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脏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在生理性与病理性心肌肥厚中的作用——聚焦ACE2/Ang-(1–7)/Mas轴

《Journal of the 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Role of the renin-angiotensin system in physiological and pathological cardiac hypertrophy - focus on the ACE2/Ang-(1–7)/Mas axis

【字体: 大 中 小 】 时间:2026年10月14日 来源:Journal of the Renin-Angiotensin-Aldosterone System 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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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心肌肥厚(cardiac hypertrophy)是心脏对生理性与病理性刺激产生的动态适应性反应。生理性肥厚(physiological hypertrophy),如运动训练和妊娠所诱导的肥厚,通常与心脏功能保留及可逆性重构相关。相比之下,病理性肥厚(path

  
心肌肥厚(cardiac hypertrophy)是心脏对生理性与病理性刺激产生的动态适应性反应。生理性肥厚(physiological hypertrophy),如运动训练和妊娠所诱导的肥厚,通常与心脏功能保留及可逆性重构相关。相比之下,病理性肥厚(pathological hypertrophy)以纤维化(fibrosis)、氧化应激(oxidative stress)、炎症(inflammation)及向心力衰竭(heart failure)进展为特征。在参与心脏重构的主要调控系统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enin-angiotensin system, RAS)在适应性及适应不良性心脏生长中均发挥核心作用。经典ACE/Ang II/AT1受体轴的激活促进病理性重构,而具有反向调节作用的ACE2/Ang-(1–7)/Mas轴则通过减轻病理性心肌肥厚与纤维化发挥重要的心脏保护效应。此外,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该保护性轴亦有助于生理性肥厚的正常发展,尤其是在运动训练与妊娠期间,支持适应性心脏生长与重构。本综述概述了RAS以及生理性与病理性心肌肥厚的一般特征,重点阐述了ACE2/Ang-(1–7)/Mas轴作为心肌细胞生长、心肌重构及心脏在生理与病理条件下适应性调节的关键调控因子的作用。
引言
成年哺乳动物心脏主要通过增大现有心肌细胞而非生成新细胞来适应持续增加的工作负荷,因为心肌细胞在出生后不久即基本退出细胞周期,此后仅保留较低的更新率。由此产生的肥厚并非单一实体。运动与妊娠等生理性刺激产生可逆性生长,其与血管生成相匹配,不累及间质,并保留或改善心脏功能。高血压、心肌疾病和心肌梗死等病理性刺激则产生伴随纤维化、毛细血管稀疏、代谢与电重构以及心力衰竭和心律失常风险增加的生长。与肥厚相关的分子通路和结构重构在生理性与病理性情境下存在显著差异,对心脏性能及长期预后具有重要影响。
