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edical Sciences》:From Dysbiosis to Symbiosis: Using the Gut Microbiome to Improve Cancer Outcomes
肠道微生物组已成为癌症生物学的重要调节因素,影响癌变、治疗反应及治疗相关毒性。本叙述性综述综合了关于肠道微生物群在胃肠道(GI)癌症中机制作用的现有证据,并评估了基于微生物组的改善癌症结局的新兴策略。菌群失调——其特征为微生物多样性改变、有益功能耗竭及疾病相关类群富集——可能通过涉及慢性炎症、遗传毒性、代谢失调、表观遗传改变和免疫逃逸的相互关联机制促进肿瘤发生。关键癌症相关细菌,包括具核梭杆菌(Fusobacterium nucleatum)、产肠毒素脆弱拟杆菌(enterotoxigenic Bacteroides fragilis, ETBF)、pks+大肠杆菌(pks+Escherichia coli)和幽门螺杆菌(Helicobacter pylori),阐明了微生物群相关癌变的机制多样性。在癌症起始之外,肠道微生物组可影响抗癌疗法的疗效和毒性。在免疫治疗中,特定微生物类群和代谢物可调节抗肿瘤免疫及免疫检查点抑制剂(ICI)反应,而抗生素相关的菌群失调则与较差结局相关。在化疗中,微生物代谢和微生物来源的代谢物可改变药物疗效和毒性,包括调节5-氟尿嘧啶(5-FU)活性。基于微生物组的生物标志物在癌症检测和治疗预测方面显示出前景,粪便微生物特征(包括具核梭杆菌)在纳入多标志物策略时可能改善结直肠癌(CRC)筛查。旨在恢复微生物共生的治疗策略包括粪菌移植(FMT),其在难治性黑色素瘤中已显示出恢复ICI反应性的初步潜力,以及益生菌干预,尽管临床证据仍然有限。新兴的工程化微生物疗法,包括旨在递送局部免疫刺激载荷的肿瘤靶向细菌,正朝着临床转化推进。尽管取得了重大进展,仍存在重要挑战,包括方法学异质性、缺乏标准化方案、混杂因素及未解决的安全性担忧。整合微生物特征与宿主特征及治疗背景的个体化策略最终可能实现更有效的基于微生物组的方法,以改善癌症结局。
1. 引言
2022年,五种主要胃肠道(GI)癌症占全球新发病例4,783,391例和死亡3,235,719例,分别占所有新发癌症病例和死亡的23.9%和33.2%。结直肠癌(CRC)发病率居第三位,癌症死亡率居第二位,而胃癌在全球发病率中居第五位。结肠癌患者的多组学分析已识别出肿瘤相关肠道微生物群与宿主转录组谱之间的关联,为CRC生物学中的微生物群-宿主相互作用提供了见解。人类肠道微生物组包含多样的微生物群落,约有500-1000种细菌,主要属于厚壁菌门、拟杆菌门、放线菌门和变形菌门。这些微生物群落参与代谢和免疫功能,并与宿主免疫系统广泛相互作用。肠道微生物群及其代谢物可影响系统性抗肿瘤免疫,包括细胞毒性CD8
+ T细胞功能和癌症治疗反应。肠道微生物群产生短链脂肪酸(SCFAs)等生物活性代谢物,可调节宿主免疫和抗肿瘤反应。菌群失调指微生物组成或功能紊乱,可能涉及微生物多样性改变、共生类群耗竭和潜在致病微生物扩增。菌群失调可受饮食模式和潜在疾病等因素影响。菌群失调和癌症相关病原菌通过涉及慢性炎症、上皮损伤和遗传毒性应激、免疫失调及致癌信号通路的相互关联机制参与癌变。除癌症起始外,越来越多的临床和转化证据将肠道微生物组成与ICI疗效联系起来。更大的微生物多样性和特定代谢活性类群的富集与更有利的ICI反应相关,而ICI启动前后的抗生素暴露与较差结局相关。机制研究进一步支持微生物群在抗肿瘤免疫中的作用:丁酸盐等微生物代谢物可增强细胞毒性CD8
