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hinese Neurosurgical Journal》：Early experience of a dedicated heart–brain integrated ward at Peking Union Medical College Hospital: a retrospective descriptive study
编辑推荐：
背景：心脑共病（heart–brain comorbidities）带来独特的诊断与治疗挑战，因为神经系统和心脏疾病常共享病理生理机制，却产生相互冲突的治疗需求。整合神经外科、心脏外科、心内科和神经内科的多学科病房已被提出，但真实世界经验仍有限。研究人员报告中
背景：心脑共病（heart–brain comorbidities）带来独特的诊断与治疗挑战，因为神经系统和心脏疾病常共享病理生理机制，却产生相互冲突的治疗需求。整合神经外科、心脏外科、心内科和神经内科的多学科病房已被提出，但真实世界经验仍有限。研究人员报告中国一家三级转诊中心专设心脑一体化病房的初步经验。方法：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回顾性描述性研究，纳入2026年7月1日至8月21日期间连续收治于北京协和医院心脑一体化病房的所有患者。临床数据在常规诊疗期间前瞻性录入电子病历（EMR），并回顾性分析。变量包括人口学资料、神经系统和心脏诊断、六分类共病分类、多学科团队（MDT）决策、治疗策略和出院结局。治疗类别预先定义为：(i) 诊断性操作，(ii) 治疗性单系统干预，(iii) 同次住院期间的分期双系统治疗，以及 (iv) 单次会话中的同步双系统治疗。结果：共纳入56例患者（男性42例，75.0%；平均年龄62.4 ± 12.2岁，范围19–80岁）。最常见类别为I.1（共享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病；29/56，51.8%），主要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合并冠状动脉疾病（18/56，32.1%）。IV类（心理心脏病学障碍）占12例（21.4%），V类（治疗交互性）占3例（5.4%）。所有患者均至少进行过一次MDT讨论（100%），55例（98.2%）需要进行第二次。56例患者中，41例（73.2%）接受了外科或血管内介入治疗，15例（26.8%）接受药物治疗或仍在评估中。在接受治疗的患者中，4例（7.1%）接受同步双系统操作，13例（23.2%）在同次住院期间完成分期操作，24例（42.9%）接受单系统干预。14例患者（25.0%）需要对两个器官系统进行干预。38例出院患者（67.9%）中未观察到院内死亡或主要操作相关并发症；18例患者（32.1%）在数据截止时仍住院。结论：在三级转诊中心建立专设心脑一体化病房在运行上似乎可行，并能够为复杂的神经-心脏患者提供结构化的基于MDT的诊疗。早期疾病谱以动脉粥样硬化性泛血管病为主。同步双系统操作在一小部分经过选择的人群中实施，出院患者中未观察到重大早期事件，但这不能确立安全性或普适性。需要更大规模的前瞻性研究，设置对照比较并延长随访。
研究背景方面，心血管和脑血管疾病仍是全球死亡和残疾的主要原因，二者在同一个体中共存日益被视为一种独特临床实体。泛血管医学（pan-vascular medicine）概念强调，动脉粥样硬化可同时影响冠状动脉、脑动脉和外周血管床。除动脉粥样硬化外，心脑相互作用还包括卒中-心脏综合征（stroke–heart syndrome）、结构性心脏病导致脑栓塞、慢性心力衰竭导致认知障碍等。临床管理常面临治疗悖论：冠心病或心房颤动所需的抗栓治疗可能诱发颅内出血，而不抗凝又会使机械瓣患者面临血栓栓塞风险；颈动脉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最佳时机与顺序也仍有争议。世界卒中组织BEAT项目、欧洲心脏病学会关于心力衰竭-卒中相互作用的共识等国际倡议呼吁建立标准化神经-心脏照护路径，但专门实体心脑病房的已发表经验有限。北京协和医学院北京协和医院（PUMCH）于2026年7月建立心脑一体化病房，并由联合门诊、联合心脑成像和混合手术室（hybrid operating room）支持。研究人员报告首批56例连续患者的临床特征、疾病谱、治疗模式和早期结局。