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Oncology》:Survey-based perspectives and reported barriers to DPYD testing among U.S. oncologist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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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背景: 携带有害DPYD变异(deleterious DPYD variants)的癌症患者在接受标准剂量氟嘧啶(fluoropyrimidine)治疗时,发生严重毒性的风险显著增加。在美国,近期指南推荐之前,治疗前DPYD检测的采用率一直较低。本研究旨
摘要
背景: 携带有害DPYD变异(deleterious DPYD variants)的癌症患者在接受标准剂量氟嘧啶(fluoropyrimidine)治疗时,发生严重毒性的风险显著增加。在美国,近期指南推荐之前,治疗前DPYD检测的采用率一直较低。本研究旨在从全国层面探讨肿瘤科医生对DPYD检测的看法及其推广障碍。
材料与方法: 研究人员于2025年4月和5月向美国医学会(American Medical Association, AMA)医师主文件中列出的美国肿瘤科医生发送了调查邀请。该调查评估了医生对美国癌症诊疗诊所中DPYD检测的知识、态度和看法。采用描述性统计对调查结果进行分析。
结果: 在受邀参与的5525名医生中,共有47名肿瘤科医生完成了调查(回应率:0.85%)。大多数受访者(85%)认为DPYD检测有助于管理患者;然而,仅有34%报告常规进行DPYD检测。多数医生(77%)同意有足够的资源可用于订购DPYD检测。当被直接问及时,36%的人指出有限的实验室可及性是一个障碍。在开放式回答中,受访者将保险报销问题(21%)和检测周期过长(19%)列为额外障碍。43%的受访者表示需要协助来解释检测结果并将其应用于药物选择和剂量调整。网络研讨会(25.5%)和自定进度在线模块(21%)是最受青睐的教育形式。
结论: 大多数受访者认为DPYD检测有助于管理患者,但顾虑依然存在。尽管监管指南正在演变,但这些来自小样本的初步发现强调了未来研究的必要性,以明确实施障碍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
实践意义: 本研究的发现揭示了实施中的差距,可为制定有针对性的策略以改善DPYD检测在肿瘤实践中的整合提供信息,从而有可能提高患者安全性并减少氟嘧啶相关的毒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
氟嘧啶类药物(如5-氟尿嘧啶(5-FU)和卡培他滨)是胃肠道癌症(包括结直肠癌和胰腺癌)治疗的基石药物。然而,约20%接受含氟嘧啶方案的患者会出现早期严重毒性反应,包括中性粒细胞减少症、粘膜炎、严重腹泻和手足综合征,这些可能导致治疗中断、住院甚至死亡。二氢嘧啶脱氢酶(dihydropyrimidine dehydrogenase, DPD),由DPYD基因编码,是氟嘧啶代谢的限速酶,DPD缺乏是导致严重氟嘧啶相关毒性的主要原因。高达7%的患者携带导致部分DPD缺乏的DPYD变异,而每1000人中约有1人携带两个有害变异导致完全缺乏。携带变异等位基因的患者与野生型患者相比,治疗相关死亡的风险增加25.6倍。
前瞻性临床研究表明,DPYD检测结合对有害变异携带者使用较低的氟嘧啶起始剂量,可降低毒性且具有成本效益。临床药物遗传学实施联盟(Clinical Pharmacogenetics Implementation Consortium, CPIC)发布了基于基因型的给药指南。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ood and Drug Administration, FDA)于2025年底和2026年初分别更新了卡培他滨和5-FU的标签,增加了关于DPD缺乏患者发生严重危及生命不良反应的黑框警告,并建议在没有立即治疗需求的情况下,在用药前进行DPYD检测。欧洲药品管理局早在2020年就建议患者在开始使用这些药物前进行检测。美国国家综合癌症网络(National Comprehensive Cancer Network, NCCN, v3.2025)建议在氟嘧啶治疗前讨论DPYD基因检测,但专家组仍对常规普遍检测持保留意见。
此前的研究多集中于大型学术医疗中心,限制了其普适性。因此,本研究旨在更广泛地了解美国不同环境下肿瘤科医生的需求,探讨他们对DPYD检测的看法和面临的障碍,这对于医疗系统实现更全面和可持续的药物基因组学(pharmacogenomics, PGx)检测整合至关重要。
研究方法
研究人员开展了一项横断面调查研究,以美国肿瘤科医生为样本。研究采用了以下关键技术方法:
- 1.