+ T细胞功能,而特定细菌类群可促进树突状细胞活化并向肿瘤迁移,从而增强对程序性细胞死亡蛋白1(PD-1)阻断的反应。肠道微生物群还可通过微生物代谢物及与宿主代谢和免疫通路的相互作用影响化疗疗效和治疗相关毒性。这些发现支持研究恢复或调节微生物稳态的策略作为改善癌症治疗结局的潜在方法。
范围与焦点。本文为叙述性综述,旨在综合肠道微生物组在癌症结局中作用的机制性、转化性和临床证据。其重点主要集中于GI恶性肿瘤,特别是结直肠癌、胰腺癌和胃癌。然而,本文有意纳入黑色素瘤和肺癌的比较性证据,因为这些背景提供了将肠道微生物组与免疫检查点阻断联系起来的临床信息性证据。采样区室的关键说明:微生物组发现应根据其解剖和生物学背景进行解释,而非假定在不同采样区室间可互换。在结直肠癌和胃癌中,肿瘤相关细菌可占据特定细胞或基质生态位,并以粪便谱分析可能无法捕获的方式与肿瘤微环境相互作用。因此,粪便、黏膜、口腔和瘤内样本不应在没有适当比较或机制证据的情况下跨区室外推。
综述方法。本叙述性综述通过检索PubMed/MEDLINE、Scopus、Web of Science和Google Scholar获得信息,纳入2000年1月至2026年3月发表的研究。搜索词结合了微生物组、癌症、致癌机制、治疗、生物标志物和基于微生物组的治疗策略相关概念。研究根据机制和临床相关性、方法学质量、近期性和里程碑地位进行选择,包括临床前、观察性、转化性和干预性研究。
与现有综述的差异。本综述强调整合、背景、区室和治疗区分。首先,将机制通路与临床相关结局联系起来。其次,突出菌株、宿主和肿瘤特异性效应,并考虑观察性混杂的主要来源。第三,明确区分粪便、黏膜相关、口腔和瘤内区室。第四,将微生物组调节策略(FMT、益生菌、饮食干预、明确微生物群落)与工程化肿瘤靶向细菌分开讨论。
范围与目标。本综述总结了肠道微生物组与癌症发展和治疗反应相关的分子机制,检查其对抗癌治疗疗效和毒性的影响,并讨论新兴的基于微生物组的治疗策略。具体目标为:(1)综合肠道微生物组与癌变和癌症进展相关的机制,关注采样区室;(2)检查微生物组对治疗反应、毒性和耐药性的影响;(3)评估新兴微生物组生物标志物;(4)批判性评价微生物组调节干预和工程化微生物疗法;(5)确定关键证据缺口和研究优先事项。
2. 肠道微生物组在癌变中的作用:菌群失调驱动的肿瘤发生机制
肠道菌群失调可通过相互关联的炎症、代谢、遗传毒性、表观遗传和免疫调节机制促进GI癌变。
2.1 促炎机制与慢性炎症信号
持续的微生物失衡可促进黏膜炎症、氧化和遗传毒性应激、上皮损伤和免疫失调。ETBF通过脆弱拟杆菌毒素(BFT)介导的NF-κB和STAT3信号激活促进黏膜炎症,并将上皮代谢转向糖酵解。ETBF诱导的IL-17反应可促进促肿瘤的髓源性抑制细胞(MDSC)积累。具核梭杆菌可侵入癌症相关成纤维细胞(CAFs),诱导以IL-6、IL-8、CXCL1和活性氧(ROS)增加为标志的炎症表型,从而增强CRC细胞侵袭。pks+大肠杆菌和ETBF可诱导上皮损伤、DNA损伤反应和炎症转录变化。
2.2 代谢失调与微生物代谢物
菌群失调可改变影响上皮完整性、宿主代谢、炎症信号和抗肿瘤免疫的微生物代谢物的产生和可用性。SCFA产生菌群的变化可能改变丁酸盐等代谢物的局部可用性。丁酸盐和丙酸盐具有直接表观遗传效应。微生物胆汁酸代谢改变可增加次级胆汁酸(包括脱氧胆酸,DCA)的可用性,促进结肠上皮增殖和肿瘤发生。微生物色氨酸代谢产生吲哚衍生物,可通过芳烃受体(AhR)影响免疫调节。重要的是,微生物代谢物的效应可能因生物学背景而异。
2.3 遗传毒性与基因组不稳定
