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言
"10亿"与"1%":前者是全球受精神障碍困扰的人口数量（World Health Organization, 2022）,后者则是许多国家卫生保健预算中投入心理健康服务的比例（Rajkumar, 2022）,二者之间存在显著落差。由此形成的心理健康治疗鸿沟是全球性现象（Brohan et al., 2024）。为应对这一状况,学者们呼吁开发"能满足游客心理健康需求的新旅游产品"（Smith & Diekmann, 2017, p. 8）。
响应这一呼吁,旅游学者越来越多地探索多样旅游体验的潜在心理健康益处,包括自然类旅游、冒险旅游、虚拟旅游与冥想旅游（Avecillas-Torres et al., 2025; Buckley et al., 2022; Guo et al., 2025; Leong et al., 2024）。在这一更广泛的研究脉络中,动物类旅游逐渐成为应对焦虑与抑郁尤其有前景的一种路径,并得到理论推理与实证证据的双重支持。以往研究表明,动物类旅游可缓解焦虑与抑郁症状,并强调人—动物互动在产生这些益处中的核心作用（Lin et al., 2024; Lin & Li, 2024）。然而,这些效应迄今主要是在一般游客人群中进行考察的,其中焦虑与抑郁被视为心理结果变量,而非样本的界定特征。考虑到具有临床意义水平的焦虑与抑郁症状者可能表现出不同的认知与行为模式（Halahakoon et al., 2020; Spinhoven et al., 2017）,一般人群中所观察到的益处能否延伸至这些群体仍不明确。因此,需要针对此类人群开展专门研究。
此外,对这些益处产生机制的解释目前仍以理论为主。跨学科视角,包括亲生命假说、社会供给理论与社会认知理论,为人—动物互动的心理益处提供了合理的解释（Chavaly & Naachimuthu, 2020; Weiss, 1974）。这些机制及其理论边界条件主要源自动物辅助干预的临床研究（Lin & Li, 2024）。鉴于临床情境与旅游情境之间的差异,这些机制能否适用于动物类旅游不能默认成立,而需经验证的检验。
为弥补上述研究缺口,本研究设有三个目标:
- 1.
经验性地评估动物类旅游对抑郁与焦虑人群心理健康的心理健康治疗效应；
- 2.
探索动物类旅游影响抑郁与焦虑人群心理健康结果的潜在机制；
- 3.
识别影响动物类旅游心理健康治疗效果的条件,特别是人—动物互动的强度水平。
为实现上述目标,我们对符合既定焦虑与抑郁临床筛查阈值的游客开展了一项混合方法研究,结合了随机化现场实验与实验后访谈。借鉴临床干预研究的做法,现场实验将随机分组与前测—后测及随访评估相结合,以评估动物类旅游的即时与持续心理健康治疗效果。为解释这些效应的产生方式,研究整合了三种理论机制。亲生命机制认为,与动物互动能够加强个体与更广阔自然世界的联结（Kruger & Serpell, 2010; Yerbury & Lukey, 2021）；社会供给机制将动物视为不带评判的关系伙伴,可为个体提供支持感（Brooks et al., 2018; Weiss, 1974）；社会认知机制则提出,与动物相关的活动能够创造掌握性体验,并促使个体对压力作出更具适应性的应对（Bandura, 1997; Berget et al., 2008; Pedersen et al., 2011）。这三种机制分别通过人与自然联结、感知到的社会支持以及积极与消极应对加以考察。此外,互动强度被作为边界条件加以检验,以判断这些机制与心理益处在何种情况下会被强化或削弱。实验结束后,对每位参与者进行了访谈。数据采用框架分析法（framework analysis）进行处理,使我们得以更深入地探究定量研究部分的结果（Parkinson et al., 2016）。
本研究做出多项贡献。首先,这是少数几项在实质意义上开展以旅游为基础的心理健康治疗研究的尝试之一。通过招募符合临床筛查阈值的游客,并采用随机化、前测—后测比较及随访评估,本研究回应了旅游业心理健康益处应依据健康研究标准加以评估的呼吁（Buckley, 2023; Buckley et al., 2022）。更重要的是,本研究实现了真正的跨学科整合。研究并未全盘照搬临床理论,而是将动物辅助干预研究中的机制转化为可检验的路径,并在旅游情境中进行评估,从而能够依据旅游情境下的证据对这些解释予以支持、修正或否定。在实际应用层面,以往研究较少关注面向心理脆弱人群的旅游体验之刻意设计（Goh et al., 2024）。本研究通过有意配置人—动物互动的强度,使旅游疗法由对偶然益处的被动观察,转向对能够强化治疗效果之体验的主动设计。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