节俭创新作为环境导向的商业战略：服务型领导与组织学习能力的作用

《Business Strategy and the Environment》：Frugal Innovation as an Environmentally Oriented Business Strategy: The Roles of Servant Leadership and Organizational Learning Capability

　　

本研究考察了企业如何将节俭创新(FI)发展为一种环境导向的商业战略，该战略将竞争力与较低的资源强度相结合。基于可持续商业战略研究，并以去增长(degrowth)作为解释性透镜而非因果理论，研究人员将节俭创新概念化为一种以核心功能、大幅成本降低和共享可持续参与为中心的组织结果。利用巴西南圣卡塔琳娜州450家制造业企业的调查数据，研究人员检验了服务型领导(SL)与组织学习能力(OLC)的作用。结果表明，服务型领导与组织学习能力均与节俭创新正相关，且组织学习能力具有更强的直接效应。组织学习能力还中介了服务型领导与节俭创新之间的关系，表明当关系条件转化为诸如试验、对话和参与式决策等学习惯例时，领导力同样有助于节俭创新。多组分析(MGA)表明，预测节俭创新的结构关系在不同技术强度水平上总体稳定，尽管服务型领导与组织学习能力之间的关联在中高技术水平企业中更强。该研究通过实证将组织学习能力界定为连接服务型领导与节俭创新的中介机制，推进了商业战略与环境领域的研究；同时，研究还考察了新兴经济体制造业情境下这些关系在不同技术强度组间的稳定性。

论文解读：节俭创新作为环境导向的商业战略——服务型领导与组织学习能力的作用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企业日益需要在保持竞争力的同时降低资源强度、材料使用和环境压力。传统以增长为导向的创新战略被认为难以充分应对生态极限，因此充分性导向的商业战略受到关注，其重点从通过效率提升“做得更多”转向以更少资源、更少不必要功能和更低材料强度创造价值。节俭创新(FI)强调简单性、核心功能、大幅成本降低和共享可持续参与，与这一战略取向相契合，被视为超越低成本适应、可能兼容后增长议程的价值创造形式。然而，现有研究仍存在两个主要不足：第一，对支持企业系统化实施和维持节俭实践的内部组织机制解释有限；第二，后增长辩论与企业层面组织过程之间的联系仍不充分。因此，本研究旨在探讨服务型领导(SL)和组织学习能力(OLC)作为内部条件如何促进节俭创新，并检验组织学习能力的中介作用以及技术强度的边界条件。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基于可持续商业战略研究，将去增长(degrowth)作为解释性透镜而非因果理论，把节俭创新概念化为一种以核心功能、大幅成本降低和共享可持续参与为中心的组织结果。研究样本为巴西南圣卡塔琳娜州制造业企业，该州拥有多元化工业基础，覆盖纺织服装、皮革鞋类、金属机械、化工塑料和家具木材等主要行业。数据于2025年6月至7月由专业市场研究公司收集，每家制造企业由一名具备高管、董事、CEO或所有者资格的关键信息提供者填写问卷，最终获得450份有效样本，其中中高技术水平企业196家、中低技术水平企业254家。测量工具包括：服务型领导采用SL-7量表，组织学习能力采用Chiva等人开发、Alegre和Chiva改编的14条目量表，涵盖试验、外部环境互动、对话、参与式决策和风险承担五个维度；节俭创新采用Rossetto等人开发的10条目量表，涵盖核心功能聚焦、共享可持续参与和大幅成本降低三个维度。数据分析采用偏最小二乘结构方程模型(PLS-SEM)检验变量间关系及中介效应，并通过多组分析(MGA)比较不同技术强度组间的结构差异。技术强度分类依据OECD基于研发强度的技术强度分类法。

三、研究结果

4.1 信度分析与内部一致性验证
研究人员通过因子载荷、Cronbach's alpha(CA)、组合信度(CR)和平均方差抽取量(AVE)评估测量模型，所有构念均满足内部一致性和收敛效度标准（AVE均大于0.50）。异质-单质比率(HTMT)均低于0.90，表明判别效度良好。指标FISCR1、SL1、SL4和SL7因载荷低于0.60被剔除。

4.2 结构模型评估
使用PLSpredict评估样本外预测表现，内生维度的R²介于0.426至0.738之间，所有Q²_predict均为正值，表明模型具有预测相关性。其中组织学习能力维度（如参与式决策、风险承担）的预测误差较低，而节俭创新维度的预测误差相对较高。

4.3 路径系数与假设检验
结构模型结果显示：假设1成立，服务型领导对节俭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β=0.261，p<0.001）；假设2成立，组织学习能力对节俭创新有显著正向影响（β=0.309，p<0.001），且直接效应强于服务型领导；假设3成立，服务型领导对组织学习能力有显著正向影响（β=0.620，p<0.001），这是模型中效应最强的路径；假设4成立，组织学习能力显著中介服务型领导与节俭创新的关系（间接效应β=0.192，p<0.001）。所有假设均获得支持。

4.4 补充分析：多组分析
按技术强度分组比较显示，服务型领导→节俭创新和组织学习能力→节俭创新两条路径在两个组中均显著，且组间差异不显著（p>0.05），表明预测节俭创新的结构关系在不同技术强度水平下总体稳定。唯一显著差异出现在服务型领导→组织学习能力路径（组间差异0.098，p=0.041），表明中高技术水平企业中服务型领导对组织学习能力的促进作用更强。

四、讨论与结论

讨论部分指出，服务型领导对节俭创新的直接效应虽显著但幅度较小，说明单独依靠领导风格不足以稳定维持节俭成果，其影响更可能通过学习机制传递。组织学习能力对节俭创新贡献更强，表明试验、对话、参与式决策等学习惯例能够帮助企业将约束重新解释为学习机会，从而开发简化、低成本、聚焦核心功能的解决方案。服务型领导对组织学习能力的强效应说明，服务型领导通过信任、心理安全和参与促进学习惯例的形成，是组织学习能力的文化前提。中介效应进一步说明，领导的关系价值需要通过制度化学习结构才能转化为可重复的节俭创新产出。多组分析结果则支持节俭创新并非依赖高技术复杂度，而更多取决于学习导向的组织安排，在新兴经济体不同工业配置中均具有可行性。

研究结论可总结为：第一，本研究将节俭创新重新定位为由内部组织机制（尤其是学习相关惯例和结构）所驱动的结果，而非仅仅是对稀缺性的被动反应；第二，服务型领导作为文化和关系前因，组织学习能力作为将氛围和价值观转化为试验、对话、参与式决策等惯例的制度装置，二者共同支持节俭创新；第三，技术强度不系统调节节俭创新的预测关系，说明节俭创新在不同技术背景下均可行；第四，以去增长为解释透镜，节俭创新与充分性、较低材料强度及组织优先事项的重新定向具有兼容性。实践上，管理者应优先制度化组织学习能力，通过问题导向试验、跨职能对话、参与式决策和知识共享机制来推动节俭创新；政策制定者可推广学习导向的管理培训，以支持不同工业情境下的节俭创新。研究局限性包括横截面设计、单一受访者自我报告以及特定新兴经济体制造业情境，未来研究可采用纵向设计、多源数据和跨情境比较以增强外部效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