在参与心脏重构的神经体液系统中,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RAS)在调节心肌细胞生长、存活和基因表达方面发挥核心作用,不仅参与驱动病理性心肌肥厚的适应不良信号通路,还参与可能介导适应性生理性肥厚反应的背景依赖性调节机制。
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ACE2)/血管紧张素-(1–7) [Ang-(1–7)]/Mas受体轴在心肌肥厚中表现出看似截然不同的作用:它抑制病理性肥厚,同时似乎支持运动与妊娠诱导的生理性肥厚。一旦理解该轴调控的不是心脏生长的幅度,而是其质量——在对抗适应不良性重构的同时促进适应性生长,无论起始刺激如何——这种区别便自然成立。本综述围绕这一框架展开,提出ACE2/Ang-(1–7)/Mas轴最好被理解为一个心脏重构质量的调控因子,而非简单的抗肥厚制动器。
肾素-血管紧张素系统
RAS是心血管稳态的核心调节系统,在控制动脉血压、体液平衡和电解质稳态中发挥关键作用。该级联始于肾素对血管紧张素原的裂解,形成血管紧张素I(Ang I)。ACE随后去除C端二肽生成八肽Ang II,后者通过AT1和AT2受体传递信号。AT1介导血管收缩、肾脏钠水潴留、交感易化以及醛固酮和加压素释放;其持续激活驱动高血压、心脏与血管肥厚、纤维化、炎症和肾损伤。AT2通常拮抗AT1,引发血管舒张、抗增殖、抗炎和抗肥厚反应,尽管其在疾病中的作用尚未完全明确。
除经典ACE/Ang II/AT1轴外,RAS还包含日益被认识到具有功能意义的替代通路。该所谓保护性轴的关键组分是Ang-(1–7),一种七肽,主要通过ACE同源物ACE2裂解Ang II生成,ACE2去除对Ang II与AT1受体结合至关重要的C端苯丙氨酸残基。Ang-(1–7)也可通过ACE活性从血管紧张素-(1–9)生成,或通过脑啡肽酶和脯氨酰内肽酶等内肽酶直接由Ang I或Ang II生成。其生物学效应主要由Mas受体介导,Mas是Ang-(1–7)的功能性G蛋白偶联受体,其激活通常拮抗ACE/Ang II/AT1臂的血管收缩、增殖和促炎作用。
Ang-(1–7)/Mas信号通过PI3K/Akt依赖性通路促进内皮型一氧化氮合酶(eNOS)激活,增加一氧化氮(NO)生物利用度,从而有利于血管舒张和内皮保护。此外,Ang-(1–7)发挥抗增殖、抗炎、抗氧化、抗肥厚和抗纤维化作用,减少血管平滑肌生长、氧化应激、白细胞募集、巨噬细胞驱动的血管炎症及不良组织重构。
该臂还延伸出两种保护性肽:alamandine,其与Ang-(1–7)仅有一个N端残基差异,主要通过Mas相关G蛋白偶联受体D(MrgD)传递信号;以及新近描述的alamandine-(1–5)。
心脏肥厚
生理性与病理性肥厚
心脏肥厚由机械转导启动,将机械和神经体液输入转化为转录和翻译程序。核心生物物理驱动因素是心室壁应力,根据Laplace原理,壁应力随腔内压和腔室半径增大而升高,随壁厚增加而降低,这解释了压力与容量超负荷为何触发生长。尽管生理性和病理性肥厚常被对比为独立级联,但其分子特征重叠,共享效应器——包括钙调磷酸酶/活化T细胞核因子(NFAT)和磷酸肌醇3-激酶(PI3K;p110α)/Akt通路——可根据激活的强度、持续时间和细胞环境而偏向任一结果。然而,两种刻板程序仍具有区分价值。适应不良程序由持续的神经体液刺激启动:Ang II、内皮素-1和儿茶酚胺作用于Gq/11和Gs偶联受体,动员Ca2?