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ature Climate Change》：Citizens’ assemblies propose ambitious climate policy but impacts remain limite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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气候公民大会（climate citizens’ assemblies）召集随机选出的公民，这些公民经过结构化学习（structured learning）和审议（deliberation）后，形成政策建议。然而，其是否产生更具雄心的建议并影响政治决策仍存在争
气候公民大会（climate citizens’ assemblies）召集随机选出的公民，这些公民经过结构化学习（structured learning）和审议（deliberation）后，形成政策建议。然而，其是否产生更具雄心的建议并影响政治决策仍存在争议。在此，研究人员对西欧五个国家级和一个州级大会的488项建议开展比较性、反事实评估（counterfactual assessment），依据文献分析（document analysis）和专家访谈（expert interviews）。结果显示，公民持续提出了比现有政府政策更具雄心的气候措施。建议有时通过增添势头、充实计划、打破僵局或引入新想法而影响政策，但此类影响罕见。仅法国大会（French assembly）显示出实质性政策影响，其三分之一建议影响了政策，原因在于强有力权力委托（power delegation）、政治领导力（political leadership）以及由此产生的公众压力（public pressure）。在其他案例中，政策影响极小或不存在。这些发现表明，公民大会能够提高政策雄心，但将建议转化为政治决策强烈依赖政治条件。
该研究发表于《Nature Climate Change》。气候变化暴露了民主制度的核心困境：当制度激励推动政治家展示即时可见的成功时，如何应对持久而长期的气候危机。选举周期、选民偏好、强大特殊利益以及未来世代缺位，系统性阻碍有效长期政策制定。法国、墨西哥、德国等地引入雄心气候政策的尝试曾反复引发公众反弹，极化企业家利用气候话语加剧社会分裂并推进战略利益，这放大了对雄心气候行动可能导致选民流失、强化右翼民粹主义并最终威胁自由民主的担忧。在此结构性约束下，学者和政策制定者转向公民参与和审议，气候大会（climate assemblies）作为小公众（minipublics）中公民大会（citizens’ assemblies）的新近子类型，被寄望更有效、更合法地应对气候变化。理论上，公民大会可通过事实学习、接触论证和审议，将政策选项与重要价值联系，提升亲环境价值显著性，揭示公民间共同承诺，并协调价值、事实与政策偏好；大会成员不受选举、党派和媒体压力约束，可能支持比政府更雄心行动。但审议也可能显示气候政策与重要价值冲突；对被认为成本高或限制个人自由的具体措施支持有限；技术官僚框架和共识导向可能削弱雄心。支持者认为公民大会可提供“社会授权”，给政治家合法性与勇气或施加压力；怀疑者则批评其为“窗口装饰”，政治精英至多“挑樱桃”采纳其原本支持的推荐。既有证据多属轶事，Lage and colleagues 发现气候大会报告比国家能源与气候计划包含更高比例充足性和监管政策，但未比较个体建议与对应政策；Wells and colleagues 对英国两个地方公民陪审团发现其至多围绕既定政策造势；Ainscough and colleagues 表示英国“没有明确案例表明气候大会提高政策雄心”；Smith 对多个国家级气候大会进行比较，但未就建议政策影响建立因果，并提醒建议后来出现在政策中并不等于大会导致变化。因此，研究人员对西欧五个国家级和一个州级气候大会——奥地利、法国、德国、英国、苏格兰和柏林——的488项建议开展比较反事实评估，将每项建议的气候雄心与对应政府政策比较，并追踪其政策影响，旨在判断公民大会是否、以及在多大程度上导致更雄心气候政策决策，并解释影响因素。研究结论表明，公民大会可提高政策雄心，但将建议转化为政治决策强烈依赖政治条件。
关键技术方法：研究选取西欧第一波气候公民大会中五个国家级（奥地利、法国、德国、英国、苏格兰）和一个州级（柏林）案例，建议均在分析开始前至少一年发布。分析488项建议，收集410份文件，并对74名专家开展54次访谈（含9份书面通信）和20份调查。通过三元量表将每项建议与大会启动时对应政策文件比较，测量相对雄心；以公共政策与行政集体决策为影响对象，采用反事实评估，询问若未召开大会对应决定是否仍相同，并区分影响机制。因果推断遵循贝叶斯定性因果推断逻辑，由两名编码者独立编码并定期讨论关键案例；使用R版本4.6.1作图。