某些CRC相关病原菌可通过细菌毒力因子和宿主DNA损伤反应促进遗传毒性应激。ETBF和pks+大肠杆菌在人类结肠类器官中诱导DNA损伤信号、上皮破坏和促炎反应。产colibactin的pks+大肠杆菌诱导DNA损伤,包括双链断裂和复制相关损伤,colibactin形成的DNA加合物和链间交联可产生与CRC相关的特征性突变 signatures。多种病原菌产生的细胞膨胀致死毒素(CDT)可诱导DNA损伤和DNA损伤反应,导致细胞周期紊乱、倍性改变和基因组不稳定。具核梭杆菌可能通过炎症信号和ROS产生促进氧化应激。
2.4 表观遗传修饰
肠道微生物及其代谢物可通过DNA甲基化和组蛋白修饰等表观遗传机制影响宿主基因表达。具核梭杆菌感染可诱导CRC细胞的转录组和表观基因组改变。SCFAs如丁酸盐和丙酸盐可修饰组蛋白赖氨酸残基,影响染色质可及性和基因表达。特定微生物群-RNA相互作用可改变参与结直肠肿瘤发生和治疗反应的microRNA和长链非编码RNA通路。目前大部分微生物群相关表观遗传调节的机制证据来自细胞和动物模型。
2.5 免疫抑制与免疫逃逸
菌群失调可通过改变免疫细胞募集和炎症信号重塑肿瘤免疫微环境。在CRC中,具核梭杆菌Fap2黏附素可结合NK细胞和T细胞上的TIGIT并抑制其细胞毒活性。厌氧消化链球菌(Peptostreptococcus anaerobius)可通过整合素α
2β
1/NF-κB/CXCL1信号和MDSC募集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肠道菌群失调可促进免疫抑制性CD8
+ T细胞表型,包括CTLA-4表达增加。在胃癌中,幽门螺杆菌可通过M2样巨噬细胞极化、IL-10/STAT3依赖性树突状细胞成熟障碍及CagA依赖性Sonic Hedgehog信号诱导PD-L1表达,促进免疫抑制微环境。
2.6 机制整合
上述机制相互关联而非独立。菌群失调可改变微生物代谢和上皮屏障功能,增加炎症介质和细菌遗传毒素的暴露,促进DNA损伤、表观遗传改变、慢性炎症和免疫功能障碍,共同促进肿瘤起始和进展。然而,这些通路的存在并不意味着菌群失调在所有情况下都足以导致癌症。
2.7 关键细菌及其主要机制
特定癌症相关细菌,包括梭杆菌属、脆弱拟杆菌、大肠杆菌和幽门螺杆菌,已通过不同机制参与GI肿瘤发生,包括影响上皮完整性、炎症、遗传毒性应激、免疫调节和宿主信号。
3. 肠道微生物组作为癌症治疗结局的调节因子
3.1 免疫治疗:微生物组-ICI轴
肠道微生物组可通过影响全身免疫、肿瘤免疫微环境和微生物代谢物产生来调节癌症免疫治疗的疗效和毒性。单细胞转录组分析显示,完整的肠道微生物群通过增加效应和记忆CD8
+和CD4
+ T细胞群体、减少CD8
+ T细胞耗竭、促进SPP1
+促肿瘤肿瘤相关巨噬细胞向CD74
+抗原呈递状态重编程,增强ICI疗效。
3.1.1 微生物组-ICI相互作用的机制
肠道微生物群有助于全身免疫调节。临床研究将特定微生物谱与ICI反应性相关联。微生物信号可调节树突状细胞功能、抗原呈递和T细胞活化。脆弱拟杆菌多糖A通过TLR2/TLR1和Dectin-1依赖性途径促进免疫调节信号和IL-10产生。微生物代谢物也可改变ICI活性。在黑色素瘤模型中,循环丁酸盐和丙酸盐升高与CTLA-4阻断疗效降低相关。阿克曼菌(Akkermansia muciniphila)与抗PD-1疗效改善相关。抗生素暴露的影响存在混杂因素。
3.1.2 重塑肿瘤微环境
肠道微生物群可通过协调影响肿瘤浸润淋巴细胞、巨噬细胞、抗原呈递细胞和微生物代谢物来塑造肿瘤免疫微环境。次级胆汁酸DCA通过抑制PMCA/Ca
2+-NFAT2信号抑制CD8