并激活蛋白激酶C、钙调磷酸酶/NFAT和CaMKII/HDAC/MEF2轴以及ERK1/2、JNK和p38 MAPK级联,并被NADPH氧化酶和线粒体来源的活性氧(ROS)放大;结果是胎儿基因再激活、纤维化和收缩功能障碍。适应性程序由发育、运动和妊娠期间的生长因子信号启动:IGF-1/胰岛素–PI3K(p110α)/Akt/mTOR信号,辅以VEGF、整合素、eNOS–NO–cGMP–蛋白激酶G和LKB1–AMPK输入,扩展翻译能力并使血管生成与肌细胞生长相匹配,同时GSK3β的紧张性抑制允许受控生长而不发生适应不良的转录重编程。与此二分法一致,钙调磷酸酶/NFAT偶联参与病理性而非生理性肥厚,为区分两者提供了早期分子标准。
RAS在左心室肥厚中的作用
RAS是左心室(LV)结构和功能的核心决定因素,也是肥厚性重构的关键驱动因素。在高血压和心力衰竭中,全身性RAS激活增加后负荷和交感张力,升高壁应力并间接促进肥厚,而局部心脏RAS则在心肌细胞、成纤维细胞、内皮和血管平滑肌内实现高影响、空间受限的信号传导,且可在循环RAS看似受控的情况下持续存在。在此框架内,心脏肥厚反映RAS各轴之间的失衡。ACE/Ang II/AT1通路占优势——被醛固酮/盐皮质激素受体信号放大——通过MAPK、ROS生成、胎儿基因再激活和细胞外基质沉积促进适应不良的心肌细胞生长和成纤维细胞活化,而反向调节臂(AT2和ACE2/Ang-(1–7)/Mas轴)则通过抗氧化、抗炎和抗纤维化机制倾向于抑制肥厚和纤维化。
ACE2/Ang-(1–7)/Mas轴激活预防病理性心脏肥厚
ACE2的抗肥厚作用
ACE2/Ang-(1–7)/Mas轴因其心脏保护作用而被广泛认可。ACE2和能够生成Ang-(1–7)的其他酶在心肌细胞中表达;ACE2在内皮细胞、血管平滑肌细胞、心肌细胞、巨噬细胞和肌成纤维细胞中可检测到,Mas受体在心肌细胞、成纤维细胞和冠状动脉内皮细胞中表达。这一分布表明该轴可及肥厚性重构涉及的所有细胞类型,尽管表达数据本身并不确立功能作用。
心脏保护功能的证据来自三种机制独立的实验方法,结果一致。功能缺失模型始终与不良心脏表型相关:ACE2缺失升高血压并产生早期肥厚、纤维化和收缩功能障碍,且在施加第二次打击(主动脉缩窄引起的压力超负荷或慢性Ang II输注)时加重重构;药理学抑制在Ren-2高血压大鼠中重现该表型。功能获得模型显示同等一致的保护作用,无论是通过心脏或全身过表达、重组人ACE2还是ACE2的药理学激活,涵盖Ang II输注、压力超负荷、缺血、糖尿病和肾血管性高血压等刺激。遗传、酶学和药理学方法在不同实验室、物种和病因间的协同性支持ACE2在病理性重构中的因果而非关联性参与。
两项发现对这一结论有所限定。第一,保护效应至少部分独立于血流动力学卸载:ACE2抑制在Ren-2大鼠中加重肥厚和纤维化而不改变血压或整体心脏功能,且局限于中枢神经系统的ACE2过表达减少胶原沉积和心肌细胞肥厚,该效应归因于交感驱动降低而非后负荷减少。这些数据表明除壁应力降低外还存在直接的心肌和自主神经成分。第二,抗肥厚和抗纤维化效应并非始终同时出现:DIZE在次全肾切除中减少间质和血管周围纤维化而不显著影响左心室肥厚,而在心肌梗死后和压力超负荷模型中两项参数均得到改善。病因、剂量和治疗持续时间对这一差异的贡献尚未确定。
ACE2自身被操作实验的解释存在进一步局限。ACE2占据级联中的分支点,因此任何改变其活性的干预同时减少Ang II并增加Ang-(1–7)。保护性表型因此与移除AT1介导的促肥厚刺激、增加Mas介导的信号或两者兼有相容,当前数据无法区分这些可能性。Mas拮抗剂A-779对ACE2依赖性效应的减弱或消除,结合Mas缺陷动物的表型,支持受体介导成分。相反,Ren-2大鼠中ACE2抑制产生的加重重构被归因于心脏Ang II蓄积,与底物去除机制一致。Mas拮抗减少了这种模糊性但未完全解决,因为减弱通常是部分的,与混合机制一致。区分这些机制需要受体选择性和偏向性Mas及MrgD激动剂,以及将肽可用性与受体信号分离的条件性、细胞类型特异性ACE2和Mas模型。
