数字治理如何促进农户生活环境改善行为——来自中国的实证研究

《Journal of Rural Studies》：How can digital governance promote rural households’ living environment improvement behavior? Empirical evidence from rural China

　　

•提升农户参与度是破解人居环境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
•将SES（社会—生态系统）框架的应用拓展至农村人居环境改善研究。
•数字治理平台显著提升农户的人居环境改善行为。
•社会资本与村干部领导力的间接效应分别为8.60%和4.04%。
•在具备配套基础设施的村庄以及产权清晰的农户中，平台的影响更为突出。

引言

农村地区构成独特而重要的人类栖息地（Liu等，2026），为生产、日常生活、生态活动等提供了空间。人类人居环境是人类生存与发展的基础。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不仅影响国家的建设和发展，也关系到世界各地村民的根本福祉。据世界银行统计，截至2024年，全球约42%的人口居住在农村地区。1 根据世界卫生组织（WHO）与联合国儿童基金会（UNICEF）联合报告《2000—2024年家庭饮用水、卫生设施与个人卫生进展：聚焦不平等》，全球有34亿人缺乏安全管理卫生服务，其中仍有3.54亿人露天排便。此外，17亿人缺乏基本家庭卫生设施，其中6.11亿人完全无法使用任何卫生设施（WHO与UNICEF，2025）。由此可见，改善人类人居环境已成为一项紧迫而关键的全球任务。

中国始终积极响应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所载的一项可持续发展目标——"确保人人获得可用水资源和水资源的可持续管理"（United Nations，2015），并将人居环境改善作为中国农村环境治理的重要组成部分。自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农村人居环境始终是关注重点。近年来，相关政策框架不断深化，逐步摘掉"脏、乱、差"的标签。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农业农村部与生态环境部统计，2025年中国农村卫生厕所普及率约达77%，2 农村生活污水治理率超过51%，3 行政村生活垃圾收运处理率持续保持在90%以上。尽管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取得了显著进展，但目前仍面临区域发展不平衡、4 监管机制薄弱、运维可持续性不足等现实挑战（Du和Zhan，2024）。农村人居环境具有公共物品属性，农民容易出现搭便车行为；监督困难与信息不对称等挑战进一步削弱了农户的参与意愿。因此，中国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主要依靠政府投入。然而，农村人居环境的长期运维需要多方主体协同努力（Wang和Chen，2025）。作为农村人居环境的直接受益者，农户在发挥积极作用方面至关重要（Wang等，2021）。

关于农户人居环境改善行为（REB）的影响因素，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制度环境，如正式制度（Li等，2021）与非正式制度（Hua等，2023）；社会经济环境，如农村集体经济（F. Zhang等，2024）、合作经济组织（Hua等，2025）与乡村旅游开发（Min等，2019）；农户或个体特征，如资本禀赋（Chen等，2024）与环境感知（Jia等，2021）；以及村庄层面特征，包括村庄海拔、交通条件（Min等，2019）和村干部素质（Peng等，2024）。农户的有效参与是实现农村环境长效管理的关键（Lv和Zhu，2022），其本质是农村人居环境中集体行动的达成过程（Li和Qi，2022）。针对此类农村公共事务治理中的集体行动挑战，部分研究考察了数字治理平台（DGP）建设对生产领域集体行动的影响（Y. Zhang等，2024）。然而，生活领域的集体行动机制仍需进一步探讨。

作为世界最大的发展中国家，中国数字经济蓬勃发展，并逐步渗透农村地区。2023年，中国数字经济规模达53.9万亿元，占GDP的42.8%，对GDP增长贡献率高达66.45%（CAICT，2024）。数字技术在中国农村的影响持续增强。截至2024年底，中国农村网民规模达3.13亿人（CNNIC，2025）。数字技术已渗透农村经济社会各领域，为农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动能（Che等，2025），提高村民收入（Chen等，2024）与生活质量（Bai等，2024），推动农村经济社会发展（Philip等，2017）以及提升农村治理效能（He等，2025）。数字经济借助信息与通信技术，有效平衡了经济社会发展的公平与效率（Shen等，2025），其在农村治理中的应用势在必行。农村数字治理是指系统性地将大数据、物联网、5G等现代信息技术嵌入治理全过程，重塑治理结构、优化治理流程、创新治理模式，其特征为精准、高效、透明。