抽样框架与招募: 使用美国医学会(AMA)医师主文件作为抽样框架,纳入标准为活跃执业于肿瘤相关专科(包括内科肿瘤学、血液学/肿瘤学和妇科肿瘤学)并从事直接患者护理的医生。最终抽样框架包含8387名符合条件的医生。研究采用两阶段招募策略:2025年4月,通过Redi-Data向从AMA主文件中随机选取的5131名医生发送匿名调查链接;2025年5月,通过佛罗里达大学Qualtrics系统向未回复者发送五次提醒邮件,并通过直接联系学术癌症中心和社区肿瘤诊所额外邀请了394名医生,总计5525名独特医生受邀参与。
- 2.
调查内容设计: 调查旨在评估医生对DPYD和UGT1A1两种药物基因检测的知识、态度、经验和感知障碍。为最大化回复率和减轻受访者负担,调查随后进行了精简,主要聚焦于DPYD,移除了大部分UGT1A1相关问题。
- 3.
数据收集与分析: 调查于2025年9月关闭,仅纳入完成的调查进行最终分析。使用R语言中的gtsummary包对所有变量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连续变量用均值和标准差表示,分类变量用频数和百分比表示。
研究结果
受访者与实践机构特征:
在5525名受邀医生中,98人访问了调查,47人完成(回复率0.85%)。多数受访者持有MD学位(92%)。实践机构的医务人员配置中位数包括7名医生、10名护士和2名药剂师。19%的受访者在学术附属诊所工作,34%在结构上整合于学术健康系统的诊所工作,47%无学术健康系统隶属关系。51%的实践机构位于距离主要医疗中心5英里以内。
临床实践特征:
Epic是最常用的电子健康记录(electronic health record, EHR)系统(58%)。超过三分之二的医生表示其EHR缺乏专门的遗传信息模块或不确定其可用性。83%的受访肿瘤科医生在过去一个月内开具过卡培他滨或5-FU处方。70%的受访者曾订购过任何PGx检测。总体而言,仅34%的受访者报告常规进行DPYD检测。在有过检测经验的受访者中,期望的中位检测结果周转时间为10天(范围:3-30天)。
感知的机构准备度:
大多数医生(77%)同意DPYD检测符合他们当前的工作流程,并且有足够的资源可用于订购DPYD检测。
识别出的检测障碍:
36%的医生强烈同意或同意实验室可及性是一个障碍。在开放式问题中,受访者识别的其他障碍包括:保险报销问题(21%)、检测周期过长(19%)、潜在的治疗延迟(6%)、有限的临床医生教育(6%)、缺乏标准化指南(4%)和缺乏EHR医嘱集(4%)。这些障碍被归类为运营/工作流程、财务和知识/指南三大类。
临床医生的态度与准备度:
77%的受访者对使用DPYD检测结果调整患者治疗感到舒适。87%认为自己准备好与患者讨论DPYD检测。85%认为DPYD检测有助于管理患者。43%表示需要帮助来解释结果。65%的受访者认为高层领导会支持DPYD检测的实施。最受欢迎的教育形式是网络研讨会(25.5%)、自定进度在线模块(21%)和院内研讨会(17%)。
讨论与结论
讨论总结:
本研究发现,与美国2021年的调查(当时仅20%的肿瘤科医生曾订购过DPYD检测,仅3%常规使用)相比,本次调查中DPYD检测的采用率有所提高(70%至少偶尔订购,34%常规使用)。这可能反映了过去几年证据的演变、广为人知的未检测患者的氟嘧啶相关死亡案例及相关诉讼。然而,尽管85%的临床医生认为检测有助于管理患者,但仅34%报告常规采用,这表明感知效用与临床实施之间存在不一致。
尽管对机构准备度的看法总体积极,但重要的与工作流程相关的障碍依然存在。36%的医生认为实验室可及性是障碍,但这可能更多反映的是整合和工作流程挑战而非真正的检测基础设施短缺。检测周转时间也是障碍(19%),期望的中位周转时间为10天,但实际返回结果的时间常晚于氟嘧啶治疗启动时间。知识和指南相关障碍也被识别,包括临床医生教育有限(6%)、缺乏标准化指南(4%)和EHR医嘱集(4%)。43%的医生需要帮助来解释结果并将其应用于药物选择和剂量调整,这凸显了知识与临床应用之间的鸿沟。保险报销问题是另一个主要障碍(21%)。
研究局限性包括:低回复率(0.85%)限制了普适性;可能存在应答偏倚;仅调查了肿瘤科医生;未区分检测时机(预防性与反应性);未评估医生对常规检测临床适当性的看法;调查是在NCCN更新之后、FDA更新标签之前进行的,反映了一个过渡时期。
研究结论翻译:
本研究的发现代表了小样本肿瘤科医生的观点,不应推广至更广泛的美国肿瘤学界。低的回复率和潜在的偏倚极大地限制了普适性。未来需要开展具有更高参与率和更具代表性抽样的研究,以明确界定实施障碍并为政策制定提供依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