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ealth Information Management Journal》:Understanding Age Verification Practices: A Qualitative Study to Inform Community-Level Interventions
编辑推荐:
未成年人饮酒仍是美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获取酒精是低龄饮酒的关键驱动因素,青少年往往通过使用虚假身份证明(假身份证,fake IDs)获取酒精。虽然执行最低饮酒年龄法律是一项基于证据的减少低龄饮酒的策略,但关于年龄验证实践的系统性考察很少。为满足这一需求,
未成年人饮酒仍是美国一个重大的公共卫生问题。获取酒精是低龄饮酒的关键驱动因素,青少年往往通过使用虚假身份证明(假身份证,fake IDs)获取酒精。虽然执行最低饮酒年龄法律是一项基于证据的减少低龄饮酒的策略,但关于年龄验证实践的系统性考察很少。为满足这一需求,研究人员于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期间,对美国东南部一个大学城的酒精零售商员工和业主以及执法人员进行了关键知情人访谈(N=8)。受访者被问及影响年龄验证实践的因素。研究人员采用迭代、多步骤过程对数据进行了编码和主题分析。结果揭示了三个主要主题:(a)零售参与者的身份证验证实践差异很大;(b)有效身份证检查的促进因素包括员工培训、先进技术的获取和工作场所支持,而障碍包括资源限制、日益逼真的假身份证以及与顾客的具有挑战性的互动;(c)参与者同时考虑了向未成年人出售酒精的法律和公共卫生影响。这些发现表明,需要量身定制、以公平为中心的实践策略,如更新培训计划和公平的执法政策,以应对假身份证识别不断演变的挑战。未来研究应继续探索身份证验证相关人员的多样化视角,重点关注识别实施社区层面政策的挑战和优势。这些见解可为加强年龄验证实践、减少未成年人获取酒精并最大限度减少相关危害的干预措施提供信息。
未成年人饮酒在美国依然是一个重大公共卫生问题。青少年使用酒精的频率高于任何其他物质,2023年约有24%的18岁青少年和41%的19—20岁青少年报告过去30天内有饮酒行为。就读四年制住宿制大学的学生比两年制大学学生或未入学学生有更高的狂饮(binge drinking,单次女性4杯以上/男性5杯以上)和高强度饮酒(high-intensity drinking,单次女性8杯以上/男性10杯以上)比率。未成年人饮酒与日后酒精使用障碍(alcohol use disorder)风险升高、伤害或死亡等后果相关。限制酒精获取是减轻这些危害的重要路径。1984年,美国国会通过《国家饮酒年龄法》(National Drinking Age Act),将最低饮酒年龄(minimum legal drinking age, MLDA)设定为21岁,并证明执行该法律能减少酒精相关危害。然而,使用虚假身份证明(fake ID)购买酒精成为MLDA执行的主要挑战。约40%的未成年大学生报告拥有假身份证,其中兄弟姐妹会成员占76.3%。假身份证不仅强化了青少年对酒精可获得性的感知,也实际增加了他们获取酒精的能力,并通过促进更频繁饮酒而可能提高酒精使用障碍风险。州层面的假身份证法律通常要求零售商使用电子扫描仪以证明“合理谨慎”,但现有文献缺乏对这类技术干预实施过程的评估,因此无法判断这种最佳实践能否推广。鉴于社区层面是执行MLDA法律的主要场所,而相关干预文献几乎空白,本研究旨在通过了解酒精零售商和执法人员对年龄验证(age verification)实践的认知,为后续社区层面的干预设计提供信息。
研究人员在美国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大学城开展了一项试点定性研究,在2023年10月至2024年4月期间对酒精零售商员工、业主和执法人员共8人进行关键知情人访谈(key informant interviews)。通过主题分析,研究识别出三个核心主题:身份验证方法多样、影响验证的因素(促进与障碍)、验证不足的后果。研究认为,需要针对这些具体情境制定以公平为中心的培训和政策,以应对日益逼真的假身份证挑战。这为社区层面的年龄验证干预提供了实证基础。