该研究为回顾性研究，使用去标识临床数据；经机构审查委员会（IRB）判断，豁免完整伦理审查并豁免个体知情同意，因为分析使用既有去标识临床记录且风险不超过最小风险。所有连续收治患者均接受筛查；入院需确诊或疑似神经系统疾病并确诊或疑似心脏疾病，单纯为单器官评估且无另一系统共病证据者不入该病房。研究期间56例患者均符合标准并纳入，入院后无排除。收集变量包括年龄、性别、接诊科室、神经和心脏诊断、共病、共病分类、MDT讨论、治疗策略、实施操作和出院状态；神经系统诊断由神经外科或神经内科医师确认，心脏诊断由心内科或心脏外科医师确认。操作定义包括诊断性操作、治疗性干预、同步双系统治疗、分期双系统治疗、单系统治疗；主要操作相关并发症定义为院内卒中（新发局灶性缺损持续>24 h）、心肌梗死、需输血或再次手术的大出血、需透析的急性肾损伤、伤口感染或死亡。共病分类采用六类框架：I类共同病因共病，含I.1动脉粥样硬化、I.2遗传/代谢、I.3感染/炎症；II类心源性脑病；III类脑源性心脏病；IV类心理心脏病学障碍；V类治疗交互性；VI类其他特殊/围手术期情况。每例患者均至少接受一次由神经外科、心脏外科、心内科和神经内科主治医师参加的正式MDT讨论，必要时邀请其他专家；主要接诊科室负责主持并沟通最终方案，急诊时由时间关键专科最高年资主治先行决定并在下一次MDT复核。统计分析采用描述性统计，连续变量以均值±SD或中位数（范围）表示，分类变量以计数和百分比表示，未进行正式假设检验。
主要关键技术方法概括不超过250字：研究人员采用单中心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样本队列来源于北京协和医院心脑一体化病房2026年7月1日至8月21日连续收治患者；数据在常规诊疗中前瞻性录入电子病历并回顾性分析；收集人口学、神经和心脏诊断、六分类共病、MDT决策、治疗策略、操作及出院结局；神经系统诊断由神经外科或神经内科确认，心脏诊断由心内科或心脏外科确认；使用描述性统计，连续变量以均值±SD或中位数（范围）表示，分类变量以计数和百分比表示，未进行正式假设检验。
结果部分，在患者人口学特征（Patient demographics）中，56例连续患者纳入，以男性为主（42/56，75.0%），平均年龄62.4 ± 12.2岁（中位66，范围19–80）。31例（55.4%）主要经神经外科入院，22例（39.3%）经心脏外科入院。血管危险因素包括高血压41例（73.2%）、高脂血症18例（32.1%）、糖尿病14例（25.0%）。在疾病谱（Disease spectrum）中，I.1类共享动脉粥样硬化性血管病为最大组，29/56（51.8%），其中主要为缺血性脑血管病合并冠状动脉疾病，18/56（32.1%）。I.3类系统性感染/炎症病因5例（8.9%）。II类心源性脑病6例（10.7%）。IV类心理心脏病学障碍12例（21.4%），最常见为显著脑血管病背景下合并焦虑或应激相关心脏症状；研究人员未进行标准化心理评估，该类别需在后续队列中进一步阐明。V类治疗交互性3例（5.4%），VI类其他特殊/围手术期1例（1.8%）。神经系统诊断中，颅内动脉瘤最常见（15/56，26.8%），其次为颈动脉狭窄（12/56，21.4%）、脑梗死（11/56，19.6%）、椎动脉狭窄（10/56，17.9%）。心脏诊断中，冠状动脉疾病最常见（15/56，26.8%），其次为主动脉瓣疾病（5/56，8.9%）、心房颤动（4/56，7.1%）、主动脉弓病变（3/56，5.4%）。在MDT讨论（MDT discussions）中，全部56例（100%）至少进行过一次MDT讨论，55例（98.2%）需要第二次。最常讨论的问题包括：颅内血管病变需冠状动脉支架时能否安全继续抗栓治疗；颈动脉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的顺序；感染性心内膜炎伴脑微出血患者的心脏手术时机。在治疗策略（Treatment strategies）中，41例（73.2%）接受外科或血管内介入治疗，15例（26.8%）接受药物治疗或仍处于评估中。41例治疗患者中，4例（占全队列7.1%）接受同步双系统操作；13例（23.2%）在同次住院期间完成分期操作；24例（42.9%）接受单系统干预。14例（25.0%）需要对两个器官系统干预，其中4例同步、10例在同次住院内分期完成。33例（58.9%）仅需一个系统的干预或药物治疗，9例（16.1%）仅接受药物治疗且无计划介入。