使用小分子ACE2激活剂的研究存在一个重要局限:多项研究未明确确立所观察到的心脏保护效应是否完全归因于ACE2催化激活。因此,至少部分报告的获益来自脱靶作用而非特异性ACE2激活的可能性无法排除。事实上,在ACE2缺陷动物中也报告了心血管效应,提示这些化合物可能发挥不完全依赖于ACE2的作用。
Ang-(1–7)的抗肥厚作用
Ang-(1–7)的抗肥厚效应已在多种实验模型中得到证实。药理学上,慢性Ang-(1–7)输注在心肌梗死后保留左心室功能、逆转重构并减小肌细胞尺寸;在自发性高血压大鼠(SHR)中降低血压、左心室肥厚、肥厚标志物表达和纤维化,所有效应均被Mas拮抗剂A-779消除。细胞水平上,该肽通过Mas激活抑制心肌细胞生长。遗传学上,Mas缺失产生心脏功能受损、纤维化和Ca2?处理改变,而Ang-(1–7)转基因过表达赋予对异丙肾上腺素和Ang II诱导重构的抵抗,包括Ca2?信号功能障碍、胎儿基因再激活、GSK3β失活和NFAT核转位,并在DOCA-盐高血压中预防肥厚、舒张功能障碍和胶原沉积。生理学上,内源性Ang-(1–7)免疫反应性在缺血区域周围的心肌细胞中增加,表明损伤时局部上调。
一个重要判别点是保护作用在很大程度上独立于血压。心脏特异性Ang-(1–7)过表达在不改变血压的情况下改善功能并保护免受异丙肾上腺素诱导的损伤,多个模型中报告了类似分离。相反,在SHR中血压同时降低,因此后负荷降低与直接心肌信号的相对贡献因模型和给药途径而异,尚未在单一实验设计中量化。
Ang-(1–7)在多个节点拮抗促肥厚信号:减弱ERK1/2、p38、JNK和c-Src磷酸化并调节SHP-1和SHP-2活性;抑制TGF-β1/Smad2信号,已用非肽类Mas激动剂AVE0991证实;通过NO/cGMP依赖性级联抑制钙调磷酸酶/NFAT通路;以及激活抗氧化和抗炎程序,包括核FOXO3蓄积、SOD1和过氧化氢酶上调、ROS减少和NF-κB抑制。受体选择性非肽类激动剂重现这些效应,加强了对Mas而非肽代谢的归因。对细胞外基质转换的报道效应说明了难度:MMP-2和MMP-9活性增加伴TIMP-1和TIMP-2减少被解释为有利于胶原降解,尽管相同特征在其他情境中与不良重构和腔室扩张相关,表明功能后果具有背景依赖性。
解读这些发现时需考虑一些局限。大多数机制研究使用Ang II或异丙肾上腺素驱动的模型,因此Ang-(1–7)是普遍拮抗肥厚性生长还是特异性拮抗Gq和Gs偶联信号仍未确定。此外,该肽血浆半衰期短导致给药策略差异很大,限制了研究间剂量和暴露的比较。在这些约束内,Ang-(1–7)/Mas轴在临床前模型中的抗肥厚和抗纤维化作用得到充分支持且受体依赖性,而各下游通路的相对权重仍有待确定。
Alamandine预防心脏肥厚
Alamandine是RAS中较新描述的组分,已成为其反向调节臂的重要成分。Alamandine可通过两条不同途径生成:ACE2介导的血管紧张素A([Ala1]-Ang II)水解,或Ang-(1–7)N端天冬氨酸残基经天冬氨酸脱羧酶脱羧。因此,alamandine与Ang-(1–7)仅有一个N端残基差异,丙氨酸替代天冬氨酸,却优先通过MrgD而非Mas传递信号,同时产生大致相当的心血管效应。