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ournal of Racial and Ethnic Health Disparities》：Comparing the Illness Perception, Help-Seeking Behaviors, and Healthcare Determinants Between the Rural and Suburban Indigenous People in Malaysia: A Socio-Biological Perspect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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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原住民群体中存在健康差异，这项理论驱动的研究旨在比较郊区和农村原住民在疾病感知、求助行为及医疗利用决定因素方面的差异。在2022年至2023年间，研究人员对居住在马来西亚半岛郊区（N?=?70）和农村地区（N?=?131）的Orang Asli（OA，原住
由于原住民群体中存在健康差异，这项理论驱动的研究旨在比较郊区和农村原住民在疾病感知、求助行为及医疗利用决定因素方面的差异。在2022年至2023年间，研究人员对居住在马来西亚半岛郊区（N?=?70）和农村地区（N?=?131）的Orang Asli（OA，原住民）进行了一项基于社区的问卷调查。该口头施测问卷包括人口统计学和社会经济信息、本土开发的疾病表达测量工具、疾病解释、求助方法以及寻求医疗的决定因素。通过统计分析发现，与农村组相比，郊区组对慢性症状的识别率更高，并更多采用与生活方式相关的病因解释。与此同时，农村组在患病时使用传统医疗的比例显著高于郊区组。在寻求现代医疗服务方面，农村组更倾向于依赖外部支持，而郊区组则更强调个人自主性。研究采用强联系-弱联系理论与原住民医疗社会决定论的视角，将上述发现解读为西方殖民医疗体系与OA传统生存方式之间的文化不匹配。不同居住地的OA需要特定资源（内部vs.外部）来克服获取医疗服务的结构性障碍。因此，研究人员倡导采取系统性干预措施，制定具有文化回应性的实践和政策，以减少医疗健康差距。
研究背景与问题
全球范围内，原住民群体的健康状况普遍较差且医疗服务利用率低下，这一现象在北美和澳大利亚等发达国家已有充分文献记载。除了可及性和结构性障碍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疾病感知和环境因素等心理与生态因素是影响这些社区就医行为的关键变量。然而，在全球南方资源匮乏的地区，关于社会政治和心理因素如何塑造原住民医疗决策的研究相对匮乏。本研究聚焦于马来西亚，这个仍保留殖民遗产痕迹的发展中国家，旨在探讨其原住民社群在不同地理位置（郊区与农村）之间疾病感知和医疗行为的多样性。
马来西亚半岛的原住民被称为Orang Asli（OA），由18个亚族群组成，人口约21万，占西马总人口不到1%。尽管文化丰富，OA面临显著的健康不平等，原因包括地理隔离、社会经济差距（贫困率达80%）和文化障碍。历史上，英国殖民者在20世纪50年代首次将OA从偏远的丛林家园迁至靠近主干道的定居点，以防止他们支持共产主义叛乱分子。这种迁移持续至今，并因与外界的密切接触增加了传染病暴露风险，同时安置地往往缺乏适当的卫生设施、清洁水源和垃圾处理系统。现代OA还面临着从传统农耕、捕鱼和狩猎向久坐生活方式转变带来的双重营养负担——高比例的肥胖成年人伴随高比例的体重不足儿童。OA的婴儿死亡率为每千例活产51.7人，而全国平均水平为8.9人；平均预期寿命为53岁，远低于全国平均的73岁。
尽管OA社会健康差距问题日益受到关注，但其现代医疗利用率仍然较低。许多OA因地理限制和贫困难以获得医疗服务，新建诊所常因缺乏医护人员或医疗物资而闲置。此外，OA对医疗机构的负面体验——如“不敏感、歧视性和不友好的工作人员”——加深了历史性的不信任感。文化信仰也发挥着重要作用：OA多为泛灵论者，认为疾病源于灵魂攻击，需通过萨满主持的社区治疗仪式来处理。近期研究表明，OA会结合使用家族网络支持和本地草药作为治疗方法，这在偏远地区的OA中尤为明显。不过也有学者指出，某些地区的OA会务实地同时采纳现代医疗与传统疗法。
基于上述背景，本研究采用强联系-弱联系理性理论（Strong-ties and Weak-ties Rationality theory, STWTR）作为概念框架。该理论是一种社会生物学理论，解释了生态位与人类行为进化之间的相互作用。在该理论中，郊区与农村不仅是空间位置，更是“生态代理”：农村社区类似于强联系网络，以家族血缘为导向，排斥外来者；郊区环境则体现了弱联系网络的包容性，家庭内流动性高，易受外界和殖民制度化的影响。STWTR假设，围绕亲属关系运作的祖先生态位（强联系网络）主要依赖“具身心智”，即通过具体感知线索（包括精神领域）导航外部世界；而现代医学和西方殖民化均植根于弱联系祖先生态位，因此郊区居民通过频繁接触医疗设施逐渐同化城市和医疗环境的认知需求。
本研究提出四个研究问题：1）郊区与农村OA在疾病识别上是否存在差异？2）两者在疾病解释上是否存在差异？3）两者在求助行为上是否存在差异？4）两者在寻求现代医疗系统的心理社会决定因素上是否存在差异？相应假设为：郊区组更多采用医学术语识别疾病并采纳生活方式解释，农村组更多采用传统解释；郊区组更多使用现代医疗，农村组更多采用传统疗法；郊区组更强调个人自主性，农村组更依赖外部支持。
研究方法