+ T细胞效应功能。
3.1.3 免疫治疗中的关键微生物代谢物
SCFAs、胆汁酸、色氨酸衍生代谢物和氧化三甲胺(TMAO)可影响免疫细胞功能和抗肿瘤反应,但其效应取决于特定代谢物、浓度和暴露部位、肿瘤类型和治疗背景。饮食因素可进一步改变微生物组介导的免疫反应。
3.1.4 细菌菌株、FMT和抗生素效应
特定菌株如YB328(Hominenteromicrobium mulieris)通过促进CD103
+CD11b
-常规树突状细胞分化增强抗PD-1疗效。罗伊氏乳杆菌(L. reuteri)通过其色氨酸代谢物吲哚-3-醛促进抗肿瘤CD8
+ T细胞反应。FMT研究显示,在抗PD-1难治性转移性黑色素瘤中,响应者来源的FMT联合抗PD-1再诱导在部分患者中产生客观反应。抗生素暴露与较差的ICI结局相关,但存在混杂。
3.2 化疗:疗效、反应和毒性
肠道微生物群可通过微生物代谢、生物活性代谢物、免疫调节和与抗癌药物的直接相互作用影响化疗疗效、耐药性和毒性。微生物来源的代谢物2-甲基异柠檬酸通过抑制线粒体异柠檬酸脱氢酶、破坏核苷酸稳态和诱导DNA损伤增强5-FU活性。细菌preTA操纵子富集与氟尿嘧啶毒性降低相关。在胰腺癌中,大肠杆菌、粪肠球菌和具核梭杆菌与化疗耐药风险升高相关,而阿克曼菌和双歧杆菌与风险降低相关。
3.2.1 耐药机制
具核梭杆菌通过TLR4/MYD88相关自噬通路和抑制铁死亡促进CRC化疗耐药。丁酸盐通过ID2依赖性IL-12信号增强奥沙利铂疗效。
3.2.2 毒性缓解
化疗常见胃肠道毒性。益生菌干预研究显示特定四联益生菌制剂可减轻CRC术后化疗患者的胃肠道并发症。临床前研究表明益生菌可减轻顺铂肾损伤。
3.3 放疗
临床研究将微生物组成与放疗结局和毒性相关联。临床前研究显示,在微卫星稳定CRC模型中,抗生素介导的微生物群破坏降低了放疗联合免疫治疗的疗效,而口服脆弱拟杆菌或丙酸盐增强了CD8
+ T细胞浸润和治疗反应。因果推断仍受观察性研究限制。
4. 微生物组作为生物标志物:从诊断到预后
4.1 诊断性生物标志物
具核梭杆菌是研究最广泛的CRC粪便微生物标志物。将粪便具核梭杆菌加入粪便免疫化学检测(FIT)可将CRC敏感性从73.1%提高至92.3%,AUC从0.86提高至0.95。四标志物粪便panel联合FIT可检测84.9%的CRC。另一模型结合具核梭杆菌、厌氧消化链球菌、甲基化ITGA4和FIT,AUC达0.958。胰腺癌唾液模型AUC为0.878。这些标志物需在大型前瞻性人群中验证。
4.2 预后性生物标志物
胃癌瘤内具核梭杆菌富集与淋巴结转移和较差生存相关。CRC中具核梭杆菌丰度与复发相关。900例CRC患者中,原发肿瘤微生物组与5年无转移生存相关。胰腺癌肠道微生物组列线图预测化疗耐药性,AUC约0.76。
4.3 治疗反应相关生物标志物
胃癌中幽门螺杆菌阳性患者接受免疫治疗获得更长生存。肝细胞癌中18种肠道细菌模型区分持久临床获益,AUC为0.7563。黑色素瘤中特定肠道菌群与无进展生存相关。
4.4 克服微生物组介导的耐药
厌氧消化链球菌通过募集MDSC损害抗PD-1疗效。镓-多酚功能化鼠李糖乳杆菌GG(LGG@Ga-poly)靶向调节瘤内微生物群增强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效。TMAO促进三阴性乳腺癌抗肿瘤免疫。
4.5 微生物组生物标志物开发的局限性与挑战
不同DNA提取方法可改变超过75%检测物种的丰度。人群差异和混杂因素限制可重复性。未来需要标准化方法、前瞻性多中心研究、独立外部验证和临床效用评估。
5. 治疗策略:恢复共生
5.1 粪菌移植(FMT)
