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威尔士中部2016–2023年死因裁判服务报告自杀综合审查:触发因素、性别差异与COVID-19大流行影响

《BJPsych Bulletin》:Suicide in South Wales: comprehensive review of suicides reported to the South Wales Central Coroner’s Service, 2016–2023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4日 来源:BJPsych Bulletin 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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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目的与方法 对死因裁判调查(coronial inquest)数据的分析可提供常规监测系统(surveillance systems)中少见的情境信息,包括对死亡前近期境况(proximal circumstances)的细致理解,这对精神卫生服务具有价值。研

  
目的与方法 对死因裁判调查(coronial inquest)数据的分析可提供常规监测系统(surveillance systems)中少见的情境信息,包括对死亡前近期境况(proximal circumstances)的细致理解,这对精神卫生服务具有价值。研究人员审查了2016—2023年间南威尔士中部死因裁判管辖区域(South Wales Central Coroner’s jurisdiction)内发生的超过750例自杀的死因裁判档案(inquest records),包括COVID-19大流行年份,以评估封锁(lockdown)和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的影响。提取了详细信息,包括医疗记录、毒理学(toxicology)、警方报告、证人陈述和自杀遗书(suicide notes)。结果 出现了与年龄、性别、死亡方法、触发因素(trigger factors)、地方当局区域及精神卫生服务接触相关的若干模式。悬挂(hanging)是主要方法,尤其在男性中。抑郁(depression)是最常见触发因素,其次是关系问题、酒精/药物滥用、健康担忧、精神病性疾病(psychotic illness)和丧亲(bereavement)。临床意义 识别出的关键结构性和心理社会风险因素强调需要定制、情境特异性自杀预防策略,并将自杀前境况纳入公共卫生规划。
论文作者为 Sarah-Jane Richards、Stephen B. Dunnett 和 Graeme D. Hughes。研究人员基于南威尔士中部死因裁判服务(South Wales Central Coroner’s Service)2016–2023年数据,对自杀死亡进行综合审查。

研究背景方面,自杀是人群精神健康的哨兵指标,也是南威尔士重大公共卫生挑战;2023–2024年当地报告率高于全国平均。男性占自杀的76%,35–44岁人群发生率最高;自杀是威尔士<35岁男性主要死因,反映经济贫困、精神健康负担和服务碎片化。威尔士自杀率高于英格兰,接近苏格兰,男女差异较大。南威尔士中部是威尔士七个死因裁判区域之一,人口约1.07 million,社会人口多样:Cardiff年轻且多元文化,Merthyr Tydfil和Rhondda Cynon Taf保留后工业特征,Powys以农村为主。年龄结构、收入就业、健康指标和精神卫生服务均存在差异。常规监测系统缺少死亡前近期情境的细致信息,因此需要利用死因裁判调查(coronial inquest)数据识别触发因素(trigger factors)和结构性决定因素,为区域定制预防策略提供信息,并评估COVID-19大流行期间封锁(lockdown)和社会隔离(social isolation)的影响。

主要技术方法方面,研究人员检索公开数据来源,包括Office for National Statistics、Public Health Wales、Public Health Scotland和National Centre for Violence Against Women and Girls;使用PubMed(MEDLINE)进行结构化文献检索,初检132 355条,筛选后保留1 657条作情境比较。样本队列来源于South Wales Central Coroner’s Service,通过Civica电子案件管理系统识别2016–2023年结论为自杀的757例(586男、171女,年龄14–97岁),4份案卷不可用,详细数据753例。提取医疗记录、毒理学(toxicology)、警方报告、证人陈述和自杀遗书(suicide notes)等信息。用Microsoft Excel分析,采用χ2检验、Yates连续性校正、非配对Student’s t检验、单因素和双因素方差分析(analysis of variance, ANOVA)。因数据来自死者记录,不需要伦理同意。

研究结果如下。

转介与死因裁判调查:8年间平均每年3753例转介(范围3269–4613),年度差异显著(χ2 = 322.04; d.f. = 7; p < 0.001);平均每年525例进入死因裁判调查(范围459–743),年度差异显著(χ2 = 118.90; d.f. = 7; p < 0.001);转介接受调查比例总体16.65%,年度14.94–20.27%,差异显著(χ2 = 62.12; d.f. = 14; p < 0.001)。

死因裁判官结论:2016–2023年完成4999例调查;记录12种标准Home Office结论,其中8种出现>120次(自然原因;意外/不幸事件;叙述性;酒精/药物;自杀;工业;开放;道路交通事故,road traffic accident, RTA);其余5种≤4次未分析。8种较常见结论年度分布差异显著(χ2 = 407.51; d.f. = 49; p < 0.001),异质性由2016年自然原因高、2018–2019年叙述性结论少、开放结论比例下降、酒精和药物相关死亡逐步增加驱动。

