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边界跨越工具的工作坊：德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网络论坛（NeFo）案例研究

《Frontiers in Environmental Science》：Workshops as a boundary-spanning tool: the case of the Network-Forum on Biodiversity Research Germany

　　

生物多样性领域的科学-政策接口近年来取得了显著进展，成为重要的沟通与咨询空间。政府间生物多样性和生态系统服务科学政策平台（Intergovernmental Science-Policy Platform on Biodiversity and Ecosystem Services, IPBES）的建立正是此类进展的例证之一。本文以德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网络论坛（Network-Forum on Biodiversity Research Germany, NeFo）为案例，探讨了工作坊作为边界跨越工具的作用与动态机制。研究人员运用社会网络分析、聚类分析以及拟二项回归（quasibinomial regression），对2010年至2018年间举办的42场NeFo工作坊的参与数据进行了分析。该工作坊共同参与网络包含来自70个国家的471个具名机构、14名自由职业者以及79名未声明机构归属的参与者。研究结果表明，NeFo的工作坊推动了德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网络与论坛的发展。参与趋势呈现出网络多元化特征，其中企业机构的相对参与率显著上升，这表明知识交换过程正朝向更具整合性与参与性的方向演变。尽管仅有少数机构在网络的各部分之间扮演经纪人角色，多数机构仅参与了少数工作坊。上述发现阐明了工作坊如何将原本彼此隔绝的机构引入共享参与网络，以及边界组织如何在该网络中占据结构性核心位置。基于分析性发现与NeFo的实践经验，研究人员进一步提出了旨在连接跨部门行动者并支持生物多样性科学-政策进程的工作坊设计启示。

在生物多样性治理领域，科学-政策接口（science-policy interface, SPI）已成为连接科学研究与决策实践的关键纽带。近年来，随着IPBES的建立，生物多样性知识生产正从碎片化专家输入向跨学科、跨部门的协调化方向转变。然而，生物多样性持续下降的指标显示，政策层面对生物多样性损失的认知与系统性政策落实之间仍存在明显落差。参与式框架虽有扩展，但原住民、地方社区、从业者等行动者群体在决策过程中仍常处于边缘地位，参与方式往往以咨询为主而缺乏共同决策权。利益相关者参与还面临可扩展性差、制度支持不足、资金有限和时间成本高昂等现实制约。更为关键的是，科学-政策接口活动的影响评估往往在项目资助期结束时便中止，缺乏系统的经验性分析。

为弥补这一研究缺口，需要深入理解科学-政策接口中结构化互动形式的具体作用机制。研究人员以德国生物多样性研究网络论坛（NeFo）为案例，探讨工作坊作为边界跨越工具如何促进跨部门网络的形成和发展。NeFo于2009年成立，早于IPBES的建立，是德国生物多样性科学-政策接口领域中运行时间较长的倡议之一，其核心目标是为德国生物多样性研究者提供交流平台，并搭建科学、政策、经济与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桥梁。基于NeFo在2010年至2018年间举办的42场工作坊的参与者名单，研究人员构建了机构共同参与网络数据集。该数据集涵盖1204名参与者，对应564个网络节点，其中包括471个具名机构、14名自由职业者以及79名未声明机构归属的参与者，地理来源覆盖70个国家。根据机构属性，研究将参与机构划分为科学、公共部门、企业、非政府组织（non-governmental organization, NGO）、媒体、教育和教会七类。

在方法上，该研究主要采用了社会网络分析（social network analysis, SNA）、聚类分析和拟二项回归三类技术。社会网络分析用于测度网络密度、网络中心化、度数中心性、中介中心性、模块度、聚类系数、平均距离和伯特约束（Burt's constraint）等指标，以刻画机构之间的共同参与机会及其结构演变。聚类分析采用R语言igraph包中实现的Louvain算法，通过设置随机数种子来保证聚类划分的可重复性。拟二项回归则用于分析各类机构在每个工作坊中相对参与率的时间趋势，以经过时间作为预测变量，并以各工作坊所代表的机构总数作为模型权重，同时对多重检验采用Holm校正。

研究结果显示，NeFo的工作坊共同参与网络呈现出明显的核心-边缘结构。2018年的网络快照表明，核心区域以科学机构、联邦公共机构和NGO为主，中介中心性最高的五个机构分别是柏林自然历史博物馆（Museum für Naturkunde Berlin, MfN）、亥姆霍兹环境研究中心（Helmholtz-Zentrum für Umweltforschung, UFZ）、德国IPBES协调办公室（IPBES-KS）、柏林工业大学（Technische Universit?t Berlin, TU Berlin）以及德国联邦环境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Umwelt, BMU）。网络外围则主要分布着国际公共部门、企业机构以及“其他/未分类”参与者。年度累积网络显示，2010年至2018年间，共同参与网络规模从55个机构增长至564个节点，网络密度由0.60降至0.16，聚类系数从0.90降至0.57，平均最短路径仅由1.40微升至1.87，而模块度从0.32升至0.46。这一结果表明，网络在持续扩张的同时，整体连通路径保持较短，且内部逐步形成了更为清晰的社区结构。2018年的聚类分析识别出五个社区，规模分别为231、131、79、76和47个机构，其中两个最大的社区与NeFo的两大主题方向——德国生物多样性研究和IPBES利益相关者参与——存在对应关系。具有较高平均边中介中心性的工作坊主要涉及动物移动生态学、公民科学数据质量、农业环境指标、气候变化下的农业生物多样性与粮食安全，以及IPBES视野扫描和政策支持功能等议题。在参与类别的趋势变化方面，科学机构参与了全部42场工作坊，在平均水平上占各场参与机构总数的66%；然而拟二项回归结果显示，科学机构的相对参与率随时间显著下降（Holm校正p = 0.026），而企业机构的相对参与率则显著上升（Holm校正p = 0.026）。NGO的相对参与率在名义上有所增加，但经多重检验校正后未达到显著水平（p = 0.122）。

在讨论部分，研究人员指出，共同参与网络作为结构性测度，反映的是机构之间的潜在接触机会，而非实际发生的互动或知识交换。高中介中心性和低伯特约束值刻画的是有利于充当经纪人的结构位置，但并不等同于可观察到的知识经纪行为。NeFo在科学-政策接口中的影响更多体现为协商性和过程促进性，而非共同决策性。研究也强调，企业机构相对参与率的上升和未声明机构归属参与者的增加，说明网络正在向更具包容性和跨部门整合的方向演变。但这一演变受到IPBES成立和国际可持续发展议程推进等多重宏观背景的推动，难以将因果关系归结于特定工作坊。项目资助依赖性仍然是边界组织维持长期网络运营的关键挑战。

基于上述实证分析和NeFo的实践经验，研究结论提出三点工作坊设计启示。第一，围绕新兴议题组织工作坊，比成熟议题更容易吸引多样化参与者；第二，战略协作和共同组织工作坊有助于拓宽跨部门参与面，连接原本相互隔绝的行动者与子网络；第三，开展后续跟进活动可以将讨论效应延伸至单个活动之外，促进知识共同生产、研究深化和创新孵化。上述启示为持续性和结构化的科学-政策网络建设提供了操作准则，有助于提升生物多样性治理的包容性、响应能力和知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