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LOS One》:First responders’ experiences and training needs at the scene of a suspected suicide in Ireland: A mixed methods stud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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背景:第一响应人员(first responders)被归类为最先响应紧急呼叫并到达紧急现场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警察、紧急医疗救护技术人员(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消防员和水上安全人员。第一响应人员在自杀后干预(postv
背景:第一响应人员(first responders)被归类为最先响应紧急呼叫并到达紧急现场的人员,包括但不限于警察、紧急医疗救护技术人员(emergency medical technicians)、消防员和水上安全人员。第一响应人员在自杀后干预(postvention)中发挥关键作用,为自杀丧亲者提供支持并预防不良结局。然而,许多响应人员对于如何有效支持自杀丧亲者感到不确定,且往往缺乏正式的自杀后干预培训。本研究旨在探索并理解第一响应人员在疑似自杀现场的经历与培训需求。
方法:采用混合方法研究设计。对第一响应人员进行了一项全国性定量调查。使用多元方差分析(multivariate ANOVA)分析了既往自杀相关培训对自杀素养(suicide literacy)、态度和自杀后干预知识的影响,并调整了社会人口学因素。通过焦点小组收集定性数据,并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进行分析。
结果:共有1587名第一响应人员完成了调查。参与者对自杀预防和自杀个体表现出积极和非污名化的态度,但在自杀素养、自杀后干预知识、组织支持和准备度方面得分较低。既往自杀相关培训与更高的素养、态度和自杀后干预知识显著相关,尽管效应量较小。来自10个焦点小组的定性研究结果显示,在应对疑似自杀时,培训与信心方面存在显著差距。参与者还描述了到达现场所带来的巨大情感负担,并强调事后支持的必要性。
结论:到达疑似自杀现场对第一响应人员产生影响。有限的自杀预防和自杀后干预培训带来了挑战,尤其是在与丧亲者沟通方面。这些发现强调了提供全面自杀预防和自杀后干预培训以及配置充分支持的必要性。
研究背景与问题:第一响应人员是指最先响应紧急呼叫并到达紧急现场的专业人员及志愿者,包括警察、紧急医疗救护技术人员、消防员、水上安全人员等。由于其职业角色,第一响应人员比普通人群更频繁地暴露于自杀事件。已有研究显示,警察职业生涯中平均经历30次自杀暴露,消防员平均13.1次,救护人员亦有高频暴露。在爱尔兰,2022年自杀死亡率为每10万人8.6例,提示该国第一响应人员可能面临较高自杀暴露风险。反复的职业暴露与压力、睡眠障碍、物质滥用、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及抑郁等不良心理结局相关。尽管应对疑似自杀现场对第一响应人员具有情感挑战,但其经历常被忽视,且缺乏正式的自杀后干预(postvention)培训。自杀后干预是指为自杀幸存者设计的促进恢复并预防不良结局的活动。第一响应人员通常在死亡后72小时内与丧亲者接触,在自杀后干预中扮演关键角色。然而,许多人对如何有效支持丧亲者感到不确定,培训不足且不受重视。爱尔兰2026-2036年自杀预防战略“Connecting for Life”已将第一响应人员纳入自杀后通知路径和丧亲者支持体系。因此,本研究旨在探索并理解第一响应人员应对疑似自杀现场的经历与培训需求,尤其关注自杀后干预培训要求。
研究人员采用收敛平行混合方法设计,对爱尔兰全国第一响应人员进行定量调查和定性焦点小组。定量调查共纳入1587名第一响应人员,覆盖爱尔兰所有县;定性研究包括10个多学科焦点小组,共43名参与者。研究发现,第一响应人员对自杀预防和自杀个体持积极、非污名化态度,但自杀素养、后干预知识、组织支持和准备度得分较低。既往自杀相关培训与更高素养、态度和后干预知识显著相关,但效应量较小。定性结果显示培训不足、信心缺乏、情感负担重,且事后支持不一致。研究意义在于强调需要全面、强制性的自杀预防和后干预培训,以及一致、以人为中心的组织支持,以改善第一响应人员和丧亲者的结局。
技术方法:研究采用混合方法。定量部分通过Qualtrics平台开展全国性在线调查,数据收集时间为2025年1月至6月。调查通过国家指导小组网络(包括健康服务执行局(HSE)国家自杀预防办公室(NOSP)、爱尔兰警察(An Garda Síochána, AGS)、国家救护车服务(NAS)和消防服务)及社交媒体分发,纳入标准为爱尔兰第一响应人员。测量工具包括26项自杀素养量表(LOSS)、21项自杀后干预知识量表(KSPS)、12项职业自杀态度问卷(OSAQ)及自编7项准备度量表(α=0.85)。数据分析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和多元方差分析,调整社会人口学因素。定性部分于2025年6月至9月进行10场在线多学科焦点小组,每组3-7人,共43人,由2-3名研究人员主持,时长68-95分钟。焦点小组数据采用反思性主题分析(reflexive thematic analysis),由研究人员在相对主义本体论和解释主义认识论指导下进行编码和主题归纳。样本队列来源为爱尔兰各地第一响应人员,以AGS成员为主。
