候相关灾害的严峻挑战，严重冲击了农村生计和传统耕作方式的可持续性。与此同时，绿色革命带来的单一化、化学密集型农业模式导致了土壤退化、生物多样性丧失和农民健康受损等一系列社会经济与生态问题。为应对这些危机，泰国政府依托已故国王普密蓬·阿杜德提出的“充足经济哲学”（SEP），推广了一种名为“Khok Nong Na”（KNN）的佛教自然农业模式。该模式整合了佛教原则、泰国传统生态知识（TEK）以及农林复合与农业生态学元素，旨在实现农业的韧性与自给自足。然而，KNN模式在全国范围的推广过程中遭遇了诸多批评，被认为未能有效建立社区学习中心，也未能充分满足地方需求。这一现实困境指向了一个深层次的理论问题：当多元知识体系——尤其是科学知识与佛教本土知识——在农业实践中相遇时，它们如何共存、互动乃至发生冲突？现有关于知识整合的研究多聚焦于认识论层面的多元性（即不同的认知方式），而忽视了本体论层面的多元性（即不同的存在方式和世界建构方式）。本研究正是为了填补这一空白，采用科学技术研究（STS）领域的协同生产理论和行动者网络理论（ANT）的空间拓扑框架，深入探讨泰国佛教自然农业知识地方化过程中的本体论多元主义，旨在揭示不同知识系统如何在具体实践中被协同生产、翻译和施行，从而为农业政策的制定和实施提供更具包容性的理论视角。
二、关键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质性研究方法，以社会物质性视角作为方法论基础。主要数据来源于对43位受访者的深度访谈，访谈于2024年4月至5月进行。受访者分为两组：知识生产者群体来自位于春武里府的Mab Ueang Agri-Nature（MU）中心（共16人），该中心是佛教自然农业知识的主要发源地；知识使用者群体则来自清莱府（17人）和乌汶叻差他尼府（10人）的“社区生活实验室”，这两个府是SEDZ和KNN希望工程的示范项目点。研究人员采用目的性抽样选取具备丰富经验的知情人。数据分析采用建构主义扎根理论的编码方法，经过初始编码、聚焦编码和轴心编码三轮迭代，并对编码数据进行对比分析。此外，研究还辅以农民学习材料、项目提案和项目报告等二手资料进行三角验证。
三、研究结果
区域空间（Regional space）： 研究发现，MU中心的创立源于对资本主义和绿色革命导致农民陷入贫困循环的批判。该中心将KNN模式视为替代资本主义农业的方案，强调佛教道德观（如不杀生、节制）和“法”（Dhamma）的修行。KNN模式作为一个非人类行动者，通过使用“???”（高地）、“????”（蓄水塘）和“??”（稻田）这三个本地词汇，使抽象概念更贴近农民。在不同地区，KNN模式的内涵因地方特定的社会生态和经济问题而异：在清莱府，它主要用于森林管理和水资源保护；在乌汶叻差他尼府，则侧重于旱季种植豆科作物以恢复土壤肥力并解决城乡移民带来的社会问题。
网络空间（Network space）： MU中心建立了“Agri-Nature网络”，基于“???”（家-寺-校）网络概念，并扩展至政府、私营部门、宗教机构、学术界、非营利组织、媒体和农民七方合作。该网络通过标准化培训课程、教材和学习中心来保证知识的稳定性和一致性，使其成为“不可变的移动物”。然而，多利益相关方合作面临资金、官僚程序和专业知识优先排序等挑战。知识标准化需求的出现揭示了佛教自然农业与科学、技术及行政知识之间的本体论冲突：后者倾向于关注景观设计技术和短期财务收益，而前者所强调的精神价值、自我修养和社区和谐则未得到充分重视。
流体空间（Fluid space）： 在流体空间中，KNN模式的核心元素得以保持，同时灵活适应当地语境。在清莱府，佛教自然农业被用于森林保育，通过倡导“对自然的感恩”和“对动物的慈悲”来培养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关系，并将其作为系统性水资源管理的一部分，增强社区的危机适应能力。在乌汶叻差他尼府，KNN模式被用来恢复当地传统，强调“布施”的美德以促进社区和谐与人-自然和谐，并通过发展旱季作物种植来增加收入，减少季节性人口外迁。两地的共同点在于都倡导基于佛教“中道”理念的“充足生计”，主张适度消费和资源利用。
四、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的讨论部分指出，佛教自然农业知识的地方化并非线性的知识转移过程，而是由区域、网络和流体三种空间拓扑交互作用所支撑的动态过程。区域空间提供了制度框架，网络空间确保了知识的稳定性与流动性，而流体空间则赋予了知识适应地方情境的灵活性。研究结论强调，KNN模式的实施远不止是农业技术的传递，它涉及对人与自然、生计与道德之间关系的特定理解。佛教原则构成了赋予农业实践意义与合法性的本体论基础。当这一本体论与科学、技术和管理知识体系相遇时，产生的差异不仅关乎何种知识更有效，更关乎如何定义自然、农业问题、适宜实践和理想成果。这种本体论上的断裂具有实际后果：地方性有意义的活动难以转化为正式项目，而外部引入的技术或评估标准又与农民的切身经验脱节，从而影响了农民采纳和维持自然农业实践的意愿和能力。
研究结论翻译：
首先，研究结果表明，佛教自然农业知识的地方化是通过区域、网络和流体空间之间的相互作用而非线性知识转移过程得以维系的。区域空间主要通过政府结构得以施行，有助于稳定由Agri-Nature网络及其合作伙伴构成的网络空间，特别是使知识能够从国家和省级层面流通到地方社区。此外，KNN模式在流体空间中运作，佛教自然农业在此根据地方利益相关方的需求进行调整和重构。这种流动性对于地方化至关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该模式可以在不同地点自动转移。它的持续施行依赖于社区驱动的协作以及地方行动者翻译、适应和维持其实践的能力。其次，研究结果证明，KNN模式的实施不仅仅涉及农业技术的转移。佛教自然农业是通过对人与自然、生计和道德之间关系的特定理解来施行的。因此，佛教原则，包括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自我免疫、慷慨和充足，构成了赋予农业实践意义和合法性的本体论的一部分。当KNN模式遇到科学、技术和行政知识系统时，差异因而不仅涉及哪种知识被视为有效，还涉及如何看待自然、农业问题、适当实践和理想成果。在KNN实施中观察到的这些断裂，因此应被理解为一种本体论多元性的形式。这些本体论差异具有实际后果。当科学、技术、行政和佛教对农业问题和适当干预措施的理解未能良好对齐时，知识地方化可能变得不连续且充满冲突。地方上有意义的实践难以转化为正式项目，而外部引入的技术或评估标准与当地农民的相关性有限。此类断裂影响了农民采纳和维持自然农业实践的意愿和能力，并制约了地方适应性农业所需传统知识与科学知识的结合。由于农业实践与生产、生计和家庭食物获取密切相关，未解决的本体论冲突也可能对地方粮食系统的韧性及粮食安全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因此，研究结果暗示，向农业生态化和地方化粮食系统的转型无法简单地通过将科学知识转移到地方社区或将传统知识的选定元素纳入现有技术框架来实现。知识地方化需要能够容纳本体论多元性的制度安排。与其通过将一个知识系统归入另一个来消除这些差异，更有成效的方法可能是创建持续的对话、翻译和协商空间，特别是在科学知识与佛教知识之间。这类过程有助于识别知识系统在何处互补、翻译在何处可行，以及本体论差异在何处需要承认而非人为调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