在新生大鼠心肌细胞中,alamandine预防Ang II诱导的肥厚性生长和Myh7再激活,该抗肥厚效应被MrgD拮抗剂D-Pro7-Ang-(1–7)与Mas受体拮抗剂A-779联合处理消除,但单独使用后者不能消除,确立了该反应为MrgD依赖性而非Mas激活所致。此外,MrgD阻断抑制alamandine诱导的一氧化氮(NO)产生,而NO合成抑制L-NAME削弱其抗肥厚效应,支持MrgD–NO信号通路的参与。体内研究中,跨主动脉缩窄、自发性高血压、心肌梗死后心力衰竭和新生儿高氧等机制不同的病因中均报告了保护作用,表现为心肌细胞肥厚减少、胶原沉积减少和心室功能改善。值得注意的是,心脏中alamandine/MrgD通路的功能相关性得到以下证据支持:MrgD缺陷小鼠即使在生理条件下也发展为扩张型心肌病和明显收缩功能障碍,凸显其对心脏稳态的重要性。与Ang-(1–7)一样,该效应可与后负荷分离,因为高血压大鼠在血压未降低的情况下出现结构和功能改善。
所提出的抗肥厚机制以AMPK为中心。Alamandine在培养的心肌细胞和高血压TGR(mREN2)27大鼠心室肌细胞中增加AMPKα磷酸化,并预防主动脉缩窄诱导的AMPKα磷酸化下降;持续的AMPK激活本身足以通过NFAT、NF-κB和MAPK信号减弱压力超负荷诱导的肥厚,这提供了从受体到表型的合理路径。除AMPK外,Akt通路的调节也被涉及,因为alamandine处理降低高血压心脏中的Akt磷酸化,提示抑制促肥厚信号级联。Alamandine还减弱TGF-β、结缔组织生长因子、基质金属蛋白酶和胶原的表达,并减少氧化应激,尽管这些下游标志物是独立评估的,其相对于AMPK激活的时序尚未确定。这些来自细胞和动物模型的发现表明,alamandine主要通过MrgD发挥心脏抗肥厚和抗纤维化作用,调节关键重构通路,支持alamandine/MrgD轴构成RAS另一保护臂的概念。
RAS在右心室肥厚中的参与
右心室肥厚(RVH)最常继发于肺动脉高压(PH),也可发生于先天性和致心律失常性心脏病。在RVH的临床前模型和PH临床研究中已报告RAS组分表达增加。RVH和右心室功能障碍具有肾素、血管紧张素原和ACE水平升高,与疾病进展和更高死亡率相关。
ACE2在整个右心室(RV)中表达,包括心肌、心外膜和心内膜,支持该腔室存在局部调节轴。ACE2/Ang-(1–7)/Mas轴作为RAS内的关键反向调节通路,对RVH和功能障碍发挥保护作用。该轴的激活在PH模型中赋予显著心脏保护。野百合碱诱导的PH研究表明,XNT或DIZE激活ACE2可减少RVH和纤维化,其效应与经典RAS轴关键组分(包括肾素、ACE、血管紧张素原和AT1受体)下调以及促炎细胞因子表达降低相关。同时,ACE2激活增加抗炎细胞因子IL-10和Mas受体的表达,强化向保护性RAS谱的转变。
与这些发现一致,直接作用于肽或受体的干预产生相当的结果。慢病毒介导的Ang-(1–7)过表达降低右心室收缩压(RVSP)、减轻RVH并减少实验性PH中的纤维化,这些效应被Mas受体阻断剂A-779消除。缺氧条件下给予Ang-(1–7)减弱RVSP和RVH的升高,过表达循环Ang-(1–7)的转基因大鼠在主动脉-腔静脉瘘诱导的容量超负荷下表现出RVH和纤维化减少。
这些发现表明,ACE2/Ang-(1–7)/Mas轴的激活通过协调的抗肥厚、抗纤维化和抗炎机制减轻右心室重构。该证据强化了与左心室类似的概念,即经典与反向调节RAS轴之间的平衡是右心室对病理应激适应的关键决定因素。
ACE2/Ang-(1–7)/Mas轴在生理性肥厚中的作用
运动诱导的肥厚
有氧运动训练诱导的左心室肥厚是一种公认的生理性重构形式,其特征为心脏功能保留或改善、心肌细胞生长平衡且无过度纤维化。多条证据表明ACE2/Ang-(1–7)/Mas轴参与这一适应性过程,将该保护性RAS臂的相关性扩展到病理情境之外。
