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British Journal of Music Therapy》：The effect of environmental music therapy on nursing staff on an inpatient hospice unit: A pilot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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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试点研究旨在探索住院安宁疗护单元中，护理人员在常规临床照护过程中接触由工作人员偏好的现场环境音乐治疗（environmental music therapy, EMT）后的体验。研究采用质性、探索性研究设计，在一系列于常规临床照护中提供的现场环境音乐治疗时段
本试点研究旨在探索住院安宁疗护单元中，护理人员在常规临床照护过程中接触由工作人员偏好的现场环境音乐治疗（environmental music therapy, EMT）后的体验。研究采用质性、探索性研究设计，在一系列于常规临床照护中提供的现场环境音乐治疗时段后，收集了护理人员的反思性反馈。研究结果表明，现场演奏的熟悉音乐有助于营造更为平静和支持性的情绪氛围，为工作人员在临终照护工作压力中提供了片刻喘息、情绪安顿及人际联结的机会。参与者报告了自我觉察能力的增强、压力的减轻及专注力的提升，同时感受到更强的同事情谊与共同在场感。参与者在音乐选择过程中的参与增强了其主人翁意识、熟悉感及积极情感体验，而现场演奏音乐所具有的回应性特征使其区别于录音音乐，深化了参与度与人际调谐。工作人员认为其情绪状态与专注力的改善提升了与患者的互动质量，并观察到患者及家属的积极反馈。现场音乐干预被认为具有可行性且不会干扰临床工作。尽管该研究受限于样本规模较小及情境特异性，但仍为工作人员偏好的现场环境音乐治疗可能增强安宁疗护中的情绪韧性及关系性氛围提供了初步证据。未来有必要开展进一步的混合方法研究，以考察其比较效应、可持续性及在姑息治疗情境中的协作实施模式。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全球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加之癌症、慢性病及非传染性疾病发病率的上升，使得姑息治疗（palliative care）需求持续增长。据估计，全球约5680万人需要姑息治疗，其中近43%的死亡发生在医院，近43%发生在安宁疗护机构。在英国，这一比例近乎翻倍，80%的人在医院或安宁疗护机构离世。与此同时，治疗与技术的进步使临终过程日益医疗化并延长，对照护人员管理情绪及复杂过程提出了更高要求。
姑息治疗工作人员提供旨在改善生活质量的照护，需应对个体及其家庭在威胁生命疾病或临终阶段的身体、心理、社会及精神需求。处理这些复杂需求并定期参与关于病情恶化和临终照护的对话，对工作人员而言既消耗精力又令人疲惫。这种照护临终个体及其家庭所固有的情绪劳动（emotional labour）的持续累积影响，可导致工作相关压力并挑战工作与生活平衡，使工作人员面临心理健康问题和职业倦怠（burnout）的风险。此外，患者的死亡可能增加工作人员的焦虑，使其意识到自身死亡并影响其对死亡的态度。这些因素可能损害工作表现，导致病假增加和人员流动率上升，对患者及其家庭的照护质量产生负面影响。
尽管医疗组织和安宁疗护项目倡导尊重且有尊严的死亡，但组织可能未能积极认识或承认持续接触重症、痛苦和死亡会使工作人员面临同情心疲劳（compassion fatigue）和心理困扰的风险。研究人员推荐了多种促进和支持工作人员福祉的策略，包括自我照护、冥想、韧性训练、反思性实践和组织文化建设。
音乐治疗常被整合至姑息治疗中，是安宁疗护中最常见的整合疗法形式之一，主要关注患者及其家庭的身体、心理、情绪、表达、社交和精神需求。已有研究表明音乐治疗可改善情绪和幸福感，减轻焦虑、恶心和抑郁，并显著改善患者疼痛。然而，现有文献主要聚焦于患者需求，关于利用音乐支持照护者及改善照护环境的研究正在兴起。以文化为中心（culture-centred）和情境敏感（context-sensitive）的视角强调将环境音乐理解为情境化的音乐实践，而非简单应用于环境的干预措施。环境音乐治疗（EMT）是一种音乐治疗师根据声音环境和可观察到的反应与行为，有意调整现场音乐，以调节医疗环境感知氛围的方法。已有证据表明，EMT可显著降低放疗肿瘤科等候区患者和照护者的焦虑、痛苦并缩短感知等待时间，在COVID-19疫情期间的急症医院环境中也与患者、访客、照护者和医院工作人员的压力和焦虑显著降低相关。尽管证据不断涌现，但专门考察姑息和安宁疗护环境中正式照护人员体验的研究仍然有限。因此，本研究旨在通过探索安宁疗护工作人员对环境音乐治疗的体验，填补这一研究空白。