研究结果：公民比政府更具雄心（Citizens were more ambitious than governments）。通过将488项建议与政府政策比较，327项（67%）更雄心，133项（27%）既不更低也不更高，28项（6%）数据不足；无建议明显弱于当前政策，且六个案例一致。更雄心建议包括严格监管干预、雄心政策目标和较软措施；既不更也不低者与既有政策相似，仅措辞或包装不同。该相对雄心测度不能捕捉预期碳减排差异或系统性变革需求。
一些公民建议改变政策决策（Some citizen recommendations altered policy decisions）。通过反事实影响分析，法国48项（33%）建议具决策影响；奥地利1项（1%）、柏林2项（4%）有否则不会发生的决策变化；德国、苏格兰和英国无建议因果转化为政治决策；62项（13%）为高不确定性。无影响建议分“未被采纳”（no uptake）284项（57%）和“无额外增加”（no addition）211项（43%）；柏林和英国“无额外增加”分别为63%和57%。影响机制中，“充实影响”和“巩固影响”各29次，“创新影响”8次，“政治影响”7次，未发现“抑制影响”或“转移影响”。法国土地人工化建议推动净零土地占用等法律内容；但国内航班禁令等建议在采纳前被稀释。
为什么一些大会有影响，另一些没有（Why some assemblies have impact and others do not）。通过专家访谈和案头研究，法国案例突出源于高政治领导力、权力委托和由此产生的公众压力。总统授予气候大会“共同治理”角色，期待其立法建议“无过滤”提交议会或公投，这种准立法授权带来罕见政治分量、媒体关注以及非政府组织、记者和反对党监督；总统还指示政府基于建议起草新法，法律专家帮助形成可行且连贯建议。其他案例中，政治领导有限或碎片化，公众压力有限或缺失。德国大会为民间社会倡议，无制度锚定或政治赞助，临近全国选举；英国大会为议会程序，政府参与有限；奥地利大会起初获联合政府两党支持，但迅速被视为绿党项目并遭保守党批评；苏格兰大会虽程序先进并由政府正式委托，但由议会发起，部分政府行为者视其为外部强加；柏林大会影响极小，负责委托进程的绿党气候与交通部长以“遵守或解释”承诺施压 coalition 伙伴，但大会被纳入正式政策修订过程，并在并行专家和利益相关者参与中难以提供增量。政治领导是公众压力的前提，因为它释放“政治机会”信号并触发媒体关注与监督。
为什么一些建议有影响，另一些没有（Why some recommendations have impact and others do not）。法国仅三分之一建议影响决策。访谈显示，利益集团、部委和议员反对是最常提及原因；其他因素包括实际障碍，如建议缺乏新颖性、与宪法或欧盟框架不兼容、某些建议模糊；政治反对包括“假好主意”（目标共享但手段分歧）、被认为不可行或激进、与政治现实冲突、大会未考虑或不同评估的权衡；有受访者批评提供给公民的信息未充分代表经济和商业视角，从而给反对论点提供合法性。
讨论（Discussion）部分总结：研究人员发现公民大会持续提出比政府更雄心气候措施，这一模式可用多种机制解释，其中事实学习和审议后更新观点、无选举约束下更自由表达被视为较合法，而专家选择或信息提供偏差可能引发合法性担忧。议程框架也重要：当要求公民制定气候“解决方案”时，提出较弱行动反直觉，他们可能省略反对措施。研究确认大会可优先推动民选政治家通常回避的政策，但影响仍属例外，主要发生在政治领导人委托真正权力、支持进程并面临公众压力时；政府常进行“窗口装饰”或稀释建议。当前临时咨询模式下，决策影响依赖异常有利政治条件，这引出是否应赋予小公众制度化权威，例如以抽签院取代英国上议院。设计不足以保证影响，政治背景似乎更重要。局限包括：未评估建议实质内容或量化预期碳减排；未考察建议是否仅呼吁脱碳还是更深层经济模式与社会方向激进转变；聚焦决策影响不能捕捉政策过程复杂性；可持续政治受权力和路径依赖塑造；被编码为雄心且有影响的建议长期可能反而产生负面效应，如去政治化、安抚冲突或封闭更激进变化；发现限于西欧，未必推广至地方进程。未来研究应更深入、实质地考察为何一些建议有影响，以及它们在政策过程中如何被重新解释。
研究结论翻译：总之，公民大会能够促成更具雄心的气候决策，尽管此类结果仍然罕见，并且仅出现在政治领导力和权力委托较强并由此产生公众压力的地方。研究人员推测，实现公民大会的全部潜力可能需要赋予其更大的制度性权力，确保其可见性，并减少对仍受政党政治、媒体景观和选举激励约束的民选政治家的依赖。然而，这将要求就构成合法代议制民主的制度和机制展开更广泛的社会辩论。