遗传和药理学操作分离了该轴的两项不同贡献。ACE2缺陷小鼠进行自主跑轮后未能发展出野生型动物中观察到的心脏质量和左心室重量增加,后者左心室中Mas受体表达升高。相反,Mas缺陷小鼠训练后发展出与野生型相当的心肌细胞肥厚,但胶原I和III表达显著增加,且训练诱导的左心室Ang-(1–7)升高仅出现在野生型动物中,尽管循环水平升高相当。A-779药理学阻断同样阻止运动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厚,增加胶原沉积并产生超微结构退化,包括肌原纤维萎缩、线粒体形态改变和缺乏细胞器的胞质区域。因此,ACE2缺失消除生长反应,而Mas缺失保留其幅度但降低其质量。
运动将局部心脏RAS转向保护性臂。在游泳训练的大鼠中,心脏Ang I水平、ACE活性和表达以及Ang II水平降低,而ACE2活性和蛋白表达以及心脏Ang-(1–7)水平升高;这些变化伴随靶向ACE的microRNA-27a和27b增加以及靶向ACE2的microRNA-143减少,表明转录后调控。值得注意的是,该研究在同一制备中测量了肽水平、酶活性和受体表达,这加强了对该轴而非任何单一组分的表型归因。
运动激活的细胞内通路与保护性肽激活的通路重叠。中等强度游泳增加Mas受体表达和Akt激活而不改变AT1表达或ERK信号,尽管不同强度的运动方案产生相当程度的肥厚。PI3K/Akt通路是运动诱导生长的核心介质,部分通过GSK3的抑制性磷酸化发挥作用;训练后GSK3磷酸化增加,Akt1缺陷小鼠对运动反应减弱而对病理刺激反应增强。运动还激活AMPK,即alamandine在心肌中作用的效应器,这将AMPK和PI3K/Akt确定为运动信号与保护性轴之间的共享节点。
Akt磷酸化的变化方向本身并非适应性或适应不良性重构的指标。Mas激活增加心肌细胞和内皮细胞中的Akt磷酸化,而alamandine在Ang II刺激的心脏成纤维细胞中减少Akt磷酸化(其中Akt支持胶原合成),而不改变心肌细胞Akt。激活持续时间是进一步的决定因素,因为瞬时心脏Akt激活产生伴匹配血管生成和功能保留的可逆性肥厚,而持续激活导致毛细血管稀疏、纤维化和收缩功能障碍。因此,心肌细胞Akt增加和成纤维细胞Akt减少可能均有利,取决于细胞类型、刺激和持续时间。
具有心血管危险因素的模型显示相同方向性调节。训练的SHR表现出左心室Ang-(1–7)和Mas表达增加,这些变化在训练的血压正常Wistar大鼠中缺失;长期训练在高血压大鼠中减弱肥厚和纤维化并改善舒张功能,同时降低ACE和AT1并增加ACE2和Mas表达;高强度间歇训练降低肾素、ACE和AT1,同时增强ACE2和Mas表达,减弱高脂或高果糖饮食诱导的肥厚。口服活性Ang-(1–7)制剂在SHR中重现训练的心脏效应,包括肥厚减弱、左心室功能改善和自主神经调节增强,表明转移RAS平衡对产生部分运动表型很重要。综合来看,这些发现支持该轴在促进适应性心肌生长的同时限制基质沉积中的作用。
妊娠诱导的肥厚
妊娠伴随深刻的血流动力学和代谢适应,对心血管系统提出增加的需求。这些变化包括血容量扩张、心率增加和全身血管阻力降低,最终导致心输出量升高。同时,RAS被激活,循环肾素、血管紧张素原和Ang II水平在整个妊娠期进行性升高。响应这些刺激,母体心脏经历可逆形式的生理性肥厚,其特征为心肌细胞生长和主要由容量超负荷和壁牵张驱动的适应性基因表达变化。
