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The dual burden of disease: Depression among patients with multidrug resistance tuberculosis in low-income and lower- middle-income countries: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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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言:耐多药结核病(MDR-TB)持续构成严重全球卫生挑战,尤其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LLMICs),这些地区疾病负担、卫生系统脆弱和社会经济困难最为突出。这些条件不仅使治疗复杂化,也加重患者对抑郁的易感性。尽管大量原始研究调查了MDR-TB患者中抑郁的患病
引言:耐多药结核病(MDR-TB)持续构成严重全球卫生挑战,尤其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LLMICs),这些地区疾病负担、卫生系统脆弱和社会经济困难最为突出。这些条件不仅使治疗复杂化,也加重患者对抑郁的易感性。尽管大量原始研究调查了MDR-TB患者中抑郁的患病率,但结果不一致。为解决这一空白,本研究旨在估计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MDR-TB患者抑郁的合并患病率并识别其相关因素。
方法:研究人员从Google Scholar、Scopus、PubMed和Web of Science检索相关研究。此外,手动审查入选文章的参考文献列表以识别更多符合条件出版物。采用随机效应模型(random-effects model)计算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MDR-TB患者抑郁的合并患病率。
结果:该Meta分析纳入23项原始研究,合并样本量为5,734例MDR-TB患者。该人群抑郁的合并患病率为41.89%(95% CI:32.63–51.15;I2 = 98.51%,P < 0.001)。若干因素与抑郁显著相关,包括女性性别(AOR = 2.00,95% CI:1.66–2.41)、经济困难(AOR = 2.56,95% CI:1.44–4.55)、存在合并症(AOR = 3.72,95% CI:2.11–5.38)、疾病严重程度更高(AOR = 2.13,95% CI:1.42–3.12)、药物相关副作用(AOR = 2.77,95% CI:2.20–3.48)以及感知到的污名(AOR = 3.58,95% CI:2.13–6.02)。
结论: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MDR-TB患者中抑郁患病率显著较高。这些发现强调实施常规抑郁筛查并将心理社会支持纳入患者照护的重要性。
研究背景:耐多药结核病(MDR-TB)仍是全球公共卫生挑战,在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LLMICs)中疾病负担、卫生系统约束和社会经济脆弱性最重。MDR-TB治疗疗程长、药物不良反应多、社会隔离、经济困难、治疗失败和死亡率高,使患者面临精神卫生障碍风险,尤其是污名和抑郁。近年来,MDR-TB与抑郁共存的“双重负担”受到关注。抑郁以持续悲伤、兴趣丧失和功能损害为特征,可与躯体疾病协同恶化健康结局。然而,现有原始研究关于MDR-TB患者抑郁患病率和相关因素的结果不一致,例如越南为70.2%、印度尼西亚为68.6%、巴基斯坦为69.5%,而刚果民主共和国为5%、缅甸为10.3%、巴基斯坦为12%。在MDR-TB负担高的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尚缺乏综合证据。因此,研究人员开展本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旨在合并MDR-TB患者抑郁患病率并识别相关因素,为整合照护模式提供依据,支持世界卫生组织全民健康覆盖和精神卫生整合目标。
研究人员开展的研究:该研究遵循系统评价和Meta分析首选报告项目(PRISMA)指南,方案注册于PROSPERO(CRD420261298122)。研究人员检索Google Scholar、Scopus、PubMed和Web of Science,并手工审查参考文献;纳入2017—2024年英文、LLMICs、横断面研究,报告抑郁患病率和/或至少一个相关因素;排除无法获取摘要或全文、匿名、社论、系统评价、Meta分析和定性研究。两名研究者独立筛选,第三名解决分歧。采用Joanna Briggs Institute(JBI)清单评价质量,标准化工具评估偏倚风险。最终纳入23项横断面研究、5,734例MDR-TB患者。使用STATA 17,采用DerSimonian–Laird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患病率;用I