本研究遵循STROBE横断面研究报告指南。研究团队主要由非OA背景的马来西亚主要种族成员组成，定位为通过文化心理学和医学人类学倡导原住民人权的拥护者。数据收集前，研究人员通过观察参与日常生活和宗教仪式进行文化沉浸并与社区领袖建立关系。经Monash大学人类研究伦理委员会（MUHREC）批准及原住民发展局（JAKOA）许可，研究于2022年10月至2023年7月在马来西亚半岛三个州（柔佛、霹雳、雪兰莪）的六个地点招募参与者。根据国家农村物理政策2030和农村发展政策，农村被定义为以森林和农业用地为主、人口密度低（<50人/km2）、距离城镇中心超过40公里的区域；郊区则为城市边缘区，距城镇中心10-20公里。采用滚雪球法和便利抽样法招募18岁以上能说马来语的OA成人。调查采用基于互动对话的口头施测方式，由三名受过训练的马来语流利研究助理在参与者家中或聚集地进行，平均完成时间约40分钟。问卷包含人口统计学信息及四个主要领域的本土开发测量工具：疾病识别、疾病解释、求助方法和现代医疗寻求决定因素。对于开放式回答，采用迭代编码并由两名研究助理达成共识，若无法达成则由第一作者最终裁定。统计分析采用带嵌套项[site(location)]的固定效应一般线性模型（GLM）控制地点变异，并以性别和家庭收入作为协变量。
研究结果
参与者描述性数据：最终有效样本为201名参与者（郊区70人，农村131人）。年龄范围18-80岁（M=40.80, SD=14.90），男性44.3%，女性55.7%。宗教信仰包括祖先宗教（39.3%）、伊斯兰教（25.9%）、基督教（33.3%）、佛教（0.5%）和无宗教（1%）。部落分布包括Temiar（33.8%）、Semai（33.8%）、Temuan（15.9%）、Jahai（8%）、Jakun（5%）等。教育水平方面，38.3%从未上学，28.9%完成小学六年级。31%的参与者月家庭收入低于200林吉特（约50美元），属于“赤贫线”。郊区组与农村组在性别分布（p=.039）、部落（p<.001）、宗教（p<.001）和家庭收入（p<.001）上存在显著差异，教育水平无显著差异。
假设检验：采用带嵌套项的GLM-MANCOVA控制性别、家庭收入和地点变异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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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识别（假设1部分支持）：郊区组报告的慢性症状显著多于农村组（F(1,189)=13.97, p<.001, partial η2=0.069），但两组在躯体症状和躯体疼痛/不适上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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疾病解释（假设2部分支持）：郊区组的生活方式相关解释显著高于农村组（F(1,170)=6.00, p=.015, partial η2=0.034），但传统解释差异不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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求助行为（假设3部分支持）：农村组的传统治疗行为显著高于郊区组（F(1,170)=9.49, p=.002, partial η2=0.053），但现代医疗服务使用频率无显著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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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医疗寻求决定因素（假设4完全支持）：郊区组显著更认同个人自主性（F(1,180)=18.65, p<.001, partial η2=0.094），农村组显著更认同外部支持（F(1,180)=8.04, p=.005, partial η2=0.043）。
讨论与结论
研究确认了郊区与农村OA在健康寻求决定因素上的主要差异，以及在健康信念和求助行为上的次要差异。郊区组更多使用医学术语识别慢性疾病并采用生活方式解释，这与城市化对传统思维和生活方式的破坏一致。两组在生物医学解释上无差异，可能源于殖民时期安置制度下的西医知识普及以及COVID-19疫情期间公共卫生信息的广泛传播。农村组显著更多地使用传统治疗方法，但两组在现代临床设施求助频率上无统计差异，这表明农村OA并非拒绝现代医疗，而是比城市同类更开放于传统帮助。最关键的发现是，郊区组更强调个人自主性，农村组更依赖外部支持，这符合STWTR理论的预测——生态位影响医疗行为的决定因素。
理论意义上，STWTR有助于理解强联系与弱联系文化行为的分类差异，但其局限性在于对社会结构政治不平衡、混合身份和个人能动性的敏感性不足。未来研究应整合去殖民政治心理学模型，构建更复杂的“生态”定义。方法论上，研究面临语言等效性、Likert量表文化适应性、样本不平衡等挑战，建议采用本土合作开发量表和案例场景法。临床实践上，农村OA需要更多外部支持才能就医，建议加强文化能力培训、扩大社区诊所和流动医疗单元、建立与传统治疗师的转诊系统。政策层面，应确保基础设施可及性、保护原住民土地权利、改革殖民遗留法律框架，并以联合国原住民权利宣言（UNDRIP）为指导，采取优势导向的去殖民医疗方法。
研究结论：本研究从社会生物学视角揭示了原住民群体健康和疾病差距的理解，综合考虑了个人能动性、心理倾向、社会网络和结构性决定因素。马来西亚原住民社区只是全球化运动在亚洲的一个缩影。通过分析其医疗信念和行为的变异，可以观察到传统理性可能与现代化和城市化趋势发生冲突，使原住民成为“自己土地上的陌生人”。不同居住地的OA需要特定资源（内部vs.外部）来克服医疗服务的结构性障碍。因此，研究人员倡导医疗专业人员、组织和政策制定者为原住民群体量身定制更加公平、可及和可持续的医疗服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