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cosystems and People》：Possibilities for strengthening nature experiences and nature stewardship in the ‘not yet engag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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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常认为，鼓励人们花时间接触自然并欣赏自然是促进其参与自然保护管理行为的重要途径。然而，关于那些“尚未参与”（not yet engaged）自然保护的个体如何感知自然环境及自然管理可能性的数据十分有限。本研究通过招募“尚未参与”的个体，为其提供引导式自然体验
通常认为，鼓励人们花时间接触自然并欣赏自然是促进其参与自然保护管理行为的重要途径。然而，关于那些“尚未参与”（not yet engaged）自然保护的个体如何感知自然环境及自然管理可能性的数据十分有限。本研究通过招募“尚未参与”的个体，为其提供引导式自然体验，随后进行现场（in-situ）访谈，考察参与者对这些自然体验及管理行为的认知。定性分析整合了Kellert的价值类型学（value typology）与价值观-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s-Norm theory, VBN），以评估自然被赋予的价值以及管理行动的“要素”。研究发现，所有参与者均对自然表达了积极的赞赏，这体现在自然主义（naturalistic）和审美（aesthetic）价值取向上。然而，参与者较少展现出其他管理行动要素，包括对自身可采取行动的认知，以及对采取特定行动的责任感或道德义务感。这些发现表明，旨在促进保护行动的项目不应仅仅依赖于单独激发对自然的欣赏，还应同时培养对可用行动的认知以及个人的责任感。
论文解读：自然体验能否驱动“未参与群体”的自然管理意愿？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
自然保护领域的政策与实践普遍假设，增加公众与自然的接触能够提升其对自然的欣赏、关切，并最终转化为参与保护管理行动的动力。国际自然保护联盟等组织发起的#NatureforAll运动正是基于这一理念。大量人口研究表明，花更多时间在自然环境中、主观感受到与自然联结更强的个体，更倾向于重视自然、关注保护挑战并愿意参与保护行动。
然而，现有研究的一个显著空白在于缺乏对那些“尚未参与”（not yet engaged）自然保护群体的深入理解。这类人群可能因可达性差、日常生活压力、健康状况不佳、心理障碍（如感觉不属于自然）或社会劣势等原因，与自然互动有限。他们可能依赖刻板印象而非基于经验的认知来看待自然环境，这种刻板印象可能“延续非使用的循环”。因此，制定有效的推广策略需要了解目标群体的需求、价值观及潜在的行动障碍。本研究旨在填补这一空白，通过为低自然重要性认同的社区成员提供引导式自然体验，并在现场进行访谈，探究他们对自然体验及自然管理可能性的认知。
二、研究方法与技术路线
研究人员采用定性研究方法，首先通过一项筛选问题（“自然与野生动物对你如何看待自己有多重要？”）从悉尼大都市区招募了19名评分≤6（满分10分）的“尚未参与”个体。研究选取了五个兼具绿地（灌木林）、蓝空间（海岸或河口区域）及便利设施（停车位、座椅）的场地作为访谈地点。每场约90分钟的流程包括：开场讨论收集基本信息，由自然向导讲解当地自然历史、生物多样性及生态系统服务等知识，随后进行半结构化访谈。数据分析采用NVivo软件，依据Kellert价值类型学和价值观-信念-规范理论（Value-Beliefs-Norm theory, VBN）进行主题编码，并由两名团队成员共同完成编码以确保一致性。
三、研究结果
3.1 对自然体验的价值取向——基于Kellert框架