自杀结论分析:共757例结论为自杀,详细数据753例;男性586例,女性171例。

自杀方法:悬挂(hanging)最常见,占504/757。男性悬挂418/594(70.37%),女性86/163(52.8%),差异非常显著(χ2 = 17.83; d.f. = 1; p < 0.001);女性更可能溺水(25.1% vs 8.25%; χ2 = 36.52; p < 0.05)和跳下/高处坠落(8.59% vs 4.21%; χ2 = 5.96; p < 0.05);其他性别差异过少,无法可靠分析。

各年度自杀:男性自杀数约为女性四倍,但男女比年度无显著差异(χ2 = 14.47; d.f. = 14; p not significant)。

触发因素:757例中34例无触发因素;720例记录1–8个触发因素。男性平均2.31(s.d. = 1.30; n = 587),女性2.11(s.d. = 1.23; n = 169),差异不显著(t = 0.167; d.f. = 752; p not significant),男性略高。

触发因素发生率:共23个触发因素。抑郁最常见,约40%;其次为关系问题、酒精依赖/滥用、药物依赖/滥用、健康担忧、精神病性疾病(psychotic illness)和丧亲(bereavement);其余16个各低于10%。

触发因素的性别差异:按男性和女性总例数百分比重算。多数触发因素性别比例相似。5个触发因素有显著性别差异:男性较高为关系问题、债务、就业困难、暴力、刑事定罪或待审;女性较高为受儿童虐待(尽管罕见);酒精滥用和学校欺凌呈女性较高趋势(p < 0.1),未达常规显著性。

按触发因素划分的死亡年龄:年轻个体相关触发因素包括考试压力、学校欺凌、cocaethylene毒性、性别改变;老年个体更常见健康担忧和“无意义感”。青年相关触发因素在年轻女性中年龄略低于年轻男性,但唯一统计显著性别差异为cocaethylene毒性(t = 1.85; d.f. = 37; p < 0.05),且无多重比较校正。

触发因素跨年度变化:年度模式显示,一些触发因素在某些年份为零,尤其女性,限制正式统计检验。明确时间变化是2020年起出现COVID-19相关触发因素。合并男女后,七个最常见触发因素(抑郁、关系问题、酒精滥用、药物滥用、心理健康问题、丧亲、朋友或家人自杀)以及两个青年相关触发因素(cocaethylene毒性、暴力)和两个老年触发因素(健康担忧、无意义感)的平均死亡年龄总体保持相对稳定。

讨论总结:研究显示转介和进入调查的模式受法律、组织和社会变化影响;COVID-19大流行影响显著,2020年自杀增加与强制隔离期间心理痛苦增加一致;女性自杀下降早于男性可能反映应对策略、社会联系和非正式支持(包括在线网络)的性别差异。男性占多数,悬挂在男女中均最常见但男性比例更高;女性也使用高致死方法,挑战旧有假设,需要性别知情预防。抑郁常伴焦虑,是最常见触发因素,但许多个体被评估为急性风险不足,仅需药物治疗;风险预测有局限,抗抑郁药可能在某些人中加重自杀意念。关系破裂、就业困难、物质滥用突出,尤其男性;酒精可升级家庭冲突。年轻成人中可卡因和酒精联合导致cocaethylene毒性,常伴其他压力。未见与2007–2008年Bridgend类似自杀聚集。丧亲是重要风险,尤其家人自杀;发现亲人尸体或得知自杀影响深远;宠物丧亲也作为有意义压力源。老年人健康下降、尊严丧失、继续痛苦无意义是突出动机;15岁出现存在性痛苦说明无意义感不限于老年。优势是死因裁判调查数据深度和广度,包括尸检、毒理学、证人陈述、医疗记录和自杀遗书。局限:死因裁判数据非研究目的、完整度不一;叙述性结论最多且反映复杂案例;触发因素可能低报;观察性设计不能因果推断;多名死因裁判官带来个体差异;小样本尤其女性限制统计效力。

研究结论翻译:与现有文献一起,这些发现强化了自杀源于汇聚的心理社会和结构压力源,而非孤立风险因素。抑郁、关系不稳定、物质滥用、丧亲及健康相关担忧的突出,加上高致死方法的广泛使用,凸显了跨越初级保健、精神卫生服务、物质使用治疗和社会照护系统的整合预防策略的必要性。性别特异和年龄特异模式提示有针对性的干预机会,包括支持经历关系或就业危机的男性、对有虐待史个体采取创伤知情响应,以及加强对面临健康衰退或存在性痛苦的老年人的支持。cocaethylene相关死亡的出现强调需要针对酒精和可卡因联合使用的公共卫生信息。系统分析死因裁判调查数据可作为强大的公共卫生资源,为实时监测、完善风险评估和指导威尔士及可比环境中区域定制自杀预防策略提供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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