抗PD-1难治性黑色素瘤中,响应者来源FMT联合抗PD-1再诱导产生客观反应(3/10和6/15)。12例难治性ICI诱导结肠炎患者中,83%症状改善,92%临床缓解。FMT仍处于研究阶段。
5.2 益生菌和饮食干预
5.2.1 益生菌和活菌补充剂
CBM588联合nivolumab加ipilimumab治疗转移性肾细胞癌的随机开放标签I期研究显示PFS延长(12.7 vs 2.5个月),但主要微生物组终点未达到。益生菌应视为研究性策略。
5.2.2 饮食调节
高纤维饮食与较低CRC风险相关,西式饮食可促进次级胆汁酸产生。生酮饮食和3-羟基丁酸在临床前模型中增强免疫检查点阻断疗效。饮食干预目前为研究性或支持性策略。
5.3 工程化微生物疗法
LGG@Ga-poly靶向胰腺肿瘤并增强ICB。工程化益生菌联合体通过群体感应系统协调释放治疗载荷。ProCAR平台释放合成CAR靶点。临床方面,VNP20009 I期研究未显示客观肿瘤消退。Saltikva(Salmonella-IL2)联合FOLFIRINOX治疗转移性胰腺癌的II期研究中,接受超过5剂量的亚组中位总生存20.3个月,客观反应率70%,但存在选择偏倚。
6. 管理治疗相关毒性:化疗、放疗和免疫治疗
6.1 化疗相关毒性
细菌preTA操纵子可灭活5-FU并减轻毒性。细菌β-葡萄糖醛酸酶可将SN-38G再活化为细胞毒性SN-38。益生菌制剂可减轻CRC术后化疗胃肠道并发症。
6.2 放疗相关毒性
宫颈癌同步放化疗患者中,肠道菌群改变与放射性肠炎腹泻严重程度相关。抗生素介导的微生物群破坏降低放疗联合免疫治疗效果。
6.3 免疫检查点抑制剂相关不良事件
肠道微生物组成与ICI相关结肠炎相关。FMT在12例难治性ICI诱导结肠炎患者中显示出83%症状改善和92%临床缓解,α多样性和特定菌属增加。
6.4 微生物组为基础的缓解策略
6.4.1 益生菌和其他干预
特定共生菌和代谢物可调节调节性免疫通路和肠道炎症。
6.4.2 饮食因素
饮食组成影响SCFAs和胆汁酸衍生物产生,可能影响宿主免疫反应。
6.4.3 抗生素管理
ICI治疗前后60天内抗生素使用与较短总生存相关(HR=1.273)。但观察性关联不确立因果关系,抗生素应根据临床指征处方。
6.5 风险分层与监测
微生物特征可作为患者分层潜在生物标志物,纵向微生物组谱分析仍为研究性。
6.6 跨模式比较
化疗、放疗和ICI相关毒性的微生物组证据成熟度不同。
7. 局限性与研究优先事项:一个整合框架
7.1 整合的局限性与研究优先事项
需要方法学标准化、独立验证、临床转化。
7.2 证据成熟度与临床转化
7.2.1 机制支持性发现
细菌遗传毒素相关上皮损伤、慢性炎症、微生物代谢物介导的宿主功能调节、具核梭杆菌相关化疗耐药。
7.2.2 临床有前景的发现
肠道微生物多样性与ICI结局相关,FMT研究提供临床概念验证。
7.2.3 验证不足的发现
治疗性益生菌、工程化肿瘤靶向细菌、多数微生物组生物标志物仍为研究性。
7.3 工程化微生物疗法
工程化肿瘤靶向细菌代表不同于恢复肠道共生的治疗范式,大多处于临床前或早期临床阶段。
8. 结论
肠道微生物组是癌症生物学的重要组成,证据将微生物群落及其功能与癌变、抗肿瘤免疫、治疗反应和治疗相关毒性联系起来。领域已从描述性关联发展为明确的机制和早期临床转化,但证据仍具异质性和背景依赖性。核心挑战是确定哪些微生物组相关发现具有可重复性和临床可操作性。微生物组导向策略应基于验证的生物标志物和可重复的临床获益纳入常规实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