3.1.1 自然主义与审美价值
主导的价值取向是自然主义价值，表现为对“平和与宁静”“放松”或“自由”的感受。参与者普遍描述了积极的声音景观（如海浪声、鸟鸣声）或远离人造噪音的体验。与之紧密相关的是审美价值，许多人形容环境“如此美丽”。部分参与者还回忆起正面的童年记忆或家庭时光。
3.1.2 生态-科学价值
几乎所有关于生态-科学价值的讨论都出现在引导式体验之后。所有参与者都对所学内容表现出兴趣、好奇和兴奋，例如惊叹于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知识，并希望此类教育能在学校普及。
3.1.3 道德主义价值
参与者普遍同意自然应受保护，但多为笼统的支持性陈述，如“我们必须照顾它”。
3.1.4 功利主义价值
无人提及依赖自然资源谋生，而是将自然视为锻炼、遛狗等休闲活动的场所，以及带来健康和社会益处的空间。
3.1.5 其他价值取向
无人表现出强烈的情感依恋（人文主义价值）。少数人提及精神价值，如“沉思自我与世界”。无人表现出强烈的负面价值（negativistic），仅少数人提到对有毒动物的担忧。象征主义和支配主义价值未出现。
3.2 管理的“要素”——基于VBN理论
3.2.1 后果意识——行动的必要性
参与者普遍认识到需要保护自然，但讨论较为抽象，很少将具体行动与具体影响联系起来。一些人提到污染或城市开发对绿地的威胁，并强调本地化、可触及的信息（如标牌）有助于提醒人们行动的重要性。
3.2.2 后果意识——识别行动
在问及具体保护行动前，参与者主要聚焦于减少游客影响和避免直接破坏环境的行为，如不乱扔垃圾、拔除杂草等。许多人对公共自然空间中适合自己参与的行动感到茫然，表示“不知道要做什么”。对日常生活中的保护行动（如公民行动、捐款）认知有限。
3.2.3 后果意识——感觉有能力行动
许多人对参与管理持积极态度，但普遍担心时间、规划和理解力方面的投入。他们认为管理行动难以融入日常生活，更偏好一次性活动而非持续承诺。社交因素也很重要：有人强调需要信任的团体或同伴陪同，也有人反映曾遭遇老志愿者的排斥。
3.2.4 责任归属与个人规范
部分参与者表达了笼统的责任感，如“我们都应该尽一份力”，但多数讨论使用了抽象的“每个人”“政府”等词汇，而非“我”。政府被视为保护自然的主要责任方。个人规范（对采取特定行动的道德义务感）普遍薄弱，仅局限于低影响的可持续行为（如拒绝塑料袋）。
四、讨论与结论
4.1 讨论要点
尽管筛选得分较低，所有参与者都在引导式体验后表现出强烈的自然欣赏和保护愿望，这与自然主义和审美价值取向一致。然而，这种欣赏并未自动转化为行动所需的认知和责任。行动意识（程序性知识）的缺失是关键瓶颈：参与者主要想到的是就地减害行为（如捡垃圾），而对更广泛的保护行动缺乏认识。责任归属方面，参与者倾向于将责任归咎于“不负责任的他人”和政府机构，而非主动承担个人角色。这提示，单纯依赖自然体验不足以激发管理行动，必须配套强化行动认知和个人责任感的策略。
4.2 实践启示
社区参与的有效性需与受众价值观对齐。对于本群体，自然被视为休闲放松之所，但需增强个人责任感。建议采取合作模式，让社区与政府机构协作，而非削弱政府作用。分享社区贡献故事、创造跨社会群体的共享体验，有助于培养共担责任。同时需承认，自然体验本身具有诸多益处（如福祉、社会互动），可能间接支持管理行动，但结构性障碍（资源、可达性）和心理障碍仍需系统性应对。
4.3 研究局限
研究聚焦于一次性的引导式体验，且选择的是具备游客基础设施的可达场地，这可能影响结果的普适性。此外，筛选标准仅基于单一维度的自然认同，而个体与自然的关系是多维的。未来研究应在不同社会-地理背景下检验这些发现。
4.4 结论
研究证据支持推广自然休憩和自然欣赏的多种理由。具体而言，自然体验可以揭示和培养自然欣赏，但研究人员的发现表明，促进管理需要的不仅仅是积极的体验和欣赏。相反，社区成员需要熟悉合适的管理行动，并产生超越减少游客影响的行动责任感。旨在加强管理参与的项目可以建立在自然体验的基础上，但需要纳入强调社区和个人行动作用的组成部分，并培养共担责任的感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