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Agricultural and Applied Economics》：Risk Aversion, Drought Shocks, Land Tenure, and Adoption of 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in Ugand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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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研究考察了风险厌恶、干旱冲击与土地权属如何与乌干达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SA）创新的采用相关联。利用来自两个地区（Mubende和Alebtong）的调查数据（442个农户和927块地块）、农场层面的天气数据
本研究考察了风险厌恶、干旱冲击与土地权属如何与乌干达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SA）创新的采用相关联。利用来自两个地区（Mubende和Alebtong）的调查数据（442个农户和927块地块）、农场层面的天气数据以及实验性和主观风险厌恶测度，研究人员发现：风险厌恶与近期干旱冲击呈正相关，但与私人土地权属呈负相关；风险厌恶与更多土地配置给CSA相关，但近期干旱冲击降低了采用率；风险厌恶型农户优先将具有稳定土地权属的地块用于CSA投资。推广符合农户风险厌恶倾向的CSA实践、提供针对干旱冲击的保障以及加强权属稳定性，有助于维持CSA的采用。
在发展中国家，农业可持续集约化是重要的政策目标，气候智能型农业（Climate-Smart Agriculture, CSA）旨在同时实现增产、适应和减缓气候变化。保护性农业（Conservation Agriculture, CA）和生物炭等实践被认为能够提升土壤健康与生产力，然而在撒哈拉以南非洲地区，这些技术的采用率仍然较低，形成了“技术采用之谜”。现有文献指出，风险厌恶、土地权属和天气冲击可能共同影响农户的技术采用决策，但相关研究多集中于发达国家，在非洲背景下，干旱冲击、土地权属与风险偏好之间的交互作用尚不清晰。乌干达农业以雨养为主，灌溉面积仅占约0.1%，对气候变化高度脆弱，因此亟需理解风险因素如何制约CSA采用。本研究旨在回答两个问题：（1）干旱冲击和不安全土地权属是否与农户风险厌恶相关？（2）风险厌恶、土地权属、干旱冲击与CSA采用之间存在何种关系？
研究人员利用来自乌干达Mubende和Alebtong两个地区的442个农户和927块地块的调查数据，结合农场层面天气数据、激励性风险实验和主观风险态度测量，分析了风险厌恶的关联因素及其对CSA采用的影响。研究发现，近期干旱冲击与更高的风险厌恶显著正相关，而私人土地权属与较低的风险厌恶相关。风险厌恶本身并未阻碍CSA采用，反而与更多土地配置给具有风险减缓功能的实践（如种植盆地、生物炭+盆地）相关。然而，干旱冲击显著降低了CSA采用面积。异质性分析显示，风险厌恶型农户更倾向于在权属较稳定或自有地块上投资CSA，而干旱冲击对习惯法权属地块的负面效应更强。该研究揭示了结构性因素和行为因素在CSA采用中的交互作用，为政策制定提供了实证依据。
在技术方法上，研究人员采用了多种来源的数据。风险厌恶通过Holt和Laury（2002）的多重价格表（Multiple Price List, MPL）实验测量，以安全选择数和相对风险厌恶系数（Coefficient of Relative Risk Aversion, CRRA）为指标，同时采用Dohmen等（2011）的11点李克特自我报告风险态度量表作为主观测量。干旱冲击使用标准化降水指数（Standardized Precipitation Index, SPI）定义，基于CHIRPS降雨数据计算1990–2023年各时期SPI，并采用滞后一年的SPI
t-1作为关键解释变量。风险厌恶决定因素采用线性回归（OLS）模型估计；CSA采用强度（地块面积份额）采用分数logit模型分析，并计算平均边际效应。样本来自2021年基线和2024年终期调查的随机对照试验，覆盖210户Mubende农户和232户Alebtong农户，共927块地块。研究还进行了替代SPI定义、面板数据、空间HAC标准误等多项稳健性检验。
3.1 描述性统计
描述性分析显示，CSA单项技术采用率较低，地块面积份额从2%（垄沟+生物炭）到19%（少耕/免耕）不等；但在采用者中，该份额显著较高（38%–60%）。土地权属以习惯法为主（64.9%），其次为Mailo（27.1%）和私人权属（6.9%）；多数地块为继承所得（60.6%）。平均地块面积约0.7公顷，距农户约0.9公里。农户平均年龄44.8岁，93%完成至少小学教育，61%为男性户主。风险厌恶测度显示，农户在风险游戏中平均选择6/11个安全选项，自我报告风险态度均值为-6.3，CRRA均值为0.82，表明样本农户总体风险厌恶程度较高。
3.2 与风险厌恶的相关性
线性回归结果表明，滞后干旱冲击（SPI
t-1）每增加一个标准差，农户在风险游戏中选择安全选项的数量增加3–4个，自我报告风险态度向更厌恶方向移动约4个点，说明干旱冲击显著加剧风险厌恶。与习惯法权属相比，私人土地权属与更低的厌恶水平相关，农户少选1.7个安全选项，自我报告风险厌恶得分低约1.4点。Mailo权属与习惯法之间无显著差异。此外，年龄较大和女性户主家庭表现出更高的风险厌恶。
3.3 风险厌恶、风险暴露与CSA采用
分数logit模型分析显示，风险厌恶（安全选择数）与地块层面CSA采用份额正相关：每增加一个安全选择，盆地面积份额增加0.5个百分点，生物炭+盆地组合增加0.3个百分点，生物炭+任何少耕实践组合增加0.4个百分点。而滞后干旱冲击（SPI
t-1）每增加一个标准差，盆地采用份额下降8.1个百分点，少耕实践下降7.7个百分点，生物炭下降7.9个百分点，生物炭+盆地、生物炭+垄沟、生物炭+少耕组合分别下降8.7、2.2和6.3个百分点。土地权属类别在多数CSA实践上无显著关联，但相对于习惯法，Mailo和私人权属地块上生物炭+少耕组合的采用份额分别高8.9和5.7个百分点。
3.4 异质性分析
交互分析显示，风险厌恶与非习惯法权属（私人/Mailo）地块和自有地块上更高的采用份额相关，具体包括盆地、垄沟和生物炭+少耕组合；而在习惯法权属和租入地块上，风险厌恶与采用的关系较弱或不显著。干旱冲击的负面关联在习惯法权属地块上更为明显，尤其对垄沟、生物炭+垄沟和生物炭+少耕投资的减少幅度更大。
讨论部分指出，风险厌恶并未成为CSA采用的障碍，反而可能促使其选择具有风险减缓功能的实践，如种植盆地和生物炭，这些实践能改善水分保持、提高产量稳定性且成本较低。但干旱冲击通过消耗农户资源、造成流动性约束，显著降低了CSA投资，可能形成恶性循环，使农户陷入贫困陷阱。土地权属方面，不安全的权属会削弱农户对长期投资的意愿，因此加强权属保障（尤其是事实上的保障）有助于促进生物炭和少耕等长期效益型实践的采用。研究结论强调，促进符合农户风险厌恶倾向的CSA实践、提供针对干旱冲击的保障以及加强土地权属安全，是维持和促进乌干达CSA采用的关键政策方向。由于数据来自特定地区，且风险偏好与采用之间可能存在反向因果，研究结果应视为相关性而非因果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