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ontiers in Psychology》：Adaptation of the 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scale and its associations with empathy, mental well-being, and global citizenship: a parallel mediation mode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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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PE）是一个与个体感知自身理解政治过程并有效参与其中的能力相关的重要心理学变量，在全球公民身份（global citizenship）的背景下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主要考察共情（empa
内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PE）是一个与个体感知自身理解政治过程并有效参与其中的能力相关的重要心理学变量，在全球公民身份（global citizenship）的背景下日益受到重视。本研究主要考察共情（empathy）和心理健康（mental well-being）是否构成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全球公民身份之间的平行间接路径，并次要评估内部政治效能感量表简版（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Scale）在土耳其样本中的心理测量学属性。研究采用两个独立样本，共包含681名参与者：其中311名参与者用于改编量表的心理测量学分析，370名参与者用于检验结构模型。在心理测量学分析中，验证性因子分析（Confirmatory Factor Analysis, CFA）证实了该量表的结构，并表明该工具具有可接受的信度。在结构模型分析中，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共情、心理健康及全球公民身份均呈正相关。此外，共情和心理健康在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全球公民身份的关系中表现出统计学上支持的平行间接路径，同时直接关联仍然显著。本研究通过将政治效能感、社会情感功能及心理健康整合于单一心理学框架内，为全球公民身份文献做出了贡献。
论文解读
一、研究背景与问题提出
在全球化的时代背景下，环境、社会、经济和政治问题日益超越国家边界，传统的以国家归属和义务为核心的公民身份概念已难以充分回应这些跨国界挑战。全球公民教育（global citizenship education）与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相关框架强调，个体需要具备对本地、国家和全球议题的批判性评估能力，能够与多元文化视角互动，并为构建一个更加公正、和平与可持续的世界承担责任。然而，仅仅意识到全球问题的重要性，并不必然意味着个体会产生公共责任意识。个体能否将自身的知识与价值观转化为公民身份取向，可能还取决于其是否感知到自己有能力理解政治与公共议题并有效参与其中。内部政治效能感（internal political efficacy, IPE）正是这样一种主观能力感知，指个体对自身理解政治议题并有效参与政治生活的能力的信念。已有研究表明，内部政治效能感是将政治知识转化为参与行为的重要心理机制，且与全球公民身份结果相关联。
尽管现有文献分别报告了内部政治效能感、共情、心理健康和全球公民身份之间的两两关系，但将这些变量同时纳入一个统一结构模型进行检验的研究仍然有限。此外，Niemi等人（1991）开发的四条目内部政治效能感量表尚缺乏土耳其语版本的心理测量学证据。因此，本研究旨在填补上述两个空白：一是对内部政治效能感量表进行土耳其语改编并检验其心理测量学属性；二是在一个平行中介模型框架下，同时检验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全球公民身份的直接关系，以及通过共情和心理健康产生的间接关系。
二、研究设计与主要技术方法
本研究采用定量、横断面研究设计，包含量表改编和关系模型检验两个阶段。研究使用两个独立样本，共681名参与者。第一阶段的心理测量学分析样本为311名土耳其成年居民，数据通过Google Forms在线问卷和面对面纸质施测收集；第二阶段的结构模型检验样本为370名土耳其成年居民，数据仅通过Google Forms在线收集。研究工具包括：内部政治效能感量表（四条目单维量表）、多伦多共情问卷（Toronto Empathy Questionnaire, TEQ，13条目单维量表）、华威-爱丁堡心理健康量表（Warwick-Edinburgh Mental Well-Being Scale, WEMWBS，14条目单维量表）以及全球公民身份量表简版（Global Citizenship Scale – Short Form, GCS-SF，15条目三维度量表）。数据分析在R 4.4.3环境中使用lavaan包完成。第一阶段采用验证性因子分析检验量表单维结构，并以Cronbach's alpha、McDonald's omega和Guttman's lambda-6系数评估信度；第二阶段先检验测量模型，再通过结构方程模型（Structural Equation Modeling, SEM）检验平行中介模型，采用5,000次Bootstrap重抽样检验间接效应的显著性，并以性别作为控制变量。
三、研究结果
5.1 内部政治效能感量表土耳其语改编的发现