尽管Ang II是公认的病理性心脏肥厚介质,其在妊娠中的作用似乎更为复杂。尽管循环Ang II水平升高,妊娠减弱了其许多对心脏重构的有害效应。实验证据表明,妊娠和Ang II对心脏功能和血管生成相关基因表达诱导相反变化,且妊娠减弱Ang II输注在大鼠心脏中的促纤维化和抗血管生成作用。这一悖论涉及RAS内的反向调节机制,其中ACE2/Ang-(1–7)/Mas轴是研究最多的。一个合理上游决定因素是妊娠的激素环境,因为雌激素上调人心房组织中的ACE2和Mas表达同时降低ACE表达,尽管该调节尚未在妊娠心脏中得到证实。
Mas受体在此情境中作用的实验基础仅基于一项研究,其中Wistar大鼠的A-779药理学阻断和小鼠的遗传缺失均减弱妊娠诱导的心肌细胞肥厚并增加左心室胶原III沉积,而无成纤维细胞增殖或收缩压变化。这些效应发生在循环Ang II或Ang-(1–7)无变化的情况下,因为大鼠和小鼠妊娠末期血浆中这些肽的浓度无差异,与妊娠女性中两种肽均升高形成对比。这一分歧是区室特异性的而非绝对的,因为妊娠大鼠的肾和尿Ang-(1–7)及肾ACE2增加,妊娠小鼠血清ACE2活性增加。因此,局部而非全身信号仍是更合理的解释,尽管心脏肽浓度未被测量,驱动妊娠期心脏Mas激活的配体和细胞来源未知。
在分子水平上,与妊娠诱导肥厚相关的通路与Ang-(1–7)/Mas在其他情境中激活的通路重叠。PI3K/Akt级联介导生理性心脏生长,且在分离的心室心肌细胞中,Ang-(1–7)通过Mas激活该通路,促进eNOS磷酸化和NO产生。妊娠大鼠中已报告心肌eNOS表达增加,Akt通过糖原合酶激酶3(GSK3)等下游靶标调节心脏生长,GSK3在基础条件下组成性活跃,被Akt磷酸化后失活。
若干问题仍未解决。尚无研究将Mas阻断或缺失与妊娠心肌中下游信号测量相结合,ACE2未在母体心脏重构背景下被操作,alamandine和MrgD在此情境中未被研究。这些问题的临床相关性由先兆子痫指示,其中循环Ang-(1–7)降低而Ang II保持升高。当前证据仍支持Mas受体在妊娠心脏重构中的必要性,由药理学和遗传功能缺失的一致性确立,且Mas信号缺失同样扰乱运动诱导的重构。下游机制及向人类妊娠的转化仍未确定。
DOHaD背景下的RAS与心脏肥厚
流行病学和实验证据表明,不良宫内环境暴露与晚年心血管疾病(CVD)风险增加相关,这一现象被称为胎儿编程,并涵盖在健康与疾病发育起源(DOHaD)范式内。心脏肥厚是编程性心血管功能障碍的常见特征。
发育中的心脏易受影响,因为心肌细胞在出生后第二周左右从增生性生长转变为肥厚性生长。缺氧和营养不足减少心肌细胞增殖、诱导过早终末分化、增加凋亡并限制心肌细胞数量,从而限制后期适应性储备。编程性表型伴随RAS失衡,包括Ang II增加、AT1、AT2和Mas表达改变以及MrgD表达减少,且常具有性别依赖性,左心室肥厚在雄性中占优势。青春期前构成第二个敏感窗口,其中营养和应激暴露诱导肥厚、纤维化以及AT1和AT2表达增加。
生命早期实施的干预对后代产生持久心血管保护,包括母体运动和抗氧化治疗。在关键发育期调节RAS,无论是通过ACE抑制、AT1受体阻断还是刺激ACE2/Ang-(1–7)/Mas轴,均可减弱心脏重构并降低编程性CVD风险。用ACE2激活剂DIZE或Ang-(1–7)治疗妊娠SHR减弱成年后代高血压的发展并减少心肌细胞肥厚和纤维化。青春期前干预产生相当的长期效应:SHR的Ang-(1–7)治疗在成年期减少左心室壁厚度、心肌细胞肥厚和纤维化而不影响收缩压,与ANP和BNP表达降低、MMP-9表达增加、ERK1/2磷酸化减少、氧化应激减弱以及Mas受体表达保留相关。尽管表型在干预结束后持续存在,暗示发育程序的稳定修饰,但上述研究未识别负责表型变化的表观遗传改变。