2和Cochrane Q评估异质性;用漏斗图和Egger检验评估发表偏倚,并进行trim-and-fill;进行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采用GRADE评估证据确定性。结论为MDR-TB患者抑郁合并患病率为41.89%(95% CI:32.63–51.15;I
2=98.51%,P<0.001),相关因素包括女性性别、经济困难、合并症、疾病严重程度、药物副作用和感知污名。其意义在于强调将常规抑郁筛查和心理社会支持整合到MDR-TB照护。
关键技术方法:系统检索四个数据库及参考文献,双人筛选与数据提取,JBI质量评价和偏倚风险评估。采用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患病率与调整后比值比(AOR);用I
2、Cochrane Q评估异质性;用漏斗图、Egger检验和Duval-Tweedie trim-and-fill评估发表偏倚;进行敏感性分析和按年份、地区、样本量、评估工具、非洲/非非洲设置的亚组分析;采用GRADE评估证据确定性。样本来源为23项横断面研究、共5,734例来自LLMICs的MDR-TB患者,其中南亚16项、撒哈拉以南非洲4项、东南亚3项。
研究结果:
研究选择:数据库初检7,290条,去重3,209条后剩4,081篇;筛题摘要后116篇全文评估,排除93篇,最终纳入23项。
纳入研究基本特征:共5,734例;南亚16项、撒哈拉以南非洲4项、东南亚3项;均为横断面设计。评估工具中,患者健康问卷-9(PHQ-9)9项(39.13%),医院焦虑抑郁量表(HADS)5项,汉密尔顿抑郁量表(HDRS/HAM-D)3项,临床诊断3项,结构化临床访谈(SCID)1项,Zung自评抑郁量表-25(SDS-25)1项,Hopkins症状清单-25(HSCL-25)1项。患病率范围5%—70.2%。质量评价中,10项7/8、12项6/8、1项5/8;偏倚风险17项低、6项中。
Meta分析:随机效应模型合并抑郁患病率为41.89%(95% CI:32.63–51.15),I
2=98.51%,P<0.001。
发表偏倚:漏斗图不对称提示发表偏倚;trim-and-fill加入5项假定缺失研究后,合并患病率从41.89%降至28.75%。
异质性探究:I
2较高,故进行敏感性分析和亚组分析。
敏感性分析:各研究效应量与合并估计接近,无单一研究产生不成比例影响。
亚组分析:2021年后研究为45.57%,2021年及以前为37.79%;东南亚49.02%、撒哈拉以南非洲42.91%、南亚40.24%;样本量<249为41.12%,≥249为44.04%;PHQ-9为47.42%、HADS为42.63%、HAM-D为38.10%、其他为34.73%;非洲42.91%、非非洲41.69%。亚组后异质性仍高,提示其他方法或临床因素。
证据确定性:GRADE评价为低;因严重异质性降两级,因发表偏倚降一级,风险偏倚未降级。
相关因素:女性性别AOR=2.00(95% CI:1.66–2.41;I
2=0.00%);经济困难AOR=2.56(95% CI:1.44–4.55;I
2=82.38%);合并症AOR=3.72(95% CI:2.11–5.38;I
2=0.00%);高严重程度AOR=2.13(95% CI:1.42–3.12;I
2=66.17%);药物副作用AOR=2.77(95% CI:2.20–3.48;I
2=0.00%);感知污名AOR=3.58(95% CI:2.13–6.02;I
2=0.00%),均P<0.001。
讨论部分总结:该合并患病率高于欧洲25%和中国13%,低于南亚54%,与结核病患者40%—50%的估计一致。异质性可能源于研究地点、人群、诊断工具、筛查工具与结构化访谈差异、样本量及发表年份,亚组分析后仍高。女性患者发生抑郁风险约为男性2倍,讨论认为与污名、社会隔离、歧视、生育和婚姻担忧、生物激素和压力反应差异及内化压力有关。经济困难与直接医疗、非医疗和间接成本以及灾难性支出有关,可通过食物不安全、负债、社会边缘化和照护可及性降低导致抑郁。合并症患者因慢性炎症、免疫失调、功能损害、多重用药、费用和恐惧并发症风险更高。高严重度通过持续炎症、生产力损失、经济压力、社会隔离和死亡恐惧增加抑郁。药物副作用如胃肠道反应、耳毒性、周围神经病、肝毒性、甲状腺功能减退和神经精神症状,环丝氨酸和既往注射剂与神经精神不良反应相关。感知污名通过社会隔离、支持减少和自尊下降影响抑郁,并可影响求医、隐瞒诊断和中断治疗。讨论强调将心理社会支持、常规筛查、咨询、同伴支持、营养援助和收入支持整合到MDR-TB照护。局限性包括横断面设计不能推断因果、研究间差异导致异质性、仅纳入英文研究有语言偏倚、证据确定性低限制外推。
结论翻译:低收入和中低收入国家MDR-TB患者中抑郁的合并患病率显著较高。女性性别、经济困难、合并症、严重疾病状态、药物副作用和感知污名被确定为该人群抑郁的显著合并预测因素。决策者、研究人员和医疗保健提供者应优先将常规抑郁筛查和心理社会支持整合至MDR-TB照护服务中。此外,营养援助和收入支持项目等策略对于缓解经济压力和提高受影响患者心理福祉至关重要。未来研究应采用纵向设计,以更好理解合并症、疾病严重程度、药物相关不良反应、感知污名与抑郁发生之间的时间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