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应用为人居环境改善注入了新动能。包括中国中央网络安全和信息化委员会办公室在内的四部门发布的《2025年数字乡村发展重点任务》指出："必须推进智慧美丽村庄建设，包括深化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中的数字化应用，提升农村生态环境保护监督效能。" 现有研究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已改善了农村居住环境（Liu等，2023）。数字技术在农村的应用能有效激发治理活力，显著缓解人居环境改善中的组织、行动、参与、合作、评价与监督等困境（Jia，2024），并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改善（Wu等，2023）。农村数字治理通过三种机制促进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改善：增强制度信任、强化村庄认同、扩展社会网络（Chen和Leng，2025）。然而，也有学者发现数字乡村发展对生态振兴具有显著负面影响（C.Y. Xu等，2025）。因此，数字乡村发展与农村人居环境改善之间的关系仍存在争议，关于其对REB影响的实证证据依然有限。

基于上述实践与学术背景，本研究首先运用社会—生态系统（SES）框架，从理论上考察DGP对REB的影响。随后，利用2020年中国农村振兴调查（CRRS）数据，从社会资本（包括社会规范、信任与社会网络）和村干部领导力两个视角，实证检验DGP对REB的作用机制。本研究回应两个核心问题："DGP对REB有何影响？"以及"这种影响通过何种机制发生？" 与现有研究相比，本研究的边际贡献可能包括：第一，集体行动理论通常应用于农业生产与农村资源管理研究，将其应用拓展至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情境，扩展了理论框架的适用范围；同时，也拓展了常用于集体行动理论分析的SES框架在农村数字乡村视角下人居环境改善研究中的应用。第二，尽管多数研究承认社会资本对REB影响显著，但忽略了村干部领导力在DGP对其影响中的作用，本研究补充了这一机制。第三，基于SES框架，对地理条件、基础设施与产权制度差异进行异质性分析，并提出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为发展中国家和地区推进农村人居环境改善提供参考。

摘要片段

SES框架

农村人居环境属于公共资源，其改善需村民集体努力以惠及社区，具有俱乐部物品"双重付费"特征。双重付费理论认为，年度会费与购买俱乐部物品的费用应分别收取（Oi，1971；Feldstein，1972）。将该理论应用于人居环境领域，意味着其改善资金应由公众共同承担，并

数据来源

本研究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农村发展研究所开展的第一期中国农村振兴调查（CRRS）。该调查首先按经济发展水平、地理位置和农业发展状况从东部、中部、西部和东北地区随机抽取样本省份，然后按县域人均GDP等间隔抽取县，

特征事实

根据表2变量的描述性统计结果，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改善行为的平均广度约为1.61，DGP活跃度均值约为1.26。样本农户中，户主为男性的比例为93.2%；户主平均年龄约56岁，平均受教育程度为初中，与

结论

激发农户参与人居环境改善的积极性，是缓解农村人居环境改善集体行动困境的关键。本研究基于SES框架构建了DGP对REB影响的理论分析框架，利用2020年CRRS数据，采用Oprobit模型与中介效应模型，实证检验DGP对REB的影响效应、作用机制及异质性。结果显示：（1）DGPCRediT作者贡献声明

Xuan Zhang（张轩）：审阅与编辑、初稿撰写、可视化、软件、方法学、正式分析、数据整理、概念化。Jing Liu（刘晶）：审阅与编辑、指导、项目管理、资金获取、概念化。

基金资助

本研究受"农业科技创新工程（CAAS-CSAERD-202403；10-IAED-07-2026）"资助。

利益冲突声明

作者声明不存在任何可能影响本文工作报道的已知竞争性经济利益或个人关系。

致谢

本文衷心感谢"中国社会科学院重大经济与社会调查项目（GQDC2020017；GQDC2022020）"提供的数据。

Xuan Zhang｜Jing Liu