RAS组分的表观遗传调控已在相同编程模型中证实,母体蛋白限制暴露的后代肾上腺中AT1b受体启动子低甲基化及相应受体表达增加,但心脏组织中未进行可比分析,且尚无研究检验ACE2/Ang-(1–7)/Mas轴的早期调节是否改变ACE2、Mas或MrgD的甲基化状态。在此约束内,这些发现支持早期调节该轴可重编程心脏反应并赋予对病理性肥厚的长期抵抗的概念。
总体而言,DOHaD概念提供了将早期环境暴露与心脏肥厚和CVD发展联系起来的综合框架。RAS,特别是经典Ang II/AT1轴与保护性ACE2/Ang-(1–7)/Mas通路之间的平衡,在介导这些编程效应中发挥核心作用。关键发育窗口期该平衡的破坏易导致适应不良性心脏重构,而恢复或增强RAS保护臂的早期干预可能代表跨生命周期预防CVD的有效策略。
局限性与未来展望
一些局限性限定了上述结论。本综述在心脏肥厚的特定情境下讨论RAS的反向调节臂,研究基于相关性而非预设检索方案选择;物种、模型和终点的异质性排除了定量综合,因此本文比较是定性的。证据几乎完全来自临床前研究,因为尚无临床试验检验保护性臂激活对抗病理性肥厚,且性别仍是未充分利用的变量,因为病理性和运动诱导肥厚研究主要使用雄性动物,而编程性表型显示性别依赖性肥厚。本文提出的核心解释——该轴调节重构质量而非幅度——与现有数据一致,特别是ACE2和Mas缺失对运动诱导生长效应的分离,但并非源自为检验该假说而设计的实验,应视为假说生成性的。
这些局限指明了未来工作的方向。检验所提出框架将需要将生长与纤维化和血管生成在明确细胞区室中分离的实验,使用条件性、细胞类型特异性模型和受体选择性工具,并测量血管紧张素肽浓度。系统纳入两种性别、表征该轴发育编程的表观遗传机制以及定义RAS较新描述组分的作用同样必要。最终,保护性臂激活的临床评估将确定治疗目标能否从抑制心脏生长转向将重构重定向为适应性表型。
结论
累积证据表明,ACE2/Ang-(1–7)/Mas轴在心脏肥厚中发挥双重且背景依赖的作用。在病理情境下,该轴的激活一致减弱心肌细胞肥厚、纤维化、氧化应激、炎症和心室功能障碍。这些发现支持刺激RAS保护性臂可能代表经典RAS阻断预防和治疗病理性心脏重构的有吸引力替代或补充策略。然而,这一有前景的治疗前景仍需设计良好的临床研究验证。
相反,新兴证据表明ACE2/Ang-(1–7)/Mas轴并非单纯的抗肥厚系统。在运动训练和妊娠等生理条件下,该通路似乎积极参与适应性心脏生长,在保留心肌结构和功能的同时促进生理性肥厚的发展。这些观察表明,ACE2/Ang-(1–7)/Mas轴在病理性和生理性肥厚中看似相反的作用反映了一个统一的功能:调节重构质量而非生长幅度。Mas信号所抑制的效应器,即钙调磷酸酶/NFAT、MAPK级联、TGF-β/Smad和ROS生成,正是定义适应不良程序的那些;而其所维持的通路,包括PI3K/Akt、NO/cGMP、FOXO3依赖性抗氧化防御以及与肌细胞生长匹配的血管生成,则是表征适应性心脏生长的那些。从这个角度看,该轴并非心肌细胞增大的通用制动器;它使心肌偏离纤维化、氧化应激和收缩功能障碍,朝向结构和能量上有利的重构。这一重新框定解释了为何单一通路能在高血压或压力超负荷中抑制肥厚,同时却是运动和妊娠期间健康心脏生长所必需的,并重塑了治疗目标:保护性臂的激活应旨在不仅抑制生长,而是将重构重定向为适应性表型,选择性对抗病理性肥厚,同时保留甚至促进生理性反应。
更深入理解ACE2/Ang-(1–7)/Mas轴区分适应性与适应不良性重构的机制,可能为开发能够选择性抑制病理性肥厚同时保留甚至促进有益心脏生长的疗法提供新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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