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Marine Science》：Turning data into green action: how the environmental value of digitalization emerges in maritime supply chain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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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和环境法规日益严格，海事企业如何将数字资源转化为环境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OIPT）和自然资源基础观（Natural Reso
随着数字化转型加速和环境法规日益严格，海事企业如何将数字资源转化为环境价值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基于组织信息处理理论（Organizational Information Processing Theory, OIPT）和自然资源基础观（Natural Resource-Based View, NRBV），本研究构建了一个多阶段模型，考察供应链数字化与环保绩效之间的关系。该模型聚焦于供应链可见性（Supply Chain Visibility, SCV）所反映的信息处理路径和绿色供应链协作（Green Supply Chain Collaboration, GSCC）所体现的供应商协调路径，强调了企业内部绿色响应（Internal Green Responses）的连接作用。利用来自中国海事物流企业的253份有效问卷，研究通过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ovariance-Based 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CB-SEM）对模型进行了检验。结果显示，供应链数字化与供应链可见性和绿色供应链协作均呈显著正相关，尽管这两种能力表现出不同的下游关联模式。供应链可见性与内部环境管理（Internal Environmental Management, IEM）和绿色运营实践（Green Operational Practices, GOP）均呈显著正相关，而绿色供应链协作仅与绿色运营实践显著正相关，其与内部环境管理的关联不具统计显著性。两种内部绿色响应均与感知环保绩效（Perceived Environmental Performance, PEP）的改善显著正相关。这些发现揭示了信息处理和供应商协调与企业内部绿色响应之间的差异化连接方式，深化了对海事背景下数字资源如何转化为环境价值的理解，并为协调数字化举措与绿色管理提供了实践启示。
论文解读：数字化转型的环境价值——海事供应链中的信息处理与供应商协调双路径
1. 研究背景与研究问题
在全球贸易中，海运承担了超过80%的货物运输量，但其巨大的能源消耗和温室气体排放也带来了严峻的环境挑战。2018年全球航运二氧化碳排放量约10.56亿吨，占全球人为CO?排放量的2.89%。国际海事组织（IMO）已设定目标，力争在2050年左右实现国际航运净零排放。在此背景下，海事企业必须在维持可靠供应链运营的同时，将减排和污染控制纳入日常运营和供应链决策。
数字化转型为海事企业提供了协调运营与环境目标的新可能。自动识别系统（AIS）、物联网（IoT）、大数据分析和区块链等技术，能够扩展企业获取和使用供应链信息的能力，并促进跨组织的流程协调。然而，现有研究表明，采纳数字技术并不必然带来环境绩效的提升。数字技术的环境价值可能取决于企业能否利用数字信息识别供应状况、协调供应商行动，并将这些信息利用和协调进一步转化为内部的环保管理和运营决策。
目前，学术界虽然已经探讨了数字化对供应链映射、流程整合、绿色创新和韧性的影响，但仍不清楚供应链信息和协作能力是否以相同的方式支撑企业的内部环保管理和绿色运营实践。特别是在海事领域，船舶调度与港口作业相互依赖，企业既需要及时了解上游供应条件，也需要与供应商就相关行动进行协调。因此，区分“信息处理”与“供应商协调”两条不同路径，对于理解数字化如何转化为环境价值至关重要。
2. 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本研究采用问卷调查法，于2026年5月19日至6月20日在中国海事物流行业收集数据。研究团队通过专业调查机构联系潜在受访者，最终获得253份有效问卷，有效回收率为72.3%。问卷测量了六个构念共24个题项，所有构念均采用先前研究中验证过的成熟量表，并根据中国海事物流情境调整了措辞。研究采用协方差结构方程模型（CB-SEM）检验假设，并使用偏差校正自助法评估间接效应。模型中控制了企业年龄、规模和净利润率等变量。
3. 研究结果
3.1 供应链数字化与供应链能力的关系
研究结果表明，供应链数字化与供应链可见性（β=0.612，p<0.001）和绿色供应链协作（β=0.503，p<0.01）均呈显著正相关。从系数大小看，数字化与供应链可见性的关联更强，表明数字技术应用更直接地体现在企业增强信息透明度和识别供应状况的能力上。
3.2 供应链能力与企业内部绿色响应的关系
供应链可见性与内部环境管理（β=0.664，p<0.001）和绿色运营实践（β=0.435，p<0.001）均呈显著正相关。其中，可见性与内部环境管理的系数更大，说明清晰可追溯的供应链信息不仅支持运营调整，也有助于环境目标设定和内部控制流程。
绿色供应链协作与绿色运营实践呈显著正相关（β=0.460，p<0.001），但其与内部环境管理的关联虽为正但不显著（β=0.118，p>0.05）。这表明跨组织协作更容易通过联合行动转化为绿色运营，而外部协作产生的知识和要求未必能直接进入企业的正式管理系统。
3.3 企业内部绿色响应与环境绩效的关系
内部环境管理（β=0.434，p<0.001）和绿色运营实践（β=0.417，p<0.001）均与环境绩效呈显著正相关，两个系数大小相近。这说明环境绩效既反映了通过政策和控制程序建立的治理能力，也体现了日常运营中具体绿色行动的实施效果。
3.4 中介效应检验
补充分析显示，供应链数字化对环境绩效的总间接效应为0.410（p<0.001），供应链可见性对环境绩效的总间接效应为0.465，高于绿色供应链协作的0.248。这一对比表明，供应链可见性具有更广泛的内部范围，同时关联到治理和运营层面的绿色响应，而绿色供应链协作与环境绩效的关系主要通过绿色运营实践路径体现。
4. 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整合了组织信息处理理论和自然资源基础观，揭示了海事企业供应链数字化与环境绩效之间的多阶段转化过程。研究发现，供应链数字化通过形成不同的供应链能力（可见性与协作），并以差异化的方式连接企业的内部绿色响应（管理与运营），最终影响环境绩效。
理论贡献方面：第一，研究区分了供应链能力的形成与其内部应用，明确了组织信息处理理论主要解释数字化与供应链能力的关系，而自然资源基础观则延伸至这些能力如何在内部环保管理和运营实践中被使用。第二，研究厘清了不同信息处理能力的内部范围：供应链可见性同时关联治理和运营层面的绿色响应，而绿色供应链协作主要关联运营层面。第三，研究区分了内部环境管理与绿色运营实践作为两种不同的内部绿色响应形式，两者都对环境绩效有显著贡献。第四，绿色供应链协作与内部环境管理的不显著关联，为理解外部协作如何转化为内部治理提供了理论边界。
实践启示方面：第一，数字技术不应被视为直接改善环境绩效的独立工具，其价值需要通过供应链能力和内部绿色响应逐步发展。企业在评估数字化转型项目时，应关注数据是否改善了上游供应条件的可见性，以及是否能进入跨组织的环境管理和运营决策。第二，企业应重视供应链可见性的建设，因为它能为环保管理提供稳定的信息基础。第三，在推进绿色供应链协作时，企业需认识到外部协作成果可能不会自动融入正式管理系统，需要辅以管理承诺和组织吸收能力等内部条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