研究结果:
3.1 定量结果(Quantitative results)
3.1.1 参与者特征(Participant characteristics):基于全国调查,共有1587名第一响应人员参与,覆盖爱尔兰所有县。参与者以男性(65.8%)和30-59岁(93.9%)为主。AGS成员占59.3%,社区第一响应人员(CFRs)占15.7%,NAS占14.8%,消防服务占9.6%,其余为志愿组织。93%报告曾到达疑似自杀现场,47.3%曾受亲友自杀影响。近三分之二曾完成自杀相关培训,其中35.3%为强制性培训,28.2%为自主专业发展。
3.1.2 自杀素养、态度、准备度与后干预知识:调查显示,参与者在自杀素养量表(LOSS)总分平均16.71(满分26),处于中等水平;其中“治疗”子量表得分最高,“自杀迹象”子量表最低。职业自杀态度问卷(OSAQ)总分平均32.74(满分48),其中对自杀预防和自杀个体的态度得分较高,但“组织自我效能”子量表得分最低(7.58/14)。自杀后干预知识量表(KSPS)平均11.81(满分21)。准备度量表平均2.91(满分5),表明参与者自认未得到充分准备。
3.2 既往自杀相关培训的影响(Impact of previous suicide-related training)
基于定量方差分析,比较了完成强制培训、非强制培训和未培训三组。
3.2.1 自杀素养:培训与总素养及所有子量表得分显著增加相关(p<0.001),效应量低(η
2=0.01-0.03)。强制培训组和非强制培训组均显著高于未培训组,但“治疗”子量表上非强制培训与未培训无显著差异。
3.2.2 自杀后干预知识:未调整分析中培训无显著影响;调整协变量后,强制和非强制培训组均显著高于未培训组。
3.2.3 自杀态度:培训与总OSAQ得分显著相关,但主要受“组织自我效能”驱动;对自杀预防和自杀个体的态度子量表无显著关联。强制和非强制培训组均显著高于未培训组。
3.2.4 自杀准备度:培训显著增加准备度得分(p<0.001,η
2≈0.07),三组间两两差异均显著。
3.3 定性结果(Qualitative results)
通过10个焦点小组收集数据,识别出5个主题。
3.4 主题(Themes)
3.4.1 主题1:响应呼叫:准备与程序(Responding to the Call: Preparation and Procedure):定性访谈显示,第一响应人员通过身体和心理准备应对自杀现场,但“充分准备”被认为不可能。组织程序和指南有助于进入“自动驾驶”模式,以任务为导向保持冷静。
3.4.2 主题2:在现场:挑战、沟通与协作(At the Scene: Challenges, Communication, Collaboration):参与者报告等待其他机构到达时间较长,但机构间协作积极、角色清晰。与丧亲者的沟通被一致认为最具挑战性,缺乏沟通指导,担心说错话。
3.4.3 主题3:自杀的情感影响(The Emotional Impact of Suicide):参与者描述早期职业暴露、连续自杀呼叫、传递噩耗的创伤,以及情感负担延伸至个人生活。长期重复暴露导致韧性逐渐耗竭,甚至导致离职。
3.4.4 主题4:支持与同侪情谊的光谱(The Spectrum of Support and Camaraderie):正式支持不一致,有时被视为“打勾”式管理。事后反思(debriefs)和同侪互助是重要应对机制,但文化和个人障碍仍阻碍求助。
3.4.5 主题5:在工作中学习与未来培训愿景(Learning on the Job and Visions for Future Training):在缺乏正式培训的情况下,参与者通过经验观察学习。他们强调需要沟通技能培训、传递坏消息培训,强烈要求面对面、角色扮演的强制性培训,并建议培训应体现多机构视角。
讨论与结论:研究发现第一响应人员对自杀预防持积极态度,但自杀素养中等,准备度不足,特别是与丧亲者沟通困难,这与低后干预知识一致。既往培训虽与更好结局相关但效应量小,提示需要额外干预。研究人员建议采用如SPIKES(Setting, Perception, Invitation, Knowledge, Emotions/Empathy, Strategy/Summary)协议等结构化方法进行坏消息沟通,结合角色扮演和模拟训练,并强调支持应从临时措施转向系统化、以人为中心的机制。此外,培训应强制、多组件,并纳入不同机构视角。研究还指出,组织支持不一致,同侪支持重要,但需要文化变革以鼓励求助。结论翻译:这项具有全国代表性的混合方法研究为第一响应人员应对疑似自杀现场的经历和培训需求提供了宝贵的见解。研究发现,第一响应人员经常暴露于自杀,并面临相当情感要求的现场,尤其是与丧亲者和社区的互动。尽管如此,培训不一致,组织支持可变。自杀素养、准备度和后干预知识的差距凸显了对结构化和强制性培训的需求。同样,第一响应人员的福祉应通过一致和以人为中心的支持得到更好保障。总的来说,这些发现呼吁协调一致的培训,将准备度、与丧亲者的沟通以及第一响应人员的福祉置于核心,以改善第一响应人员及其互动的丧亲家庭成员的结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