验证性因子分析结果表明，四条目单维结构模型与数据拟合良好：χ2(2, N = 311) = 1.942, p = 0.379, χ2/df = 0.971，NFI、CFI、TLI、IFI、GFI均为1.000，RMSEA = 0.000，SRMR = 0.011。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656至0.902之间。量表的信度系数为Cronbach's alpha = 0.806，McDonald's omega = 0.841，Guttman's lambda-6 = 0.772；组合信度CR = 0.840，平均方差抽取量AVE = 0.572。校正后条目-总分相关介于0.550至0.739之间，删除任一条目均不会提高整体alpha系数。这些结果表明土耳其语版本的四条目单维结构得到数据支持，且具有可接受的信度。
5.2 描述性统计、相关性与信度分析
各变量的偏度值介于-0.830至-0.085之间，峰度值介于-0.791至0.443之间，表明数据未严重偏离单变量正态分布。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共情呈显著正相关（r = 0.242, p < 0.001），与心理健康呈中等程度正相关（r = 0.493, p < 0.001），与全球公民身份亦呈中等程度正相关（r = 0.441, p < 0.001）。共情与心理健康（r = 0.439）、共情与全球公民身份（r = 0.441）、心理健康与全球公民身份（r = 0.482）之间均存在显著正相关。各量表的McDonald's omega系数介于0.796至0.955之间，Cronbach's alpha系数介于0.792至0.953之间，Guttman's lambda-6系数介于0.807至0.961之间，表明各测量工具具有可接受至较高的内部一致性。
5.3 测量模型
测量模型中，内部政治效能感各条目的标准化因子载荷介于0.627至0.817之间；共情三个项目组的载荷介于0.718至0.845之间；心理健康三个项目组的载荷介于0.908至0.969之间；全球公民身份三个子维度的载荷分别为社会责任（social responsibility, SR）0.395、全球胜任力（global competence, GC）0.902、全球公民参与（global civic engagement, GCE）0.446。所有载荷均在p < 0.001水平上显著。测量模型整体拟合可接受：χ2(59, N = 370) = 142.968, p < 0.001, χ2/df = 2.423，NFI = 0.951，GFI = 0.993，IFI = 0.971，CFI = 0.970，TLI = 0.961，RMSEA = 0.062，SRMR = 0.042。未出现负误差方差或超过1.00的标准化载荷，表明模型解不存在Heywood问题。
5.4 平行中介分析
全中介模型与部分中介模型的比较结果显示，部分中介模型的拟合优度显著优于全中介模型，Δχ2(1) = 34.254, p < 0.001，且部分中介模型的AIC、BIC和ECVI值均更低。因此，研究采用控制性别的部分平行中介模型。事后功效分析显示，在RMSEA = 0.05、α = 0.05、df = 77、N = 370条件下，统计功效为0.996，表明样本量足以检验该模型。标准化路径系数显示：内部政治效能感正向预测共情（β = 0.343, p < 0.001）和心理健康（β = 0.564, p < 0.001）；共情（β = 0.345, p < 0.001）和心理健康（β = 0.268, p = 0.001）均正向预测全球公民身份；在纳入中介变量和性别控制变量后，内部政治效能感对全球公民身份的直接路径仍然显著（β = 0.353, p < 0.001）。模型解释了共情16.8%的方差、心理健康31.1%的方差以及全球公民身份60.6%的方差。Bootstrap结果显示，通过共情的间接效应显著（B = 0.039, SE = 0.013, β = 0.118, 95% CI [0.019, 0.071], p = 0.003），通过心理健康的间接效应亦显著（B = 0.050, SE = 0.016, β = 0.151, 95% CI [0.024, 0.089], p = 0.002），总间接效应（B = 0.089, SE = 0.023, β = 0.269, 95% CI [0.050, 0.144], p < 0.001）和总效应（B = 0.205, SE = 0.039, β = 0.622, 95% CI [0.135, 0.289], p < 0.001）均显著。直接效应的持续存在表明，共情和心理健康在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全球公民身份之间起部分平行中介作用。
四、讨论与结论
本研究的发现从多个维度深化了对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全球公民身份关系的理解。首先，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全球公民身份的正向直接关联，在纳入共情、心理健康和性别控制后仍然显著，表明个体对自身政治能力的感知可能与跨越国界的责任感和对全球议题的敏感性相关联，这一发现将政治效能感文献延伸至全球公民身份领域。其次，共情路径得到支持，内部政治效能感通过增强个体的共情敏感性，进而促进其对全球议题的责任取向和参与倾向，这与共情作为亲社会行为重要预测因素的既有证据一致。第三，心理健康路径亦得到支持，内部政治效能感通过提升个体的积极心理功能，进而促进其对全球公民身份的认同与投入，这与公民参与和幸福感关系的研究发现相吻合。第四，总间接效应显著且直接路径仍然存在，表明共情和心理健康作为两个互补但不同的心理过程，部分解释了内部政治效能感与全球公民身份之间的关联，其他认知、情感、社会或教育过程可能也在其中发挥作用。此外，心理测量学分析为内部政治效能感量表土耳其语版本的单维结构和信度提供了初步支持。
研究结论指出，本研究为四条目内部政治效能感量表土耳其语版本在内部结构和信度方面的可用性提供了心理测量学证据，同时表明内部政治效能感既直接与全球公民身份相关，也通过共情和心理健康产生间接关联。即使在控制性别的条件下，部分平行中介模型的核心模式仍然得到保持。这些发现表明，感知政治能力、共情敏感性和积极心理功能与全球公民身份在检验模型中相关联。间接路径应被解释为与所提出模型一致的关联，而非因果效应。然而，研究结论需在横断面设计和自我报告测量的局限性框架内加以解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