同步双系统操作4例包括：联合脑-冠状动脉诊断造影2例、单次会话中颈动脉支架联合主动脉去分支加胸主动脉腔内修复术（TEVAR）1例、冠状动脉扩张联合颅内动脉瘤栓塞1例。同次住院分期操作13例，多从脑血管造影（8例）或冠状动脉造影（7例）开始，第二阶段治疗包括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4例、经导管主动脉瓣植入术（TAVI）2例、动脉瘤栓塞或夹闭2例、其他确定性操作5例。单系统操作24例包括动脉瘤栓塞5例、CABG 2例、动脉瘤夹闭2例、颈动脉支架2例、其他单器官干预13例。在出院结局（Discharge outcomes）中，截至2026年8月21日数据截止，38例（67.9%）已出院，18例（32.1%）仍住院。38例出院患者中未观察到院内死亡，也未观察到按上述定义的主要操作相关并发症。18例仍住院患者截至截止时无死亡，并发症监测仍在进行。
讨论部分总结：该研究描述中国三级转诊中心心脑一体化病房最初两个月经验，主要发现为：该病房收治复杂共病人群，几乎普遍需要MDT；动脉粥样硬化性泛血管病占疾病谱主导；双系统病例主要经分期方式处理，仅少量同步操作；出院患者中未观察到院内死亡或主要并发症，但随访不完整限制了解读。与传统照护模式比较，可区分三种模式：传统单学科入院并跨科会诊、嵌入MDT会诊的专科病房、由神经外科、心脏外科、心内科和神经内科共同管理的专门整合病房。该早期经验中，整合病房的实际优势包括减少会诊周转、同一途径进行联合成像、在混合手术室实施同步操作而无需跨科转运；但无对照比较，不能证明改善临床结局。挑战包括协调MDT日程、培训护理人员同时监测神经和心脏参数。疾病谱与分类方面，I.1类占51.8%与泛血管病已知流行病学一致。IV类心理心脏病学障碍占21.4%，可能反映该病房早期转诊模式而非心脑共病中心理心脏病学障碍的真实患病率；未使用标准化心理评估工具，该类别需在后续分析中完善。V类治疗交互性占5.4%，带来最大MDT挑战，尤其抗栓管理。研究人员提出六分类框架作为MDT讨论和数据库编码的概念结构，尚未经外部验证。治疗决策方面，MDT近乎普遍需要（首次100%，第二次98.2%）反映该人群复杂性。最常遇见的实际困境包括：未破裂颅内动脉瘤需冠状动脉支架时是否继续抗血小板治疗；症状性双侧狭窄时颈动脉和冠状动脉血运重建顺序；感染性心内膜炎伴脑微出血时瓣膜手术时机。14例双系统患者中10例接受分期操作，与文献中保守方法一致。4例同步病例中，2例为联合诊断性造影，1例为单次会话颈动脉支架+去分支+TEVAR，1例为冠状动脉扩张+动脉瘤栓塞；这些病例因技术便利或两系统急性病变不能安全分期而选择同步。出院病例中这4例未观察到重大早期事件，但样本太小，不能得出安全性或普适性结论。组织经验方面，明确入院标准至关重要：当两个器官系统均有活动性或高风险状况需协调管理，或共病实质性改变计划操作的风险-获益平衡时，入院是合适的；仅有偶然低风险共病者更适合传统专科病房。其次，护理人员需接受双系统监测培训。第三，混合手术室作为诊断-治疗桥梁，多例患者在混合手术室接受联合脑-冠状动脉造影，使MDT可立即调整治疗计划。局限性包括：单中心回顾性描述性研究，样本小、随访短；未与传统照护比较，不能确立临床有效性；患者人群因复杂性而被选择，可能不代表更广泛共病人群；结局数据不完整，32.1%患者数据截止时仍住院，出院患者未观察到并发症不应外推至全队列；六分类基于早期经验提出，需外部验证，IV类尤其需要标准化评估；未系统收集住院时长或费用数据；未使用人工智能（AI）或机器学习工具。未来方向方面，计划-执行-研究-处理（PDSA）循环可比较病房实施前后的运营指标，如会诊响应时间、MDT安排效率、操作取消率和住院时长。需要前瞻性多中心注册研究并延长随访，以验证分类并比较同步与分期策略。特定人群值得进一步研究，包括慢性硬膜下血肿合并心房颤动或冠状动脉支架的老年患者，以及接受机械取栓且需同时心脏评估的患者。
结论翻译：北京协和医院心脑一体化病房最初两个月经验表明运行可行性：该病房收治复杂共病人群，实现普遍MDT审查，并实施分期和选择性同步双系统操作，出院患者中未观察到重大早期事件。疾病谱以动脉粥样硬化性泛血管病为主。这些早期描述性发现具有假设生成性。需要更大规模、前瞻性、多中心、对照研究并延长随访，以确定该照护模式是否改善临床结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