研究方法方面,研究人员采用定性关键知情人访谈设计,样本来源为美国东南部北卡罗来纳州一个大学城内的当地执法部门和on-premise(店内消费,如酒吧、餐厅)及off-premise(店外消费,如杂货店、加油站)酒精零售商。共完成8次访谈,包括3名员工、3名业主和2名执法人员。研究人员基于扎根理论原则,采用多步骤迭代程序对录音转录文本进行编码和主题分析;三位编码者独立编码后讨论并比较主题,通过审计轨迹记录分析决策,并使用Dedoose软件辅助分析。访谈由一名具有公共卫生高级学位的研究人员执行,时长19—61分钟,员工获得30美元礼品卡,业主和执法人员未获激励。研究经大学机构审查委员会批准。
(1)身份证验证方法(Approaches to ID Verification)
通过访谈分析,研究人员发现所有参与者都报告了各自的ID验证方法。执法人员称使用年龄验证技术,而零售员工和业主主要依赖目视检查,部分人使用技术。参与者普遍表示验证实践随时间变化不大,但在执法在场或听到其他商家因漏检被处罚后,会采取更严格措施。员工还会根据顾客对ID检查的反应调整行为;女性员工更频繁遭遇顾客负面态度,并更依赖主管支持来处理紧张局面。这表明验证实践受到工作环境和社会互动的即时影响。
(2)影响身份证验证的因素(Factors Influencing ID Verification)
研究人员通过访谈发现,有效验证的促进因素包括执法人员提供的培训、有指导的练习以及主管支持;高质量年龄验证技术被视为关键支持,但资源限制使部分零售商无法购买扫描仪。障碍包括大型人群导致检查时间紧张、各州身份证格式差异造成记忆困难,以及假身份证质量过高甚至能骗过扫描仪。执法人员还怀疑一些检查者只看出生日期而不判断证件真伪。这些发现来自不同参与群体的经验描述。
(3)身份证验证不足的后果(Consequences of Inadequate ID Verification)
访谈中,零售员工和业主主要提及法律和财务后果,如罚款、失业和吊销酒精销售许可证,并称这些制裁促使他们更严格地验证身份证。执法人员则更强调公共卫生后果,如未成年人用假ID购酒后的酒驾事故和社区安全风险。这说明不同利益相关群体对验证不足后果的认知存在差异。
讨论部分,研究人员将结果置于实用稳健实施与可持续模型(Practical, Robust Implementation and Sustainability Model, PRISM)框架中,认为身份证验证方法反映了零售组织的实施与可持续基础设施,影响因素由组织对干预特性的认知和外部环境共同塑造,验证不足的后果则反映零售商特征。零售层面,管理支持是持续一致验证的关键促进因素;以往研究也表明,仅安装技术而无鼓励并不能提高拒绝向未成年人售酒率。由于零售员工和业主最在意法律与经济处罚,干预信息应强调合规和避免罚款,同时可以整合公共安全叙事以加强认同。外部环境层面,培训内容更新不及时、假身份证质量提高以及顾客拥挤等挑战,说明需要快速且可靠的技术辅助验证。执法参与者对公共卫生后果的强调提示,执法部门可成为社区干预的有效伙伴。研究人员也指出,研究存在便利样本可能代表性有限、话题敏感可能导致社会期望偏差等局限,但通过匿名化报告最小化了这一偏差。
研究结论:本研究发现,在on-premise和off-premise酒精零售场所中,员工、业主和执法人员对年龄验证政策的实施同时受内部因素(如员工人口统计特征、可用资源或培训)和外部压力(如假身份证质量、顾客数量、顾客行为)的影响。这些发现表明,需要针对不断提高的假身份证质量制定量身定制、以公平为中心的策略。公共卫生专业人员和政策制定者应进一步探索社区层面政策实施和执法的挑战与优势,以制定更有效、更有针对性的干预措施,防止向未成年人销售酒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