二、研究设计与方法
研究人员采用质性、探索性试点研究设计，在英国一座小城市郊区的安宁疗护机构开展。研究对象为住院单元（inpatient unit, IPU）的全体护理团队成员，包括注册护士、副注册护士、医疗保健助理和管家，共40余人。研究获得安格利亚鲁斯金大学研究伦理小组批准。研究人员开发了定制化的音乐偏好表和音乐聆听问卷，并进行了预试验以完善工具。正式研究包括音乐偏好表收集、每周5至6天、每天1小时、持续8周的现场EMT干预、音乐聆听问卷和半结构化访谈。音乐治疗师根据单元氛围和近期事件选择音乐，以吉他、钢琴、长笛、声音碗、桑苏拉琴和长笛等乐器演奏，涵盖古典、流行、民谣及即兴音乐。22名工作人员完成问卷，5名工作人员自愿参与后续访谈。数据采用Braun和Clarke的六阶段主题分析法进行分析。
三、研究结果
（一）聆听问卷结果
问卷共收到22份有效回复，涵盖所有护理团队角色。结果显示，19人听到熟悉音乐，8人听到偏好音乐，5人听到不熟悉音乐。音乐带来的感受方面，14人表示享受，9人感到愉快，6人感到平静，4人感到轻松，4人回忆起记忆，2人感到深思，仅1人感到烦躁。音乐对随后与患者互动的影响方面，13人感到放松，8人感到愉快，4人感到耐心，4人认为没有差别，3人感到充满活力，2人感到专注，1人感到有动力。15人表示对熟悉和不熟悉音乐的反应相同，仅1人认为不同。
（二）书面评论主题分析
问卷书面评论的主题分析确认并细化了上述结果，共识别出七个主题：对工作人员的积极影响（如“我通常忙忙碌碌，音乐帮助我放慢一点”）；增强与患者的互动（如“我觉得音乐让我放松，与患者更亲近”）；减轻病房氛围的沉重感（如“它营造了可爱的氛围”）；对熟悉和所选音乐的相似反应；不熟悉音乐总体上是积极且有趣的；希望音乐持续进行的愿望；音乐并非总是适当的（如“我不觉得音乐总是适合我正在进行的任务”）。
（三）访谈分析结果
访谈主题分析共识别出七个主题。关于音乐播放时机，工作人员认为音乐在一天中不同时间有不同的效果，早晨太忙但音乐可帮助放慢节奏，下午和晚上更放松，有助于患者安顿；但也担心在患者刚去世时播放音乐可能不适当，家属可能不想要音乐；每天1小时通常被偏好。关于音乐类型，多数受访者喜欢流行歌曲和古典音乐，熟悉音乐唤起积极感受和记忆，不熟悉音乐被积极体验并促进与同事的讨论，但“合适”的音乐难以确定，因为每个人的音乐品味不同。关于音乐的制作方式，所有受访者都偏好现场音乐而非录音音乐，现场音乐家的存在可以互动、传达超越声音的信息并适应环境，而录音音乐不吸引人、容易被忽略且无法调整。关于音乐引发的对话和互动，音乐促进了工作人员与患者之间的互动，提供了照护之外的分散注意力和唤起患者记忆的话题；也促进了工作人员之间的互动，他们享受讨论音乐、建立联系并发现同事有趣的一面。关于音乐对工作人员的影响，所有受访者都报告了对情绪的积极影响，从带来“快乐和幸福”到平静和安慰，这种情绪会延续到与患者的下一次互动中；音乐还提醒工作人员重视自我照护时间，并提供间接支持；熟悉音乐唤起积极的家庭记忆。关于环境，音乐对单元氛围产生积极影响，使单元感觉更放松，对家属也有好处。关于研究本身的影响，研究使一些受访者更了解音乐治疗及其对临终患者的影响和益处，认识到音乐治疗不仅适用于恰好对音乐感兴趣的患者。
四、讨论与结论
研究发现，现场、熟悉的音乐有助于营造更具支持性的情绪氛围，为工作人员在临终照护工作压力中提供联结和喘息时刻。参与者将音乐描述为“舒缓”“安顿”和“呼吸的时刻”，音乐帮助缓解压力、恢复专注。现场音乐的回应性特征改变了单元的感觉景观，提供了与临床照护常规不同的节奏。工作人员参与音乐选择增强了主人翁意识和认同感，促进了积极情感和同事情谊。现场音乐的关系性质量尤为突出，其身体在场和回应性使体验个性化，与录音音乐的被动性形成对比。工作人员将自身情绪和注意力的转变与更有同情心、更以患者为中心的照护联系起来，描述了“更有耐心”“更善于倾听”的状态。音乐对工作人员、患者和家属体验的可渗透边界反映了以文化为中心和情境敏感的音乐治疗理解，即音乐并非作为针对个体的离散干预，而是作为共享的情境化社会音乐体验。从实施角度看，该干预被认为是可行且非破坏性的，在临床活动周围灵活安排时效果最佳。本研究受限于规模较小和情境特异性，积极反应可能受到新奇效应、表演者与工作人员关系或单元特有情境因素的影响。未来研究可采用混合方法设计，纳入工作人员压力或职业倦怠的验证性测量，同时继续捕捉现场音乐体验的丰富主观意义；比较研究可考察现场与录音音乐的差异，或探索流派和时间偏好；还可探讨音乐治疗师如何与护理人员合作设计干预措施，以平衡治疗意图与环境敏感性。本研究初步表明，工作人员偏好的现场环境音乐治疗可能培育情绪韧性，促进安宁疗护中更具同情心的关系性氛围。音乐的现场性、参与性和关系性维度对其效果至关重要，为护理人员在其工作的情绪强度中提供了联结途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